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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比史学更真实?
2016-04-25 15:45:28
李开元

文学和史学,谁更真实?

文学所追求的极致是美,史学以求真为自己的最高目标。为了美,文学可以大胆地虚构,对于史学来说,虚构损害了真。不过,有哲学家并不这样看。亚里士多德有一个说法,诗比历史更真实,他所说的诗,就是文学。因为历史所记述的,是已经发生了的事情,文学所描述的,是可能发生的事情,可能发生的事情比已经发生了的事情更本质、更富有哲学意义,也就更真实。

世间流传这样一个故事。1663 年,伽利略接受宗教裁判,正式宣布放弃地球围绕太阳转动的日心说。据说,他当时嘀咕道:“但它(地球)确实转动。”这句话,至今找不到证据加以证明。这个故事,作为历史事实或许是假的,但是,它真实地刻画了伽利略在被迫放弃自己观点时的主观立场,具有逻辑的真实性。在本书中,我详细地叙述了侯生说服项羽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侯生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以透彻的人情利害分析,成功地说服了项羽接受刘邦的和议,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释放了被扣押在军中做人质的太公和吕后,成就了一桩历史上罕见的外交伟业。侯公说项羽这件事情,史书有记载,寥寥数语,侯公如何说项羽的详情,史书没有记载,是一段空白。我的叙述是为了填补历史的空白。

李开元

多年以来,不管是历史学家还是文学家,都面临历史空白的困惑:对历史上肯定有过而史书没有记载的事情,究竟是沉默不语,用严谨和慎重将其束之高阁,还是打破沉默,用推测和想象将其构筑出来?

在写作本书的上部《秦崩——从秦始皇到刘邦》时,我力求打通文史哲,师法司马迁,力求用优美动人的文笔,用追寻往事的感触和踏勘古迹的体验,复活两千年前的那一段历史。在追求真实的叙述中,我曾经尝试用推测性的构筑,去填补历史记载的空白,写成“戏水之战的秘密”,结果是赞否两论,毁誉参半。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再一次面临同样的困惑。有幸的是,在叙述到侯公说项羽的时候,我得到两位伟大先辈的支持,一位是宋代的苏东坡,一位是明代的王世贞。苏东坡读史,有感于侯生说项羽的详情失载,曾经撰写《代侯公说项羽辞》一文,纵横驰骋想象,有节有度叙述,堪称补史的名文。王世贞著有《短长说》上下篇,其中有侯生说项羽的篇章,也是匠心独运,构思巧妙。我读二位先贤,心灵相通之余,仍有意犹未尽之感,于是活用两篇侯公说项羽辞,再次复活了侯公说项羽的详情。

苏东坡大气明朗,自述撰写《代侯公说项羽辞》的动机说:“侯公之辩,过陆生矣,而史阙其所以说羽之辞,遂探其事情以补之,作《代侯公说项羽辞》。”这句话说,侯生游说项羽的言辞,远远超过陆贾了。但是,史书没有将他如何说动项羽的详情记载下来,于是我探讨此事的事理情由,将其补充出来。清楚明确,他是有感于历史记载的空白,于是探讨当时的历史形势,基于相关的历史事实作合理的推测而构筑成文,宛若历史研究的文学叙述表达。

王世贞精巧曲折,他景仰司马迁,模仿《史记》撰写当代史传,他也景仰苏东坡,学习苏东坡为《史记》补白。不过,由于补白太多,他不便于直说,于是借助托古的方式,声称补白的文字出于地下。他为《短长说》作序说:“耕于齐之野者,地坟,得大篆竹书一帙,曰短长。其文无足取,其事则时时与史抵牾云。……录之以佐稗官。”这句话说,在山东地区,有人在耕地的时候,从隆起的土地中得到竹简一函,用大篆书写,篇题为《短长》。文字无甚可取之处,所记的事情也常常与史书的记载不同。……我将这些竹书文字整理记录下来,以供史官参考。

《短长说》这部书,肯定不是出土文献而是王世贞的编撰。不过,这部书的内容,绝非天马行空的胡编乱造,而是在史书记载的空白点上,运用间接的材料,基于已知史实,做合理的推测和构筑。这部书从史料学的角度上看,无疑是伪书。不过,这部书从文学的角度上看,是拟古文的佳作;从史学的角度上看,相当逼近历史的真实;从哲学上看,具有逻辑的真实性。我曾经将历史学的知识结构概括为“3 N”的世界,史实是第一历史,史料是第二历史,史书是第三历史,之外是N 个延伸的历史。毫无疑问,在这个“3 N”的历史世界中,史料最接近史实,不过,它的欠缺是低视野,仍须用推想去与广阔的史实连接。在史料的空白处,合理的推测和构筑,应当是逼近历史真实的有力武器。

得到了这种认识以后,我在本书中较多地选用了《短长说》的内容,比如第四章第五节“范增之死”,讲述了临死前的范增接受占卜师的询问,极力为项羽的种种行为辩护,唯独对于项羽指使部下杀害义帝的事情不作回答,讳莫如深,似有难言之隐。这件事情,是王世贞构筑的一个历史故事。这个故事,作为历史事实或许是假的,但是,它真实地反映了范增被项羽猜忌出局的原因,他在对待义帝的态度上与项氏家族不一致。这个构筑的故事,具有相当的逻辑真实性。这个构筑的历史故事,比《史记》所记载的陈平使反间计,用不同待遇迷惑楚国使者的故事更接近历史的真实。所以,我在本书中抛弃了《史记》的故事而使用了《短长说》的故事,并且将苏东坡和我自己的意见附在后面,既是采用这个故事的根据,也是对这段历史的重新解读。往事留下的信息往往是只言片语。史料少于史实,是历史学的一个永恒的困境,特别是古代史,更是万劫不复的陷阱。历史学家面对如此困境时,在发现新史料的努力和幸运之外,或许也需要拓展自己的方法和思路。

眼下,我呈现给读者的这本书,既是复活往事的历史叙述,也是连接古今的纪实文学。通过这本书,我也想表达一种思想:

一切历史都是推想。有时候,文学比史学更真实。

*文章摘自《楚亡:从项羽到韩信》(三联书店20155月刊行)“序言:文学比史学更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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