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禹贡》的地理范围内，生息着五大族系。东方有东夷，包括莱夷、南夷、淮夷、东胡，它们分别和朝鲜、日本、肃慎（金人、满人）、蒙古系各族（鲜卑、蒙古）有关。北方有北狄、北戎、匈奴，狄又分赤狄、白狄，前者与鬼方有关，是突厥系各族的祖先，后者可能和周人有关，而北戎则可能与姞姓的鄂有关。

西方是氐羌、月氏、乌孙、姜戎，是藏羌系各族的祖先，还有可能与现将塞种人有关的猃狁。西南有巴、蜀和西南夷，南方则是百越、盘瓠种、百濮、缅濮，分别是壮侗系各族和苗瑶系各族的祖先，以及与东南亚种族有关。

这些族群生活在一起，就会产生“夷狄交侵”的历史现象，这在各种文明中都是历史常态。但是中国的夷夏之分是以中央和边缘为依据来划分的，谁占据中心谁就是华夏，谁属于四裔谁就是蛮夷，“所以我们都曾经是华夏，我们也都曾经是蛮夷。”

夏、商、周三代都以“中国”自居，说自己住在“禹迹”。“禹迹”是个以夏地为名的符号，其实代表的是夏、商、周融为一体的天下。当夏在中心时，商是蛮族，商为中心时，周是蛮族。当周为中心时，天下被重组，很多国族都迁离原地，用司马迁的话就是“子孙或在蛮夷，或在中国”。所以，李零提醒，任何一族，只要不在中心，都会被视为蛮夷，“夷夏之分，不在血缘，而在地域和文化。”

“任何文明中心都是被他们视为蛮夷戎狄的部族所包围，让他们羡慕嫉妒，吸引他们加入其中，不让加入，他们就会强行加入。所以我记得朱维铮先生跟我讲，‘先进难免挨打’，和我们常认为的不太一样。”李零说道。

两次大一统形成“中国”的基础

回到最早的“中国”这一争论，李零认为，龙山时代诗歌城市遍地开花、国家出现和中心形成的酝酿期，二里头文化才真正形成中心，而后商人从东部崛起，取代了这个中心，但西土仍在夏人控制范围之内，这说明夏、商、周不仅是前后相续的时间概念，同时也是并行的空间概念。周人完成了将夏、商、周三个空间板块一统。“中国”这个词，无论是传世文献，还是出土铭刻中，最早也只能追溯到西周时期。

正是在西周时期，中国历史、中国地理的轮廓才逐渐清晰。“中国是覆盖夏地、地和周地的大一统概念，这个概念在西周才有。”这也是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对西周大一统十分推崇的原因。

西周大一统对于中国这个概念，主要是中国地理上的大一统，而另一个重要的大一统——秦汉大一统则完成了制度上的大一统，这两次大一统是“中国”形成的基础。

在西周大一统完成后，古人发明了岳镇海渎作为九州也即空间中国的地标。五岳四海无需多言，五镇也是五大名山，即东镇沂山、西镇吴山、南镇会稽山、北镇医巫闾山，四渎是四条大河，分别是黄河、济水、长江和淮河。历代帝王巡行天下要在这些地方设庙，故有十八个庙来祭祀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