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的道路抉择》介绍

《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的道路抉择》

作者:金冲及   ISBN978-7-108-05596-5     定价48

作者简介

金冲及,1930年出生,男,上海市人。中共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专家,原中国史学会会长。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历任复旦大学团委书记、教务部副主任、教学科学部副主任,文物出版社总编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研究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员。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兼职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

内容简介

适逢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之际,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成长以及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历程在本书中均有全面的展示,是95年中国共产党人的心路剖析,是作者不间断思考和研究的总结。从《他们为什么选择了社会主义》到《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之初的行动纲领》按照时间顺序梳理了中国共产党每逢关键时刻的道路选择,尤其是从重大历史事件中折射出中国共产党产生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这是十三亿华夏儿女需要共同的抉择,忘本将意味着迷失方向。对八千九百万党员和广大的拥护者来说,本书是进行党性教育和爱党教育的最好读本。

有关书摘

红军之所以能在艰苦卓绝的长征中,战不垮,打不败,最根本的一条原因是,大家有着共同的理想和必胜的信念。红军战士有了共同的理想,就有了巨大的精神力量,有了明确的行动指南,就不怕任何艰难,不惜流血牺牲,表现出对党的一片赤诚。他们始终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顽强战斗,勇往直前,无坚不摧。

——张震讲话引之《伟大转折的起点:黎平会议》,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革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是复杂与麻烦的事情。不采取郑重的与谨慎的态度是决然不会成功的。……我们只要马虎一点,成千成万人的血就会因为我们的马虎而白流了。所以郑重与谨慎的态度,也就是对人民负责的态度。

——洛甫194552日在中共七大上的发言记录

如果你遇见这样的农民——他的一生都被人欺凌、被人鞭笞、被人辱骂,而且他的父亲把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痛苦感情都转移给了他。你真正把他作为一个人来对待,征求他的意见,让他投票选举地方政府,让他组织自己的警察和宪兵;给予他权力,让他决定自己应交纳多少赋税,让他自己决定是否减租减息。如果你做到了这一切,那么,这个农民就会变成一个具有奋斗目标的人。而且,为了保卫这个目标,他将同任何敌人——不管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进行殊死拼搏。如果你再给这个农民提供一支军队和一个政权,帮助他们耕种土地、收割庄稼,为他们消灭曾经强奸他妻子、糟蹋他母亲的日本鬼子,那么,他就必然会忠于这支军队,这个政府以及控制军队和政府的政党;必然会拥护这个政党,按照这个党给他指引的方向进行思考,并在很多情况下成为这个政党的积极参加者。

——[]西奥多•怀特和安娜•雅各布:《风暴遍全国》,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今天的成就,确实太不容易。无论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曾走过曲折的道路。这不奇怪,因为那是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在前进中遇到许多以往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新情况、新问题,不少人有时会感到困惑、甚至做出错误的判断是可以理解的。但中国共产党总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和人民的支持,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摸索出一条正确的新路来,胜利前进,这给我们留下宝贵的精神遗产。

——金冲及《从十二月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观念,就这样一步一步地深深镌刻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心中,成为党内公认的正路,形成全党新的传统。以后,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时期,它成为一种无形的衡量是非的行为准则。人们有时对事情会有各种不同看法,但最终只能以是否符合这些准则来判断什么是正确的、

什么是错误的。这是一份极端宝贵的精神遗产。尽管以后历史发展中还经历过种种困难和曲折,但如果没有遵义会议开始的这个根本变化和它产生的深远影响,就很难想象中国共产党能领导全国人民在此后几十年岁月里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

——金冲及《遵义会议:党的历史上的转折点》

三次“左倾”错误各有自己的特点:第一次错误是在波澜壮阔的大革命突然遭受惨重失败的情况下发生的,人们对革命为什么失败还没有完全理解,急于改变现状,进行近乎拼命的盲目蛮干。他们不顾主客观条件,只要哪里还留有一点革命力量,就要求在这些地方组织暴动,并且认为必须主要依靠工农民众的暴动,轻视革命军队的力量。第二次“左倾”错误是在革命走向复兴的条件下发生的。这种刚刚走向复兴的趋势,使他们好不容易才稍稍冷静下来的头脑又重新发热起来,以为早就期待着的直接革命形势已经到来。国民党各派军事势力之间空前规模的大战爆发,更使他们看作统治阶级已难再继续统治下去,是夺取全国胜利的极好机会。他们的目光主要仍放在几个大城市上,如武汉、南京、上海,认为这些城市对全国的号召力和影响最大,指望能以突然的行动,一举冲破国民党的高压而取得胜利。由于工农红军这时已形成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因此也要求红军向这些大城市进攻,但仍处在配合的地位。他们担心单靠这些力量还不足以取得全国胜利,又提出要求“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想以中国革命为起点,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第三次“左倾”错误是在“国际路线”的旗号下推行的,统治的时间最长。他们具有更加完备的理论形态,认为中国已具有不需要等待世界革命爆发而单独取得胜利的条件。怎样取得胜利呢?这时,城市工人运动的低落和工农红军的发展已成为越来越明显的事实,他们便越来越多地把重点放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方面来,认为中国已出现两个政权相对峙的局面,强调要实行红军和苏维埃政权的“正规性”,强调必须推行积极的进攻路线,认为现在已到了决战的时刻,在获得一省或几省首先取得胜利后,可以夺取全国的胜利。这三次“左倾”错误都以失败告终。

——金冲及《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三次“左倾”错误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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