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来源：澎湃新闻

 

 

　　“十里八村”是我们在谈及乡村社会时常常会用到的一个习惯性表达，这个俗语并非实指具体多大的地理范围或是多少村落，而是用以表达邻近的村落和村民。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大概不会过多思考：为什么是“十里八村”？在传统时代的中国乡村社会，“十里八村”是如何产生的？近期，三联书店出版了《十里八村：近代山西乡村社会地理研究》，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韩茂莉在这本新著中关注的核心问题就是“十里八村”。

 

韩茂莉教授曾受学于历史地理大家史念海、侯仁之先生，在中国历史农业地理领域深耕多年，农业、农村始终未曾离开过她的视野。1998年前后，韩教授参与了法国远东学院针对山西水利管理的研究项目，并赴山西、陕西等地进行调查和乡间访谈。在考察过程中，“十里八村”进入了韩教授的视野中，她开始思考村民是如何认识外部世界的，他所认识的这个外部世界到底有多大？这是一个具有鲜明地理学性质的问题。

 

乡村，不是传统史家的关注对象。乡村社会和村民的日常生活，在历史书写中似乎因其“自在”的状态而被人忽略。在此之下，如何讨论“十里八村”这样一个乡村社会地理问题？在迎来巨大冲击和变革的近代，以山西展开的这个研究，对于那个时代下的中国广大地区，抑或之于传统中国社会意味着什么？近期，澎湃新闻就相关问题采访了韩茂莉教授。

 

 

《十里八村：近代山西乡村社会地理研究》 韩茂莉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11月刊行

 

 

 

 

 

 

　　澎湃新闻：传统时代的乡村社会中一个村民所能认识到的世界有多大？最基本的一个层次，我想是老师提到的从“炕头”到“地头”这样的一个地理范围。您长期从事中国农业地理的研究，在您看来，传统时代农业生产的区域差异会使得一个普通农民的认知空间有什么不同？

 

韩茂莉：“十里八村”是我这个研究中涉及的核心问题，十里八村并非行制，属于村民自然而然构建的生活空间与交往空间，这一范围内不仅存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互有关联的村际交往，也是村民直接认知的世界，所谓“直接”，不是听来的，而是脚踏实地看到的，这个范围大约在一日往返距离之内。

 

传统社会农民直接认知空间可分为三个圈层，第一为本村，这是以家庭为核心，以村落为依托的生活圈；第二为农田，以最远耕作距离为半径构成生产圈；第三为社交，村民的社交活动主要有前往集市的商品交易、婚姻、祭祀几种形式，其中通过集市交易构成的社会交往范围奠定了所有其他活动的基础，其他活动建立的空间关系大多叠加在集市交易范围之上，这一圈层为社交圈。从“炕头”到“地头”仅是村民直接认知空间的第一、第二个圈层从属的范围，但这是乡村生活的核心。

 

中国地域辽阔，环境复杂多样，不同地理环境与社会环境下，村民直接认知世界的范围并不相同，即使山西一省，内部差异也很大。一首民歌《人说山西好地方》唱道：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站在那高处望上一望，你看那汾河的水呀，哗啦啦啦流过我的小村旁。山西省东西两侧分别是太行与吕梁山，中部为汾河谷地。环境影响社会经济发展，总的来讲，村民的认知范围，平原地区大于山区，商品经济活跃的地方大于商品经济弱的地方，交通条件好的地方大于闭塞的地方。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平原地区尤其太湖平原等地，人多地少，直接导致村民第一、第二圈层缩小，但由于人口压力，提升土地利用率与复种指数，加大经济作物的种植力度，这些举措导致农民剩余产品尤其商品性产品增加，推动农民走向市场，拓展了农民商品交易范围，即社交圈的扩展。山西各县村民交易范围基本都在一日往返路程之内，江浙一带大力发展经济作物的地方却有例外，茅盾《春蚕》中的主人老通宝，为了出售自己的蚕茧，被迫前往二三百里以外的无锡，往返大约用了6天时间，就是这样的事例。老通宝的故事令人堵心，但这堵心的故事中却透出地理信息。

 

 

澎湃新闻：从农业生产进而延伸到集市贸易、婚姻、庙会等乡村社会空间，而这些空间基本就在“十里八村”的范围内，这让我想到了施坚雅在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谈到的“基层市场”。

 

韩茂莉：首先，施坚雅针对中国市场的研究，几乎没有理论创新，仅在克列斯塔勒、廖什的理论上引入了中国事例。但这样的研究思路与方法有别于中国学者的传统研究，不仅让中国学术界耳目一新，也同样成为讨论问题的一个思考点。而我在这里谈论的主题是传统社会村民认知世界的整体空间与途径，虽然其中涉及到乡村集市与村民交易，但谈论的核心却不仅仅是市场，集市只是村民认知世界的一个途径。我关心的核心问题是“十里八村”，所以，我不会局限于克列斯塔勒、廖什，更不会套用施坚雅。

 

 

　　澎湃新闻：“十里八村”在风云变革的近代依旧没什么变化，是什么使得这一“传统”如此稳固？

 

韩茂莉：我在这个研究中关注的时段是近三百年，这个时间段正处于新旧转换时期。伴随19世纪中期列强入侵与西学东渐，中国社会面临巨大的冲击，沿海沿江一带不仅出现近代工业，乡村土地利用与农作物种植结构也表现出对应性的变化，经济作物的优势逐渐突出。但这并不意味着普天之下都有着同步的变化，广大内地乡村依然保持传统农业社会的基本生活、生产方式。其中的根本原因，沿海沿江地区走出传统束缚，在于近代工业对于原材料的需求，以及大量非农人口对农产品的需求，转型、转产不仅改变了这里村民维持生计的途径，也改变了人们的观念。而失去两个需求推动的内地农民，只能将生计依然维系在不动产性质的土地上，维持在以粮食生产为主的物产上。变革，需要完整的链条，农民的产品缺少出口，自然也不会拥有入口，传统的稳固在于链条的缺失。

 

你所说的“传统”何以稳固的原因，我在书中有这样的表述：“传统农业社会的村民，一为社会与经济力量的驱使，另一则受社会组织的裹挟。”前者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两个维持”，以及由此产生的行为方式与社会意识；后者指乡里这类乡村基层管理组织的建立。建立乡村管理组织的目的在于催缴赋税、维护治安，但这一切更多地取决于官方的需求，而不是村民的意愿，因此归属哪乡哪里具有裹挟性质。但空间上怎样裹挟，在于相知相识，即在十里八村之间。

 

 

澎湃新闻：您对山西乡村研究的介入，最初是从水权与空间问题切入的。“争水”是一个社会性很强的问题，呈现了乡村社会的很多层面，一个重要问题是，谁来主持“分水”？谁有资格成为“分水”的主事者？

 

韩茂莉：无论南北，灌溉均是农业生产中的大事，因此“争水”普遍存在于乡村社会中。谁来“分水”？涉及到的核心问题在于资源转换与权益维护，不仅山西，对于中国多数省区而言“分水”中存在的资源转换与权益维护，均表现为地缘与血缘关系双重特征，具有“分水”资格的人则兼具两重利益的代表者。

 

“分水”存在渠道管理之中，渠道上、中、下游不同渠段的权益完全不同，上游是水资源的拥有者，渠道工程完成后，属于上游的水资源转为全渠的共享资源，作为交换条件，中下游承担了修渠费用与人工劳役。但水自上游流出，为了保障中下游的权益，不仅存在自下而上的灌溉顺序，而且作为渠道的管理者——渠长，必须出自中下游，此时的渠长作为地缘权益的代表，重在维护权益最容易受到侵害的中下游灌区。当渠水依照灌溉顺序流入灌区以及民户的土地，此时的权益从整个渠道转向每个用水民户，谁有资格作为渠长，监督各个用户？于是有了渠长出自中上户的规定，此时渠长成为血缘家族或家庭的代表者，中上户在水渠兴工中通过高于其他户的预付资本，赢得了出任渠长的资格，同时也在任期保全了家族的利益。

 

灌溉是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的生命之源，兼具中下游与中上户双重身份的渠长，有资格主持“分水”，在于他们是地缘与血缘两重利益的代表者。

 

 

澎湃新闻：您提出：乡村精英的产生取决于预付资本。何谓“预付资本”？宗族强盛的传统南方乡村社会相比，是否相同？

 

韩茂莉：中国古代任命官员最低级别通常至县一级，县以下乡村的管理者不属于朝廷命官，无论闾里乡亭，这些管理者产生于乡间村民之中，失去命官这一朝廷代理者的身份，乡间管理者即乡村精英如何产生？又如何获得左右乡里的权威？

 

总的来看，乡间的精英非能即财，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自然拥有支配乡里的权威，获得这份权威的途径在于预付资本。从经济学角度解释预付资本，这是指投资者用来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为了获利而预先垫付的资本。投资者把资本预付出去时，是为了重新得到它，并且获得比预付资本更多的货币额。乡间精英的预付资本虽然与经济学的概念并不完全一致，但预先投入，带来日后利益这一点却是共同的。

 

乡村社会精英人物预付资本的表现形式各不相同，以开渠引水为例，开渠兴工之初投资出力，无论人力物力，投入多的均会在水渠修成之后，凭借先期贡献，在保证自家田亩灌溉的前提下，赢得了水渠灌区管理的话语权；同样与水渠相关，无论为赢取分水比例而下锅捞钱，还是置身械斗慷慨赴死，乃至为保全灌渠利益对簿公堂，这些拼死之举同样赢得预付资本。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可以概括上述两种预付资本获取的形式。

 

乡间社会具有话语权的还存在另一类人物，即宗族中族长，仔细追寻，族长地位的获取同样与预付资本相关，这份预付资本在于，族长的先人对一宗、一族的繁衍拥有创造之功，依嫡长子继承序列，宗族之内成员自然需要礼拜当世的族长，若没有当今族长祖宗的祖宗，就不会存在现今的儿孙之辈。无论预付资本表现为哪一种形式，乡间社会精英人物身份的获取，均与此相关。

 

乡村精英身份的获取资格——预付资本，无论南北均具有相似性。

 

 

澎湃新闻：您也提到华北农村宗族势力弱，但并不意味着它是无足轻重的。您怎么看传统社会中宗族势力“南盛北衰”的情形？

 

韩茂莉：宗族势力在中国传统中，无论南北，原本都拥有重要的一席，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南盛北衰”，其中的关键原因在于地理。宗族势力形成之初，在于聚族自保，自保的需求对于南方各姓氏更有必要。中国历次人口南迁，迁至南方的大族，面对当地土著，必须聚族自保。尤其闽浙等地以丘陵山地为主的地理环境，为聚族而居创造了条件，保全且延续了宗族势力。北方各家族虽然也存在自保的需求，但开阔的平原，以及频繁的战乱，很难保障聚族而居，宗族不存在，宗族势力自然衰落。

 

在中国历史整体进程中，存在宗族势力的“南盛北衰”，但无论南北，宗族势力的变化都不会影响村民认知世界的空间范围，因为村民的根基是脚下的土地，土地的不动性如同被牵动的风筝，无关风筝想到哪里去，线决定着它飞多高、多远。

 

最后，需要谈谈这本书的意义，年轻时候就知道一个命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历史中的经济基础是农业，农业的生产者是农民，了解农民有助于认识中国文化的特质。且农民与乡村原本属于被历史忽略的角落，帝王、名臣、制度，始终成为历史记载与讨论的主流，将学术研究伸入村民的生活，并且提出以地理学为核心，面对乡村社会，科学且完整的理论体系，是《十里八村——近代山西乡村社会地理》突出的学术价值。《十里八村——近代山西乡村社会地理》讨论的是山西，但对于传统农业阶段的各地乡村，几乎具有普遍意义，因此这项研究的价值不仅在于山西，而是那个时代中国的大多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