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代信史之争:孙庆伟VS许宏

 

  关于夏文化、夏商分界的论战,参与人数和发表学说之多,历时日之长,讨论之热烈,都远超其他学术课题,构成奇特景观。文献记载的夏朝约为公元前2070~前1600年,在时间和空间上与考古发现的二里头文化(最新测年数据1750BC1530BC)部分重叠。这个时代属考古学上的“原史”(proto-history)阶段,即史前时代与信史时代中间的一段时期,指在一种文明还没有发展出自己的书写系统时,被外部其他文明以其文字所记载的时期。目前,只在出土的陶器和骨器上发现一些可能与文字有关的刻划符号,还没有形成像殷墟甲骨文那样成熟的文字系统。有些学者认为这些符号是传说中夏的文字,有些学者却不认为他们能够代表一个文字系统。

 

2018422日三联·新知大会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庆伟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就“夏代信史之争”展开了讨论。身为二里头队长的许宏一直持“有条件的不可知论”,“只要考古发掘没有像殷墟甲骨文那样的文字铁证出土,二里头到底姓夏还是姓商或者姓其他,都没有定论。”孙庆伟认为过于依赖王陵、文字等偶然性的发现,“是把学科建立在偶然性的基础之上,这实际上偏离了考古学探讨问题的轨道。”孙庆伟主张“历史语境下的考古学”研究方法,既从传世文献的角度详细考察夏代的王世、积年、都邑、族氏和重大史事,又用“文化比较法”重点对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龙山时代诸遗存和二里头文化进行梳理和分析,在此基础上论证夏代的信史地位。

 

* 文章据孙庆伟、许宏在三联·新知大会上的演讲实录整理。

 

 

 

 

 

夏代信史的考古学证据

 

| 孙庆伟

 

 

关于古史的态度问题,我确实是属于信古派,很多人知道我马上在三联出版一本书,就叫《鼏宅禹迹》。“鼏宅禹迹”是从秦公簋中出来的,现在收藏在国家博物馆。虽然春秋时期的秦国还是一个弱国,可是他们对周文化心乡往之,他们在鼓吹自己祖先历史的时候就讲他们是受天命,“丕显朕皇祖受天命,鼏宅禹责,十有二公,在帝之坏,严恭夤天命,保业厥秦,赫事蛮夏。”我这里就用了《鼏宅禹迹》这样个书名。实际上这代表了春秋时期的人认为“夏”不但是存在的,而且代表了早期王朝的正统性。

 

 

 

秦公簋(民国初年甘肃礼县出土)

 

 

  宋代出土的器物叔夷钟五,讲成唐(汤)受命伐夏,占领了夏禹的版图。“虩虩成唐,有严在帝所,敷受天命,剪伐夏嗣,败厥灵师。伊小臣惟辅,咸有九州,处禹之堵。”这与“鼏宅禹责”是一个意思不同的说法。

 

 

 

叔夷钟五(宣和五年-1132年临淄出土)

 

 

所以王国维当年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从《诗经》里面引了大量的语句,也有类似的表述,只不过是有人认为出土文献不可考,实际上这都是约定俗成的说法,没有人有异议。《左传》《国语》《尚书》中都有夏代的史料,《左传》引了《夏书》十五条,《国语》也有十几条,我们看到的《尧典》等都与夏代的历史有直接的关系。

 

  更直接眼见为实的证据就是保利博物馆收藏的燹公盨,这在《夏本纪》中也有记载,“命诸侯百姓与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不同的文本中有相同的表述。一般来讲是为王某年某月某时因某事做某器,唯独燹公盨就没有。这和我们今天看到的《尚书》的篇章是非常接近的。

 

 

 

燹公盨

 

 

可是从近代以来,我们都知道因为疑古学派的出现,所以对夏代的存在与否有了很大的争议,我们举顾颉刚先生和陈梦家先生。顾颉刚先生不怀疑夏代的存在,而是怀疑大禹和夏的关系问题,“知在殷商以前确有此一朝代也;……禹究竟与夏人是否有血统上之关系,又属疑问。”他一辈子都没有怀疑夏代是否存在。倒是陈梦家先生,他说“夏世即商世;禹为商人之祖;夏商帝王名,多相重复。”夏代是商代构建出来的镜像。

 

北大的老前辈胡适先生疑古的态度,“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错也有高下之分,疑错显得水平高,信错显得水平低。今天来看我们觉得这很不胡适,或者说这不是真正的胡适。我个人非常尊重疑古派学者对中国近代史学的推动作用,今年是北大120周年校庆,我们也应该深刻地体会到五四青年是说了很多过头话,做了很多过头事的,那是在革命年代特殊年代应有的品质,所以我们看胡适说“在东周以前的历史是没有一个字可以信”的,他说“以后大部分也是不可靠的”。我想在座没有哪位朋友今天会依然持这种态度。

 

更重要的是近些年很多学者从考古学方面做了更系统的论述,可以举中外各一位学者。比如说艾兰教授,她出版过好几本早期中国的著作,她说商代有一个关于夏人的神话,而且是商代神话二元对立的反映,后来被周人转变为一种历史。从她的表述来看,夏代是被商周时期的人建构出来的,实际上这和陈梦家先生所说的建构是同出一辙的。

 

  许宏老师说,在没有夏当时的文字材料出现的情况下,作为一个王朝的夏的存在无法得到证明。可以概括为我不知道夏代是不是存在。

 

第二部分,我想和大家简单回顾一下到底有没有通过考古学的方法解决夏的问题,我们要看看过去将近几十年来考古学都是怎么样来研究夏这个问题的。可以概括为夏都法和夏墟法。

 

首先我们要想考古学是研究什么的,我想以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的一句话来说明考古学研究的对象。他虽然不是考古学科班出身,但他清楚地认识到,除了刻字甲骨、刻花骨片和白陶这些精美器物之外,殷墟的“基本材料仍是那极多极平常的陶片、兽骨等”“在这种材料上我们希望能渐渐地建筑一部可靠的殷商末年小小的新史”,这是考古学赖以生存的基础。这是殷墟刚刚挖了两次,他说以那极多极平常的陶片、兽骨等来构建殷商末年小小的新史,而不是以甲骨文为基础构建殷商的历史。

 

真正探索夏代的是河南考古所的安金槐先生,他1975年的时候开始这项工作,投入“夏都法”,找到夏王朝都邑自然就找到了夏文化,这是很容易选的一条路。“目前探索夏代文化工作的重点,应当放在夏王朝奴隶制国家统治的核心区域,特别是应当首先放在文献记载和传说指出的夏王朝都邑所在地以及夏人的重要活动区域。……否则漫无边际地去寻找夏代文化,即使发现有早于商代而相当于夏代的文化遗物,也会因为没有文献资料的佐证,而难于确定其为夏代文化。”

 

  安先生找到了登封王城岗遗址,而且战国时期的时候出了陶文,写了阳城的传记,所以,安先生的运气也很好,真挖出一座龙山时代的城池,他说这就是禹都的阳城,这不就找到了夏文化了吗?问题就解决了。但这只是问题的开始。

 

 

登封王城岗遗址与禹都阳城

 

 

比安先生更早的是著名的徐旭生先生,他一直有一个梦,就是找到夏文化。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想通过具体的考古实践解决夏文化的问题,1959年他获得了这个机会,去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搞考古调查,早早地拟定了方法,从夏人的活动范围,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夏墟,通过文化之间同异的比较,解决夏文化的问题,所以这种方法我称之为“夏墟法”,这不是通过一个点而是通过一个面来解决这个问题。他找到了二里头遗址,他本来是找夏墟的,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这是商汤的都城,那么距离夏也就一步之遥了,因为商灭了夏。

 

  可是有人出来搅局,就是北大的邹衡先生,他之前研究商文化,到了70年代的时候,对了夏文化的问题有了系统的认识,他在一次会议上提出了一种观点,他认为其他多数的学者都没有一种正确的方法,“从50年代末期开始,夏文化的探索者几乎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二里头文化。不过,他们大多数并没有重视徐旭生先生提出来的正确途径和方法,也没有人对二里头文化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直到70年代初期,还都主要从年代上考虑问题。”他认为这些论点几乎都没有经过周密的论证,只是为数不多的学者用简单的方式各抒己见而已。

 

我们分析夏都法,夏代都邑的范围早于早商文化的遗存就是文化。第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确定一处遗址是夏代都邑,第二是如何把夏文化和早商文化截然分开。比如说北京哪些是1949101日之前的,哪些是之后的。第三,早于早商的遗存就一定是夏文化吗?可能还有其他的氏族,早于早商的并不一定是夏代的,我想这是大家能理解的。

 

邹先生带着这样的问题,做了一条新的道路,也就是说实际上是完成了徐旭生没有做完的工作,就是用夏墟的方法。首先他确立了夏墟,他写的这篇文章《夏文化分布区域内有关夏人传说的地望考》,就是看夏人活动的范围有多大。然后他写了《试论夏文化》,主要是想区分夏和商文化的区别。仅仅区别夏商文化还是不够的,他又写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关于夏商时期北方地区诸邻境文化的初步探讨》,要考虑到其他考古文化和夏文化的不同。这就真正从学理上完成了徐旭生先生提出的,用文化之间统一的比较比出夏文化,而不是简单找出一个遗址,你认为这是夏都而挖出来不是。

 

  在这样的基础上,邹先生得出了一个结论,二里头文化遗址一至四期是夏文化。他用夏墟的方法,《试论夏文化》这一篇写了8万多字。同时期和他论证的其他学者的文章,基本上没有超过8000字的。为什么讨论一个问题,邹先生要花20万字而别人要花8千字呢?显然是研究方法是不一样的,周先生必然花费的笔墨要多。最后的理论是什么?实际上就归结到这两种器物上的区分,按照邹先生的结论是,左边的深腹罐代表了夏文化,右边的绳纹鬲就代表了商文化。第一,以鬲的出现为夏商文化的分界;第二,以鬲占主流的时段为夏商文化的分界。问题是,文化的演变是否与王朝的更迭同步?这个时段有多长?我们不知道。

 

 

深腹罐和绳纹鬲

 

 

  这两种方法都有缺陷性,夏都法过于依赖王陵、文字等铁证。殷墟是有天时地利人和,恰恰是找到了一堆甲骨文和王陵大家就想到了这是殷墟。反而是商代十几座都城,为什么只有一座是确定的呢?郑州商城等等都不确定呢,大家为什么不考虑一下这个问题?那是因为殷墟有它的特殊性,殷墟的模式是不可复制的,如果把考古学的判断建立在王陵和文字等铁证的基础上,是把学科的基础建立在偶然性的基础上,我认为这实际上偏离了考古学探讨问题的轨道。看起来夏墟法更科学,可是它难以解决夏文化的起点和终点的问题。夏王朝的起点和终点是绝对的年代,考古学是不能解决绝对年代的,所以我们试图通过陶器文化的改变来判断夏商分界,实际方法上来讲注定了此路不通。

 

正是考虑到了这些问题,我目前所能给出的药方是提倡在历史语境下的考古学研究。第一,是带着具体的历史问题来处理考古材料,或者说,考古材料的收集、整理和分析的具体方式是由问题决定的;第二,尽可能地在历史背景下理解考古材料,或者说,借助于文献记载等历史信息,有效地将考古材料转化上升为史料。下面我谈一下在夏文化的问题上是什么样历史语境下的考古学研究。

 

这本《鼏宅禹迹》我想解决的问题很简单,希望大家相信夏代是信史,如何从考古学辨析出夏文化。

 

我设置了这样的论证逻辑。第一章讲夏史考索,就是考察夏代的王世、积年,也就是历史背景。我们要了解夏文化首先要了解夏代的历史背景,要对历史框架有一个基本的了解。第二,在框架下理解考古遗存,这个考古遗存实际上把它分成两个部分,也就是说目前考古学家探讨夏文化的主要对象,一个是龙山时代的遗存,还有许宏老师讲的二里头文化的遗存。统计和分析的过程中我也感觉到以往存在的一些若干的方法上的瑕疵,我试图通过统一的标准,至少以一种方式来理解所有的遗存,解决我们在考古学文化判断标准不一主观性较强的缺陷。当然我也花了一点笔墨来论证为什么要选择龙山和二里头这样两个时段,这就回到了第一章考证的夏代的纪年,确保物质遗存的年代是器物是基本吻合的。同样我考证下的都邑是要了解夏代大致活动的范围,就要把所要分析的考古学遗存的区域纳入进来。

 

在前面分析的基础之上,来解读我所理解的夏文化。首先遇到了一个问题,也就是夏文化的内涵问题。第二,我们要解释为什么夏文化的开始是在河南龙山文化的晚期以及夏文化的结束是在二里头文化时期之末,这不是什么新观点但我试图用一种比较合乎逻辑的叙事方式来解决。第三,要解决夏文化的绝对年代的问题,将其转化为直观可视的一个考古现象,这是要靠运气的,有些是能解决的,有些是不能解决的。

 

下面我谈谈最终的几个认识,首先是夏人到底是谁的文化?我们今天所说的夏文化是夏鼐先生的一说,“夏文化是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二里头文化是争了几十年了,我认为更准确的表述应该是二里头文化可能是夏都文化,如果二里头文化确实是夏人的遗存,那么夏人在血统上也是多元的,夏实际上是一个政治的实体。我们要观察在这一个时期内,所谓的禹域,也就是夏代大致的地理范围,通过我对陶器文化的分析,我把它分成了三个核心区,对应若干不同的考古学文化。这些考古学文化,像煤山、王湾、造律台、后冈、三里桥构成了一个共性的文化圈,空间的分布上与夏王朝的核心控制区是基本重叠的。三个核心文化区的文化面貌依次存在着递减,实际上与《尚书·禹贡》所描述的五服的差异有某种巧合之处。

 

 

禹域内龙山时代文化大势

 

 

我认为所谓的夏文化在相当程度上是夷夏融合的产物,并不存在着血统纯正的夏文化,找一支特别纯的,我认为这个可能是不存在的。第二,族属与考古学文化有一定的关联性,这是探讨过的,但考古学文化完全是有可能超越血缘关系——同姓部族的物质文化未必相同(日用陶器尤甚),而异姓部族的文化则未必不同;华夷之辨,最根本的标准是文化,而非血缘。

 

  夏王朝的时间跨度,碳十四测年只是某种考古学文化的测年,而文化的始终并不与王朝的始终相重叠。解决夏文化上限和下限的问题,第一,要观察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背后一定有历史的动因,这个动因很有可能和王朝的兴衰有某种联系。第二,要注重重大历史事件对考古学文化带来的影响。比如说改革开放,我们马上衣服都变了。我们要通过重大历史事件对物质文化上变化的影响,借助这个来确定夏文化的上限或者是下限。假如说我们发掘出来一类具有王朝更迭意义的特殊的遗迹和遗物,比如说你要发现青天白日和五星红旗的对比,这你才知道新中国的建立应该不早于这个时间,而不是看那些与王朝更迭关系不明显的物质遗存,陶器恰恰是不明显的东西。比如这些玉器,我认为它是禹征三苗的遗物,这个物质遗存年代的下限就比较接近夏王朝的开始。还有一个是牙璋,我认为牙璋就是玄圭,这是夏王朝建立的标志性的东西,夏王朝的建立不能晚于玄圭扩散的年代。

 

 

玉器

 

牙璋与玄圭

 

 

考古学文化的变化,一定是跟人群的异动有关系的,这时期的区域大势,是在二里头和二里岗的交界的阶段,出现了城市建设的异动,在这个时期同时有几座城市布局改变了,有的重新做了城,比如说兴建了偃师山城,就是因为夏商王朝的更迭造成了政治势力平衡的改变,由此产生了城市变化的异动现象,这种建设的异动比陶器文化的变化更能说明夏商的分界在二里头和二里岗的交界之处。

 

我的判断是,夏商分界应该就在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和二里岗文化下层阶段(不排除两者略有重迭)这一时间节点上,二里头文化在主体上应属于夏文化。由此,河南龙山文化的煤山类型、王湾类型和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共同组成了完整的狭义夏文化。

 

 

 

 

 

夏代何以“信史”:考古学短长论

 

| 许宏

 

 

我作为一个考古学家,我说二里头很有可能夏,极有可能夏,但我不能说它是夏,不能出一块甲骨我就说是夏,从这个意义来讲,我同意孙庆伟老师的观点,人人争议夏文化是不严肃的,因为关于夏的讨论是非常严肃的,但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每个人都有权利争议夏文化,可是怎么来看这个夏呢?我想,我们还是从学术史的角度回归逻辑、学理甚至是常识,和大家一起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这是我今天大致的想法。

 

我们要说学术史大家都知道,从上个世纪初期的“古史辨”和疑古派史学,尽管有对它不满的议论,但显然疑古派荡涤了以往在中国古史问题上的疑云,为新生的考古学开辟了道路。前些年我们学界有走出疑古时代的呼吁,但有没有疑古时代?怎么走出?如果走出往哪儿去,回到信古吗?比如说孙庆伟老师强调可信,是说西周时期提到了禹,可是燹公盨里面没有提夏,大量地提到夏的是战国到汉代的文献。但请大家想一想,那只是战国到汉代的人,他们眼中的夏,我没法直接对应于当时在夏具体的史实,这点应该是非常好理解的,战国到汉代距离夏多长时间?如果是春秋的话还可以说几百年,到汉代的后期已经超过一千年了,相当于我们看宋代。我们比我们的后人更多地了解宋代吗?如果宋代也有新的出土文献的话,我们对宋的了解并不一定比我们的后代强。

 

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看整个学界基本上有这样三大话语系统,第一就是文献本位(传说本位),一直以来就有,从司马迁甚至是更早一点。另外就是整合模式的,“二重证据法”,把文献整合在一起的,现在在中国考古学中是属于主流地位的。第三是考古本位。三大阶段从时间上来看大体上有一个前后,但不是说完全对立的。

 

我们还是回到文本来看,二重证据法是王国维先生提的,是通过地下出土的甲骨文和存世的本纪对应上才使得殷墟成为信史,但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就把二重证据法扩展为不带文字的地下出土的资料,要么是三重证据法,是不是进入了未知的状态,也就是说究竟是可以确立为信史还是说就是毛估估?这是一个问题。

 

  我们看王国维先生当时是怎么说的,“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是纸上之材料和地下之新材料,这两个都是文字材料。正因为是由于证明了殷周的存在,所以王国维先生非常乐观地说,“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这种由此之可信得出彼之可信的推论方式得到广泛的认可,成为夏文化探索和夏商分界研究的认识前提。

 

所谓的传说时代和信史时代分界在哪儿?考古学时代划分上有这样的概念,史前Pre-history—原史Proto-history—历史History,而原史和历史的概念区分是在于文字的有无。以前的中国考古学界基本上不接受三分法的,就是史前加历史。本人认为应该从晚商甲骨文出现开始才能被称为信史,之前的记载文字不足以自证王朝的划分。如果不认可三分法的话,光是两分法,应该是往上还是往下,二里头是史前还是历史时期?如果从文本的角度来说,肯定是史前,因为当时没有文字,有当时的文字出来能跟传世的文献对照起来的,才能叫信史,不管国家是不是有这个王朝了,这是两个概念。

 

 

安阳出土的商朝刻辞卜骨

 

 

我们的前辈是怎么界定的,那时候没有提原史的时期,也就是信史和传说时代,我们看徐旭生先生70多年前的话,“我国,从现在的历史发展看,只有到殷墟时代,才能算作进入狭义的历史时代。此前约一千余年,文献中还保存一些传说,年代不很可考,我们只能把它叫作传说时代。”到现在为止我们有没有什么考古学证据来否定徐旭生先生这句话。

 

夏鼐先生60年代对二里头、二里岗和安阳的描述,我们看看。1952年在郑州二里岗发现了比安阳小屯为早的殷商遗存,后来在郑州洛达庙和偃师二里头等地,又发现了比二里岗更早的文化遗存。”这相当确切地表述了当时直至今日考古学所能得出的最大限度的结论。

 

 

 

这个表可以从学理上看,我们认为在中国考古学或者是上古史领域存在着两大话语系统,最初各是各的,考古学的话语系统以小地名命名的,不同的文化和时代,这两大话语系统什么时候才能没有异议的契合,只能是殷墟,因为甲骨文出来了。之前企图把两大话语系统合二为一、对号入座式的研究,只能推论出来,几十年来争论不休的东西,为什么没法儿成为信史就是这个问题。我要依照我的考虑,夏商周三代以商为界,商王朝在信史和原始这个时代之间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前半段二里岗还没有到信史时期,殷墟进入了信史时代。一切关于夏甚至是商早期的认知,都是晚于1000年的汉代的人的认识,而且认识完全不一致,《春秋》《左传》《淮南子》《史记》都是各说各的,没有大体上的框架。

 

我们的问题是夏文化可以讨论吗?当然可以,但如果没有当时的内证性的文字材料出土,夏文化问题可以解决吗?根本不可能解决。我们争论了几十年,孙庆伟教授最近出的书(《鼏宅禹迹》)里面有大量的论证,是非常好的资料,我们一直在争论,关于夏的中心区域,关于什么是夏文化有一个大体一致的认识吗?当一个问题众说纷纭久议不绝的时候,是不是要考虑方法论的问题,这些是我们必须要加以严肃思考的问题。

 

夏鼐先生在1977年对夏文化的定义:“夏文化应该是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后来改成是夏代王族及其他族广义的夏文化所建立的文化,像这样的概念,甚至是绝大部分的学者都是属于考古学文化的反超,这是一群物的总和而不是一个人群的总和,当代人类学和民族学都告诉我们,族属的认同是主观的认同而不是取决于他做了什么东西。孙老师刚才也做了分析,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和之后大茶缸子是不是需要换的问题,统统都讲到了。

 

2010年是夏鼐先生诞辰100周年,那天的纪念文章中只有我的是一分为二的,名字叫《大师与情结》,我们看夏先生当时对夏文化的定义是不是可以说就决定了相关讨论的结果,这是根本不可能有结论的结局。几大遗址都有两种和两种以上的可能性的推测,这种能够讲史吗?右下角这一点,也就是说殷墟是独一无二的是排他的,因为甲骨文出来了,这就是原史和信史的最大的差别。

 

 

 

  学术史以前提到了,有学者总结到北京大学是郑亳说的大本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是西亳说的大本营,主战场在河南。那时候我们的前辈,上个世纪下半叶我们的前辈大量地争论,一个认识的基础是我是正确的,你是错误的,我是科学的你是非科学的,我是真你是谬。到现在为止我和孙老师已经不这么看问题了,这是学科和社会极大的进步。现在争论的焦点已经到了可知论,我说以往的都是可知论内部的内证,而现在是以许宏为代表的少数人的有条件的不可知论。不是说许宏和历史虚无主义不认可夏的存在,而夏的存在不能证真也不能证伪,就二里头而言我说它极有可能是夏,最有可能是夏,但我坚决不同意已经可以肯定它是夏差别就在这儿。

 

  这是夏鼐先生情结的另一个力证,他70年代已经高度自信地作为基本材料的简报的题目上明确了说它是早商,后来这个又被否定了,但否定的理由是不是有考古学的铁证?没有,统统都没有,都没有超出推论和假说的范畴。可以看几十年来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上千篇文章一直在议论这个东西,为什么一直没有结果?这是二里头一号宫殿的屋顶,当学者都普遍地认为它是商的时候,殷人重屋,而二里头是属于夏文化,他们的屋顶都变成了单檐的,结果被忽悠过来忽悠过去,这是最基本的样态。

  

 

二里头1号宫殿基址的复原

  1号基址为商汤宫室说前提:依《考工记》“殷人四阿重屋”,复原为重檐的形式(杨鸿勋 1987

1号基址为夏王宫室说前提:《考工记》指出“殷人重屋”,即“重屋”为殷人所特有的。也就是说,夏王的宫殿还只是单檐四坡顶。(杨鸿勋 2001

 

 

以前大家议论得比较多的是内部的争论,他们是不是有极大的相同点,他们都认为至少有一条是信史,都认为在甲骨文那样的文字材料出来之前是可以指定某一个考古遗存是这个夏王朝的,只不过他们指的那个信史是哪个遗址不同而已,这是整体思路上。如果朋友们不研究这个会觉得“贵圈很乱”,中国有一句老话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们看主流的观点没到三十年,十五年到二十年左右就忽悠过来忽悠过去的,现在的主流观点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吗?人们不禁要问,邹衡先生秉持的真理力排众议做了一个搅局者,他的老话真的过时了吗?

 

还有一个是先信还是先疑,总是觉得信史的信来自于信念的信,我们要做来自于共同信念的概念,这个怎么看?从傅斯年先生开始,一直到邹衡先生,大家对中国古典文献保持大体相同的态度,我们这么丰富的文献不能不用,大家看共同信念是否是考古学者自己说的,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信念,只有外国人不信。所以中国学者更有可能来解决这样的问题。也有本人这样偏轴的,认为还是应该先疑,疑者疑之,不疑则无当代之学问。我们有各种不同的声音。

 

再往深看,这就说到了考古学学科短长的问题,考古学擅长那种对历史文化发展进程的长程观察,考古学不擅长具体历史人物、具体历史事件和不擅长的东西的把握,如果把不擅长的东西当做擅长的话,我们是扬长避短还是扬短避长?我们放一下学人语录,看看特定的一些思考。

 

“由狭义史学观影响,考古发掘热衷于寻找与王统有关的遗迹和遗物。以复原王统历史为目的的研究造成了古代遗迹遗物作为科研资源的重大浪费。”这是唐际根老师的提法,有没有一定的道理是不是值得反思。我们再看看张光直先生在80年代的时候怎么说的,“中国考古学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醉心于把器物类型学和以文献为中心的历史编纂学相结合的一门学科。”陈星灿老师怎么说的,“对于古史传说采取信史的态度,把某一次迁徙、某一次战争甚至某一个人物同某一些考古文化之间的类同现象、某一个城址甚至墓葬等同起来,事实上根本无助于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发展和中国史前史的重建。”

 

我个人也有这样的考虑,考古学肯定是擅长文化的DNA,但我们不擅长的恰恰是狭义史学的东西。陈淳老师访谈的提法,“中国考古学在起步阶段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证经补史上。经过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当代考古学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虽然研究的目的与历史学相同,但是这两门学科无论从研究材料,还是从理论方法上都有很大的区别,提炼的信息也完全不同。这两门学科只能在各自擅长的领域发挥作用,从而实现信息互补,而不宜再以传统的‘二重证据法’将两类材料进行简单对应和互证。”考古学和历史文献学是两门学科,应该充分意识到这样的学科定位,然后才能走好路。说到学科定位,我个人跟孙老师都是一样的,我认为中国考古学由于历史背景、文献传统,中国考古学和历史学不是兄弟学科,中国考古学和文献史学是兄弟学科,他们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方法和手段共同贡献于大历史的建构。可是在具体的究竟应该是分进合击,还是全力整合,这是每个学者的不同。

 

最近中国考古学界一个话题,我们的学科在转型,转型并没有得到共识,而只是一部分学者的呼吁,就是从以物质文化史为主的阶段转为社会考古的新时代。我们所做的探索是不是要转型,把主要精力逐渐从证经补史的那套话语体系中,转向以形态为契机的社会考古的探究,这是我们的变化。

 

最后我个人想做一个前瞻性的呼吁,从中国青铜器时代考古的角度来说,是不是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更擅长的一些研究方向上来。而同时中国考古学也是世界考古学的一部分,总体来看,中国考古学和世界考古学相比理论和方法上有相当的距离,要有这样的定位才使得我们可以逐渐地从全球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中国早期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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