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来源：南方都市报（6月24日，AA09）

文 | 何频

拿到新面世的《鼏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50万字的大书沉甸甸。郑州、洛阳、偃师，豫西、河内和晋南等等，这些地方与我生活的居住地和老家都不远。太史公《夏本纪第二》记大禹治水：“禹行自冀州始。冀州：既载壶口，治梁及岐。既脩太原，至于岳阳。覃怀致功，至于衡漳。”孔安国曰：“覃怀，近河地名。”郑玄曰：“怀县属河内。”《史记索隐》按：“河内有怀县，今验地无名‘覃’者，盖‘覃怀’二字或当时共为一地之名。”总而言之，按太史公的说法，夏禹或夏朝历史与我的先人有关。清雍正九年，各地按照朝廷统一要求上报方志备案，怀庆府知事曰祁英者，旋将康熙版《怀庆府志》略加增删，书名耍了个小把戏—上报为《覃怀志》即是。

《鼏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

孙庆伟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3

　　故而这些年夏商周断代工程，难免引起我看热闹的兴趣。“在以传世文献为本位的夏王朝始年的推定上，公元前2000年是一个便于记忆的年数。”(许宏《何以中国》)以公元前2000年为节点，开始计算夏朝的话，至今的大数正是4000年。彼时已有相当的远古文明发生在我的老家周围，大大增加了家国自豪感。

　　孙庆伟新著开门见山，先把《史记》和司马迁关于夏朝的传说和纪年，从逻辑顺序上进行编年重排，凡太史公缺失的，根据《史记》之后的文献和陆续发现的考古资料，予以补充连缀。如此这般，详细充实了夏代的王世、积年、都邑、族氏和重大史事，算是资料长编吧，从而为探索夏代和夏文化作了必要的抑或更合理的资料谱系。以司马迁为主，今本《竹书记年》为辅，以此绘出一幅文字编年的新图景。在这个筐子和框架内，来分布和重新组合排列太史公之后，一直到当下的出土遗迹与文献文物资料，实可谓用心良苦。这实际上，是全盘认定和肯定了《史记·夏本纪第二》，认为它“实际是一部夏朝断代史。”可严格说起来，从原始人洪荒时代直到甲骨文为代表的商代，漫长的历史类似后人导演的早期演电影的“默片”— 不是不说话，就是说了，说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并没有文字记载。原本司马迁所处的西汉，远离夏商已千年，何况司马迁也没有见过甲骨文。连孔子都感慨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尽管顾颉刚当年发动“疑古”是有道理的，可有道是“风水轮流转”，刻下则由邹衡、李伯谦等等回到了李济和徐旭生，实则回到了司马迁。

　　夏朝一定是有的吗？那在龙山文化晚期与商代文明早期，该如何区分、区别并识断出夏朝遗迹，推出其具体的历史头绪来呢？

　　这些年不间断地发掘，考古人将属于二里头文化的核心器物群予以区分，有陶器、青铜器和玉器。许宏列举二里头出土的陶器达2000余件。孙庆伟将之核心器物确定为14种，即炊器、食器、酒器和盛储器。《最早的中国》里有一页彩图，四张图附带说明：“迄今为止二里头遗址出土的10余件青铜容器中，除了一件鼎，均为仿造陶器制作而成的酒器。”但这一只圆鼎，不似礼器，看着更像当时的炊食器。

　　孙庆伟说夏王朝的诞生，有一双标志性事件：一是“铸鼎象物”，一是“禹锡玄圭”。九鼎彰显君权，玄圭突出神权。固然二里头虽然没有出土铜方鼎，但是出土有不止一件的陶方鼎，虽然它“器形很小，近似于明器，但其造型和纹饰却可以让我们遐想当时的铜方鼎，甚至九鼎。”据统计，各地出土的二里头和二里岗文化时期的陶方鼎已经多达50余件，方鼎之流行，由此可见一斑。

　　而“禹锡玄圭”是夏朝礼制确立的标志。而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玄圭在中原腹心地区的兴起及其大幅扩张实际上揭示了夏王朝的建立，这类器物开始盛行的年代是确定夏文化上限的重要指标。”

　　“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是夏文化。”有了邹衡这个大前提，比较有看头的是，晋南和豫西诸遗址—东下冯和三里桥、二里头及陶寺之间的关系，南进还是北上？唐晓峰推测，是东下冯人翻越中条山和黄河，南下到达豫西河洛地区，这样才有了二里头。如果尧舜禹排列先后无误，陶寺既然断为“尧都”，东下冯和二里头承接，便符合先后顺序。但许宏看法相反—二里头人，夏之族人为了河东晋南的铜矿石和食盐，毅然过河，并翻山越岭北上。而“陶寺保守，南不过中条山。”就出土陶器特征而言，不少人觉得把东下冯晚期遗存归为河南龙山文化三里桥(陕县)类型更合适，于是孙庆伟说：“反观三里桥类型，虽然迄今为止尚未发现一处成规模的大型遗址，更未见能与陶寺、周家庄遗址相比肩者，但三里桥类型不仅跨越了黄河，占据了垣曲盆地，并翻越了中条山进入运城盆地，夏县东下冯遗址更是直接揳入陶寺文化的腹心地带。”孙庆伟和许宏二人于此貌似一致。讲到“二里头文化的分期与测年”一节，孙庆伟直言不讳说二里头文化的测年反复—碳十四测年研究大体经过了三个阶段，即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前，断代工程中间，和断代工程之后。最终进行拟合的结论是，二里头遗址存在四种文化—河南龙山文化、新砦期、二里头期，又至二里岗期。这四种文化之间“地层关系清楚，先后顺序无间断而连续。”而二里岗文化不可能是最早起的商代文化。二里头文化在时间上跨越了夏代中、晚期和商代早期。邹衡关于“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是夏文化”的结论是这样论定的。但同志尚需努力— 孙著又说：“在给出目前结论的条件下，仍然存在着一定的探讨空间。”也即，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的碳十四测定，也不可能是最终结论。：“有关二里头文化年代问题的讨论远未结束，上述年代数据仅供参考。”孙庆伟补充说。

　　百年之间，学术的钟摆稳当当又回来了。继大部头的《追迹三代》问世之后，新编教科书式的《鼏宅禹迹：夏代信史的重建》接着出版，此书问世和国务院新闻办举行“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成果发布会”几乎同步。好风凭借力。看得见的未来，地理范围依然是晋南豫西一带，若非类似陶寺与二里头遗址新的考古发掘爆出大热门，那么，理论上的夏朝历史就这样被宣布了。平心想一想，就是在所谓的断代工程之前，其实，我们一直也没有否认传说和夏商周的历史。通用的、家喻户晓的《新华字典》所附《我国历代纪元简表》，和《现代汉语词典》所附《我国历代纪元表》是这样，更专业一些的如翦伯赞主编的《中外历史年表》从前2550年开始记载黄帝，前2297年开始记载尧，前2179年记载舜，前2140年记载禹……已经言之凿凿了。“牢记学科使命，重建夏代信史”，是孙庆伟著作的结束语。这也代表了当下考古人和教书人、文博工作者的使命，是把夏代的传说变成故事尽量说圆满。他的前言有意思，《人人争说夏文化是不严肃的》。为什么“上穷碧落下黄泉”而找不到夏朝？正是由于探索夏文化和夏朝的方法出了偏差，故而骑驴找驴，对明摆着的包含于龙山文化晚期夏朝的遗迹等等视而不见。孙庆伟此书，是纠偏之作，也是再阐释之作。“夏文化不是没有发现，而是用什么方法去辨认它。”邹衡如是说。

安金槐当年考证出郑州是商代仲丁建都的隞都所在。好多年了，围绕着郑州城东路古商城遗址，建有名为“隞墟”的一个仿古院落。而与之临近的紫荆山公园，亦曰隞墟旧地之一。曾几何时，邹衡发表《论汤都郑亳及其前后的迁徙》，犀利地断出郑州商城非隞都，而是商朝第一帝商汤所建之亳都，郑州已有3600年城市史。于是，二三十年来，郑州系第八大古都已成定论。郑州也于2011年启动大规模商城遗址保护措施，就着被“腰斩”而颓废的古商城遗址，几处加固并新起“版筑”之夯土城墙，树起亳都郑州“商代亳都都城遗址”纪念碑或纪念墙。然而，经过连年修地铁而大修之后的紫荆山公园，依旧按照隞都旧地说作公园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