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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温度感的台湾史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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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温度感的台湾史
2017-09-04 10:04:11

 

* 文章节选自《在台湾发现历史:岛屿的另一种凝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8:“自序”。 

 

  |  杨渡

  

 

  

  一九八三年秋天,阳明山上阳光灿烂,下午的山风开始有微微的凉意。

  

  我在图书馆里,把古老的《台湾民报》找出来,一大本一大本地抱着,到窗户边的桌子上,就着斜斜的光,一张一张地翻阅,一页一页地寻找,所有与文化活动、戏剧表演有关的报导,都不放过。

  

  报纸是如此的老旧,蒙着浓浓的一层灰尘。在窗户边的桌子上,老报纸翻开的瞬间,那些夹在内页里,沉埋了几十年的灰尘都飘了起来,一粒一粒,晶晶莹莹,像许多记忆的精灵,在空气中飞舞。

  

  古老的印刷字体,虽然被时间沉积得有些苍黄,微微模糊,依旧可以辨认。

  

……且时间迫切,又降雨连绵,不得已演剧终止,而变不下千人,其热心可嘉也。

翌夜七时起在妈祖宫内开该地有志者大恳亲会,定刻,会员不论何种职业,冒雨纷纷而来会者不下千人,着席后,先由陈煌氏叙礼,次会员五分间演说,来宾演说,余兴有奏乐文化剧(彰化留学生文化剧团一行)第一出演《社会阶级》,第二出演《良心的恋爱》,至十二时,剧毕,由周天启氏代表一行述谢,连太空氏吟诗以为告别,最后郭戊已氏述文化剧之精神为闭会辞。当演剧中有柳川巡查部长正式临监,而无持详细之脚本,对照取缔,亦能得平稳通过,可见当道之刁难证据充分也。

    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一日《台湾民报》

  

  即使隔了六十年的时空,那时代的反抗热情仍动人心弦:至十二时还未曾休息的演讲会,在纷纷雨中观看文化剧而不愿离去的上千双眼睛,如晶莹之光,在阳明山秋日的空中飞舞。

 

  一九八三年的台湾,台湾史研究依然是禁忌,我想做的“日据时期台湾戏剧运动”,只能靠着有限的资料,甚至从旧报纸中,拼拼凑凑,把无政府主义运动、黑色青年联盟、张维贤 、张深切等人的作品与行迹,依照时间,慢慢联结,构成一幅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台湾社会与文化运动的形貌。

 

  从秋天到冬天,整个过程虽然很艰辛,资料也难寻又敏感,但重新看见历史而展开的视野,寻找到台湾文化人心灵的知心感,以及了解自己的父祖之辈曾拥有如此丰富的文化内涵,曾参与如此深沉而壮烈的反抗运动,曾和日本的、世界的社会运动合流,一起脉动,那种看见而且触摸到父祖心灵的感觉,让我常常独自徘徊在阳明山的冬雨中,感到一种既温暖又孤独的欢喜。

  

  然而,麻烦也来了。我找不到指导教授。研究历史的学者是有的,但他们不知道戏剧运动要如何着手;研究戏剧的学者是有的,但以传统戏曲为主,与社会运动结合的戏剧研究,实未曾有过。几度碰壁后,终于有一位老师指点我说,有此开创气魄的学者,可能只有曾永义老师。所幸,在曾永义老师的指导下,我顺利通过论文和口试。

  

  一九八六年之后,环保运动卷起台湾社会运动的浪潮,随后的解除“戒严”、“本土化”,让台湾史与台湾研究成为显学。然而,一如历史所见证的,所有过度的压制一旦放开,就会反弹到对立的一面,直到力气耗尽,才会再平衡回来。由于“戒严”时代对台湾研究的压制,它果然走向反面,在“过度喧嚣的呐喊”中,台湾、台湾史、台湾文化、“台湾意识”逐渐变成一种反抗的政治符号,它不再是我最初在阳明山上所感受到的那种来自古老的情感与温暖,而是一种缺乏温度的、尖锐如剑的口号。

  

  我知道有些什么温暖的情感正在失落,永远也回不来了。

  

  

  任何历史,一旦变成政治符号,就失去了真实性;任何研究,一旦变成媚俗,千篇一律走到相同的结论,就失去了探究的乐趣;任何理念,一旦变成政治的召唤,就失去思想的独立,而只是动员的工具。台湾史的悲哀在于此。在“统独”言论霸权的争夺中,它不再是父祖的血脉故事,而是交锋的利剑。

  

  一旦成为利剑,即再无真实的考究,更遑论人性的理解,世情的悲悯,历史的宽容。可失去了宽容与理解,历史还有什么感动人的力量?

  

  例如,凯达格兰大道。当政者为了表示对威权的反抗,用“凯达格兰大道”取代“介寿路”。但凯达格兰人在北台湾的生命史,有人去关心吗?那个曾经和我们生活在这一片相同的土地上,只是和我们隔了百年时空的人群呐,为什么我们如此陌生?

  

  是以本书中,我特地选了《最后的凯达格兰人》为开篇,试着用文学的笔触,描述这个消失族群的历史。他们曾是北台湾最活跃的族群,像南岛语系的民族一样,几千年前,他们流浪而来,定居台湾,有着自己的传说和语言。直到大航海时代,来了许多汉族移民和欧洲人之后,他们逐渐失去生存空间;至清朝,终至于在山地住民与平地开垦汉族的夹缝中,艰难抉择。他们无由自主,打不过山上的住民,只能生存于平地,最后是“我族归顺清廷”,完全同化于汉族社会中。

 

  许多“台湾民族论”者喜欢用血统论来证明台湾是一个“新兴民族”,有别于汉族,以取得台湾“独立”的正当性。而其依据,即是移民来台的汉族,不分闽南人、客家人,以男性居多,必然与平埔人或先住民通婚,所以“有唐山公无唐山嬷”,以此显示通婚之后,台湾绝大多数人都有先住民血统。如此就不是纯种汉族。

  

  表面上看来它尊重了甚至认同了当地先住民的母系血统。但从凯达格兰人的立场来看,我们可以发现,汉族不仅娶了他们的女性,同化了凯达格兰人,连同他们的血统代表性都要据为己有,这样,就可以号称代表了台湾,拥有台湾。明明是一个后来移民者,却号称代表这个土地的原来主人;不仅霸占了土地,还要霸占他者的血统代表性,这未免太过分、太不厚道了吧!

  

  即使是美国人,那些欧洲来的移民后裔,也不敢声称他们是新兴民族,他们有美洲印第安人的血统,所以他们是美洲原来的主人,可以代表美洲的原住民族吧。

  

  写作这一篇故事,是为了向这片土地上,台湾原来的主人致意。虽然他们已经永远消失了,但生活在这土地上的我们,还是要存着深深的感念之心。

  

  

  在日据时期台湾文化运动时,我曾看见了台湾的反抗运动,不是孤立的,而是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全世界左翼运动风潮同步,包括文化启蒙、无政府主义运动、农民运动、共产主义运动等;但当时我最感到好奇的是,会员高达两万多人的“台湾农民组合”甚至和日本的劳动农民党、农民组合串联,互相支援,共同反抗日本右翼军国主义的压迫。但这些活生生的反抗,却很少在台湾史研究范畴之内。某些人更热衷于日本殖民统治“对台湾现代化的贡献”,或者“日本如何在台湾办了第一场博览会”“建了嘉南大圳”之类的。

  

  是直到二〇〇四年认识日据时代农民运动领袖简吉的公子——简明仁先生,通过简吉的经历,我才了解农民运动的完整历史。

  

  简吉,日据时期的农民组合创建者,组织起全台湾两万四千农民,齐力反抗日本殖民统治;在日本军国主义兴起而镇压社会运动后,他组织“赤色救援会”,协助坐牢的政治犯家属,继续抵抗,直到他也被捕入狱。光复之后,他参加三民主义青年团,维持政权轮替之时的台湾社会秩序,后来参与“二二八事件”,在嘉义组织“台湾自治联军”;“二二八”之后“潜行”于北台湾建立地下组织,反抗国民政府的统治。最后在恐怖时期被枪决。这整个贯穿台湾反抗史的过程,他全程参与。这大约是台湾人之中绝无仅有的一个。

  

  然而,历史总是冷酷中有温暖,杀伐中有人情,毁灭中有希望。即使是反抗者,也充满传奇的故事。

  

  日据时代农民运动的三大美人之一──简娥,她的父亲是西来庵事件的受害者,但她同父异母的哥哥却拯救了当时被杀的日本派出所所长的儿子,那个儿子,就是后来在“二二八事件”中被杀害于台南、示众数日而不得收尸的汤德章。汤德章的妈妈是台湾少数民族,所以姓汤。简娥与汤德章的命运交响曲,仿佛是台湾与日本命运交织的写照。那情感的纠葛,国仇家恨的交织,个人认同的彷徨,为理想牺牲之壮烈,其复杂的程度,是任何编剧本的人都难以想象的吧。

  

  每每念及于此,很难不掩卷叹息。

  

  

  当然,最复杂的是“二二八”。有关“二二八”的讨论,已被简化为外来政权的压迫、族群的冲突、军队的镇压、清乡的残杀……相关的真相已经很难冷静讨论,更麻烦的是它被去除了历史的脉络。

  

  例如:台湾光复当时的社会是一种什么样的面貌?当中华民国政府还未来临前,谁在维持社会秩序?在政权轮替之际的无政府状态下,台湾人从日本的军国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如何开始一种新的生活?被殖民五十年的台湾人懂得自主自治吗?那时的台湾人有没有对未来的梦想?

  

  如果不了解当时台湾社会,就无法理解为什么台湾会从光复初期的充满理想希望,迅速转变为幻灭失望的历程。本书中,我试图从一九四五年《台湾新报》的新闻报导,来重建一个真实而贴近庶民生活的面貌。

  

  然而,即使是隔了那么久的“旧闻”,当我看到日本被原子弹大轰炸的新闻时,那报导里对原子弹的全然无知,日本军方那种强自镇定的分析口气,都让人感到深深的悲悯。世间战争死亡之惨重,莫过于原子弹,而燃烧灼杀之残忍,亦莫过于原子弹。可死者却大多是日本百姓。那发动战争的日本天皇,可曾有一丝悲在政权转换之际,那人间的容颜真是最难得一见的人性真实。那一年的确是值得“深深凝视”的一年。

  

  然而,随之而来的“二二八事件”却是让台湾从欢欣走向沉默悲情的转捩点。有关“二二八”的研究早已汗牛充栋,但我后来发现,真正采访到当事人的报导非常少,反而各种以讹传讹的夸大描述特别多。

  

  因此,我做了纪录片《还原二二八》,以当事人的口述访问为主,重现当年场景。最难得的是访问到一个不可能的人:“二二八事件”的主角林江迈的女儿──林明珠。受访时她已七十多岁,回忆起和母亲在重庆北路一带卖香烟的童年往事,以及二月二十七日,事件爆发之际,她所见的一切,依然历历在目。这给了我们一个真实的现场“二二八”,那才是当时最真实的记忆。

  

  最不可思议的是,本该怀着被迫害的痛苦度过余生的林江迈,竟把她的女儿嫁给了陈诚的警卫队长,并且得到家族的祝福。这一对夫妻走过几十年岁月,患难与共,相扶相持,恩爱不渝,这大约是很多人所不知道的内幕吧。

  

  在这本书中,我试着从报告文学的角度,来刻画林江迈和她女儿的生命故事。这个故事特别的重要,原因在于:如果林江迈都可以抛弃恩怨,选择自己的人生,为什么后代的人还要怀抱着仇恨走下去呢?

 

  当然,要解除“二二八”的魔咒,最重要的仍是除去历史的断层,还原历史真相。

  

  它有三个功课:第一,要从台湾光复初期的社会结构、经济状况、政治光谱等来分析,了解光复初期两岸社会发展阶段的差距,才能看清“二二八”的结构性根源。第二,要了解日据时代社会运动的脉络,才能明白一九四五年光复后的台湾社会,也才能明白是谁在“二二八”之时起了领导的作用。第三,“二二八”之后,台湾社会如何演变,如此大的全面冲突事件,竟可以因为军队镇压而彻底消失吗?台湾人这么容易臣服而不反抗?

  

  如此一追溯,我们就会看见“二二八”镇压后,伴随着大陆社会主义革命而开展的地下反抗运动,是如何联结到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清乡,并影响后来的土地改革。现在,这个脉络大体被淡化甚至去除了,只剩下“外来政权压迫”这样的政治口号。但简化的口号对我们理解真正的历史是毫无帮助的。

  

  失去真实的历史,只剩下政治口号的对抗,这样的历史,怎么让我们向孩子交代?难道,我们还要孩子带着这种被欺骗的历史,被扭曲的心灵,去走向一个仇恨的未来?

 

  重编本书的时候,我总是想起小时候,祖母形容父亲的一个朋友说:“他做人有情有义,总是静静地来看望,时间久了,才知是‘有深缘’的人。 ”

  

  “有深缘”是一个微妙的台湾话。我已经很久未曾听到了。它形容一个人珍惜人情义理,交朋友久了,互相了解,才会有较深的缘分,这叫“深缘”。

  

  我所感受的台湾人台湾史,是有温度的,是父祖的生命与记忆。如此贴近,如此温暖,但它需要一点时间去了解,去疼惜。它不是冰冷的剑,是温暖的茶,是“深缘”。

  

 

 

《在台湾发现历史:岛屿的另一种凝视》

作者: 杨渡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年: 2017-8

ISBN: 9787108060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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