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女哲学家西蒙娜•韦依(1909—1943)只活了34岁，她有点自虐倾向：出身于富贵之家，从小受到比同龄人远远超前的教育，却极度自卑和自我厌弃。她不断投身各种共产主义运动，在肉体和精神上折磨自己。她平生只有两个偏爱，除了烟以外，就是爱穷人、工人、农民、流浪汉，没有文化或智力落后的人，弱势者和不幸者。对于知识分子而言，韦依走的太远了。为了更了解他们，她去工厂工作，参加西班牙内战。“关注是最稀有和纯粹的慷慨，”是韦依的名言。她钦佩马克思，但又质疑政府的合法性，呼吁取消政党……

企鹅人生系列最近出版了她的传记（《西蒙娜•韦伊》，[美]弗朗辛•杜•普莱西克斯•格雷著，三联书店2017年9月刊行），这本小传不仅追溯了西蒙娜•韦伊在宗教、哲学、政治、社会等方面复杂的思想演变历程，还追溯了她从享有特权的巴黎高师学生到工会组织者、社会活动家、哲学家的转变。她的思想尖锐、率直、坦诚，而作为读者，赞同还是拒斥都是次要的，更重要的在于去碰触这个“有待成熟的”伟大灵魂。

*本文原载2001年8月《纽约时报》书评版，转载自企鹅读书（ID：penguin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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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是件私事

作者  |  Laura Miller 

      翻译  |  帽子

1943年，当法国哲学家、社会活动家和神秘主义者，年仅三十四岁的西蒙娜韦伊在一家英国疗养院去世的时候，当局认为她死于自杀，而韦伊的朋友们表示反对。无可争辩的是，韦伊长年的节食习惯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她的早逝。她拒绝吃比留在法国的士兵和市民的配给更多的口粮。这一自我牺牲自然成了这桩迷案的重要部分，并和韦伊的作品一起被翻译成了英语。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可能是她在西方知识分子中最受追捧的高峰期，她成为了受压迫者反抗斗争的至高代表。她是个疯子，苏珊•桑塔格在1963年争辩道，无数次，“理智变成妥协、逃避和谎言”，“我们带着反感、怜悯和敬畏的复杂情绪远观着”的生活表象，自相矛盾地变成了“真相、理智、健康的赋予和生活品质的提高”。

西蒙娜（中）和她的学生们在罗阿讷

　　弗朗辛•普莱西克斯•格雷的《西蒙娜•韦伊》，是“企鹅人生”系列传记中的一本，作者在多个场合中表现出对于她的描写对象的恼怒，但都没有她笔下所透露出的如此明显“无数次让人想摇着她肩膀喊‘够啦，你这个被宠坏的丫头——别那么高高在上了！’”她追求纯真的愚顽让人恼怒，甚至让人同一严厉的批评家，诗人肯尼斯•雷克斯雷斯产生共鸣。雷克斯雷斯认为韦伊的文章《对根的需要》是“荒唐的废话”，她需要不谙世故的教区牧师之类的人给她来一剂“粗俗却神圣的轻浮”，告诉她该给自己的一把瘦骨头上添点肉，再去找个丈夫。格雷更珍视韦伊的工作，但仍旧视其为精神疾病，尤其是厌食症的产物。这与韦伊的老朋友西蒙娜•佩特雷蒙特的观点相去甚远。她作为第一位于1973年就出版了韦伊传记的作家，表达了她认为韦伊是圣人的想法。

《西蒙娜·韦依》英文版封面

这位引发各界褒贬不一的争议的女性，生于一个富裕而充满爱意的巴黎犹太人家庭。西蒙娜和哥哥安德烈都是神童，他们的童年游戏包括背诵让•拉辛剧作中的长句，用古希腊语交流和解微积分。她是哲学家阿兰的爱徒，进入巴黎高师求学，毕业后成为哲学教师。在她随后辗转于法国个城镇的教学生涯中，她发现自己常常同行政人员发生矛盾。因为她经常参与劳工抗议运动，喜欢与工人和无业游民公开往来，并且在同权威人士打交道时惯于举止粗暴。

西蒙娜和哥哥，法国数学家安德烈·韦依

由于不满于居住处的左派知识分子的理论，韦伊于1935年去工厂工作了一年，这段艰苦的经历使她深刻地感受到了自己的改变。尽管在政治上依旧活跃，但她越发对革命的前景感到失望，（她从来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分子，更偏向无政府的革命工团主义）并逐渐把精力转向反殖民主义和特定的反战主义（她反对法国介入西班牙内战，但希望亲自参与反法西斯斗争）。在此期间，还有几段对她有启示性的插曲，一次是在观看葡萄牙的一场宗教游行时，一次是在阿西西的一个小教堂，还有一次是在思考乔治•赫伯特的诗《圣爱》时。这三段插曲让她陷入了对基督教的信仰，并开始了另一段与罗马天主教会的纠葛。

尽管她最初主张绥靖政策，但她后来变成了战争的热心支持者，并开始加入抵抗运动。她和父母一道从纳粹手中飞往了马赛，最后到达美国。出于对回到法国的迫切之心，她寻到了一个“自由法国”的文书工作并得到了去往伦敦的通行证。在那里她自杀式的努力始终在敌后，而她的前线护士计划（被格雷善意地评为“荒唐”）也毫无进展。最终，消瘦，过度劳累，愤怒和悲痛困住了她，她被肺结核所打倒。

在这些艰难困苦中，她以一种犀利而充满激情的高度精炼的笔调为左翼杂志和自己撰稿（她本人的笔记摘录以《重负与神恩》为名出版）。她的敏锐判断（她是左派知识分子中第一个站出来谴责苏联的人）使她脱颖而出，她认为法国只有通过释放殖民证明自身的道德优越性才能打败敌人。不过尽管她高度重视正义和人权，任何正常人都不会愿意在她设计的社会里生活。举个例子，在她的社会里，作家会因为对她所崇拜的古希腊先哲的描述不当而受判罚。

　　与她简练的、警句式的行文正相反的，是她的个人生活，她的生活里满是乖张反复的精神劲头。除了她的饮食失调（格雷指出，这符合同时代作品中描写的，患有厌食症的女性的典型特征），她还有“对他人痛苦的异常接受力”和“培养自己受苦能力的强烈倾向”。她“害怕所有形式的性接触”，“她的衣服像是来自衣衫褴褛的士兵或是穷苦的修道士”。由于营养不良和偏头痛带来的痛苦，这无疑加重了她的禁食倾向，还有生理上的缺陷——她的手很小，且无力，她自然而然地认为，只有艰苦的体力劳动才是掌握社会和精神真知的唯一方法。她对自己能胜任男人的工作的独断导致了一连串巴基特•基顿式电影般的灾难——劳作的时候把一个农民的耕犁弄翻，去往西班牙前线练习使用步枪，在营地里来回徘徊的时候一脚踏进了滚烫的油锅，最终不得不被送回家。

1936年，西蒙娜去西班牙参加反内战的活动后回国

二战期间，韦伊对受苦的狂热愈演愈烈。一次，她去拜访一个农民朋友，她拒绝睡为自己准备的床，坚持要睡在地上，并要求要住到几里外的破茅舍里去。这位朋友后来指出，韦伊意识不到，她在“为了完成自己格外以自我为中心的离群隐遁的使命”时，强加于他人身上的麻烦。她就像是舞台剧作中受虐狂的综合体——对自己的思维进程保持控制。这么一个二战期间怀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法国犹太人，却在试图受迫害的尝试中完完全全地失败了。不带任何宗教思想地被抚养长大，却对犹太教怀有极其粗暴的反感。她斥责《旧约》中上帝的不公和残暴以及犹太人自认的“上帝的选民”的排他性。格雷认为她的这种偏见让人非常恼火。尤其是韦伊针对维希政府禁止公立学校雇佣犹太人的法令给教育部长写去了一封模棱两可的信件，格雷对此持有坚定的反对态度。尽管佩特雷蒙特认为此信是对当时存在的对犹太人偏见的讽刺和破解，格雷却认为这是韦伊在自我厌恶下将自己孤立的行为。

　　尽管格雷时不时被她那才华横溢又神经质的描写对象搞得大为光火，你也很难去责怪她。她用一些韦伊的崇拜者还有一些批评家对其作品的评价，为这本引人入胜的传记作结尾——似是无法确定自己对韦伊的评价。从被追捧为圣人到被视为精神病患者乍看好像是名声大跌，但这些对韦伊的批判并没有正确地评价她。无视她的笨手笨脚和古怪思维，她经常同艰苦劳作的工人群众交往——“她是我的座上宾”，一位接受过韦伊帮助的渔民说，这可能才是对韦伊性格的更好的证明。他们对韦伊非常友善，说来甚至有些荒唐可笑，他们对待韦伊像是对待一件圣物，她带出他们身上最好的一面。熟知且喜爱韦伊的小说家乔治•巴塔耶，把她比喻为“堂吉诃德”，这可能是对她最恰当的评价。但对韦伊来说，敌人才是真实的，而她手中的长矛是虚构的。

《西蒙娜·韦伊》

[美] 弗朗辛·杜·普莱西克斯·格雷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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