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 | 辛德勇

 

* 本文据辛德勇教授7月21日北京读者见面会演讲实录整理。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在这么酷热的夏天到这里来给我支持。刚才张龙先生已经讲了，《海昏侯刘贺》这本书出版之后，我接下来做了一些跟刘贺或者刘贺墓出土的文物相关的一些问题的论证。这些论证已经发表的成果，主要体现在《海昏侯新论》这本书中。

 

我自己兴趣有点乱，我关心的问题比在这本小书里体现出来的还要多一些，但学术研究是一个艰辛的历程，就是你有一个想法并不重要，如何把你对历史问题的思考，通过一个艰辛、细致、非常符合学术规范的努力把它论证出来，这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这个原因，就是我想到的问题和我在这本《海昏侯新论》里已经表述出来的东西其实是有很大差距的，就是很多问题我现在思考过，还想做研究，但是一时顾不过来做研究。在这里发表的是我相对来说考虑的比较成熟的一些想法。当然了，海昏侯刘贺墓的发现是一个横空出世的重大考古发现，就意味着我们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横亘在我们面前。

 

我们一般稍微了解一点中国古代考古或者历史文化的朋友都会知道，汉代是以它的厚葬闻名于世的，我说汉代是指西汉，这种厚葬是耗尽无数小民的民脂民膏造成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历史就是在这样的历程中走过来的，通过这种当权者、富贵者，他们利用他们占有社会的资源，他们厚葬的结果，给我们留下一些可以凭借的资料，我们可以从中入手，更好地了解那个社会，它不一定合理，但是在目前情况下，它毕竟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些资料。

 

正是本着这样一些思索，我介入了海昏侯刘贺墓这个重大历史发现的研究当中。我自己的学术研究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我学习的学科是中国历史地理学，是很狭小的一个、很偏颇的一个辅助学科领域，和它的主流有很大距离。但是，如果认真地对待学术你就会发现，不管是从哪一个方向，哪一个视角切入历史，你只要真心对待历史，探讨它，它会不约而同从不同方向介入一个历史的本质。正因为这样，我很偶尔介入海昏侯刘贺的研究，提出了一点想法，但是我非常感谢包括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朋友、社会大众的鼓舞和支持，我的研究虽然做得并不理想，但是，《海昏侯刘贺》这本书出版以后社会各个方面给予我很大的支持和鼓舞。这种支持和鼓舞给了我很大信心，所以后来又做了一些很专门的专题研究，主要发表的东西就体现在《海昏侯新论》里面。

 

 

北京读者见面会现场

 

 

具体跟各位谈一下《海昏侯新论》这本书，对有一些《海昏侯刘贺》里边已经提出到的问题，在那本书限于体例一些原因我不能展开的东西稍微展开了，这里包括为什么刘贺的后期不能说他去世的原因，就是被篪夺皇位之后，病是什么病，我推测可能是一种类风湿。还有一些是在《海昏侯刘贺》基础上进一步展开的研究，两项我感觉比较重要的。

 

一个是海昏侯刘贺墓园平面布局形态，它和西汉时期都城的平面布局形态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我关心很久的问题。我算77届的本科大学生，但是77级在1978年春天入学的，我入学之后在1978年2月到西安到陕西师范大学跟随我的导师，全国最最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学习历史地理学，我的硕士论文是汉唐期间长安城的交通结构。虽然只是交通，但是我在那个时期对西汉，包括隋唐时期的长安城的很多问题非常关心。其中有一些涉及到中国古代或者说历史地理学，或者说这种城市历史地理非常关键的问题，我一直思考。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古代都城的平面布局形态。就是考虑二层楼还是三层楼，俯瞰这个城市，平面那些设施怎样布局。

 

可能是2016年，第一次去海昏侯刘贺墓的文物在北京首都博物馆展览的时候，我很少很少看文物展览，因为我不懂文物，我一般不去。但是这次我特别去了，我当时一看就非常激动，心潮澎湃，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看到了海昏侯刘贺墓的展览，他所展现的海昏侯刘贺墓那个墓园的平面布局形态。这个布局形态让我一下子向西北回望，想到西汉长安城的城市布局。西汉长安城的布局是研究中国历史地理学上，或者中国都邑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学术界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一派是以在西汉长安城做了多年考古工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前所长刘庆柱先生为代表的观点。另一派是以复旦大学杨宽教授为代表的观点。

 

杨宽教授认为，中国古代在西汉以前，它的都城的平面布局上，它注重西南角。就是把这些贵者、尊者，简单地说帝王，他的居地放在城市西南部分。但是刘庆柱先生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我们今天看到以北京故宫为代表的清代都邑以城市中轴线为划分，是一以贯之的，从上古一直持续到清代的。

 

 

明北京城平面布局示意图（侯仁之图）

 

 

我自己读研究生的时候比较倾向于认同杨宽先生的看法，但是，在这里面我们需要一些更具体的实证，这个实证就是现在我们网络流行语，叫实锤。大家知道中国的考古学家经常念叨一句话，叫做“视死如视生”，就是对待死人像对待活人一样的。这句话给我们的启发在哪儿呢？我们对待死人的墓园的平面布局，是按照活人在人世上布局的空间观念来理解的。就是我们只要大家学习历史，只要大家对历史文化感兴趣就会知道，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地区，历史文化是在时间的长河中逐渐演变的，没有自古以来的，自古以来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变化就是历史。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时间剖面上，任何一个点，只要把时间按照用刀切下来这个剖面上就代表着所有，但历史不是这样的，不是所有，是一个变化的过程。

 

　　都城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它是一个流动的过程。这个过程我们以前一直没有一个很好的材料证明它。今天的考古学家更多相信刘庆柱先生的观点，为什么？刘庆柱先生对汉代长安城做了几十年的研究，我当年是在西安读研究生，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刘庆柱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工作站的站长，刘庆柱先生对西汉，包括汉代以前西安附近地区的考古做了大量艰辛、细致的工作，成果巨大，给我们提供的贡献是巨大的。我们如果相信刘庆柱先生这种观点，我们就一定要排除以复旦大学已故的杨宽先生的观点。杨宽先生的观点是基于普通历史学者阅读大量的春秋战国以来的文献的基础上，对中国古代城市形态一个总结。今天如果我们广泛结合自从春秋战国以来，更早的时候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一些城市遗址看来，情况不那么简单，比较复杂。但是我们面对复杂的历史形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复杂的面貌呈现我们面前的时候，一个好的学者要能剥离开复杂纷纭变化的外在形态，抓住他本质的问题。今天我还认为杨宽先生非常卓越，他抓住了早期西周以来一直到春秋战国，不管是文献记载还是众多的考古发现，大多数城市的共同的规律，就是按照华夏文明的主导思想，他们重视西南。西南这个方位是贵者所居、尊者所居，这个问题我们一直没有更好的实际东西做验证，刘贺墓的发现，重要的意义就在这里，他第一次给我们一个非常具体的形态。各位朋友看一下，你们可能没有关心，刘贺的墓园考古学家做了巨大艰辛的努力，整个墓园从外围一点一点勘察，给我们完整揭示了西汉时期侯这一级的人他的墓园平面形态。大家注意，刘贺的墓在整个墓园的西南角。

 

 

海昏侯墓园平面示意图

 

 

　　这就告诉我们，按照考古学家经常念叨的口诀，叫“视死如视生”，就是刘贺墓之所以在西南角，和西汉长安城里汉高祖刘邦开始，那个最高的宫殿未央宫就在长安城的西南角。它不是偶然的。汉长安城的修建是复杂的过程，是一点一点先修宫殿，后修外郭城。我们通过刘贺墓的发掘证明不是偶然的，是强烈的社会观念，这个观念就是以西南为尊。我很多年以前一直关心这个问题，觉得这个问题大致经历变化过程，我们跳跃开中间的变化过程，我们会看到隋代的隋炀帝建立的大兴城，后代的长安城，城市的中心就是宫城，皇帝处理政务和居处的宫殿是在城市的从东西方向说最中间，南北方向说紧靠着外郭城的最北部。对比一下西汉长安城是历史性的剧变，这个剧变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中国古代主观的观念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是哪里呢？就是在西汉，或者西汉以前，包括秦始皇也是这样，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以后有时间详细展开。他的观念里是敬天的观念。在西南的方位，我们早晨的时候东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所以它偏西。晚上的时候要面对北辰，就是北极星，它所以偏南。偏西和偏南基于这样昼、夜两种不同形态，人世的君主对于上天、对于苍天的态度决定的，但是我们跨越中间的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到隋代以后发生的一个历史的剧变，他们的宫殿叫太极宫，有的殿叫紫宸殿，就是皇帝、老子以天自居了，由敬天到向子民，向我们草民宣誓他就是天。所以历史的区别，这个区别的过程中一直没有很好的资料向我们证明这一点，但是海昏侯刘贺的墓发现证明这一点，海昏侯刘贺的墓园的布局，刘贺的墓在西南部，可以很好地证明西汉长安城的城市结构不是偶然的，不是一个偶然的先修了未央宫，后修了长乐宫等等，是按照当时特定的人们共同遵奉的宇宙观念形成的。这就是这本《海昏侯新论》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西汉长安城平面布局示意图（据刘庆柱图改定）

 

 

这一点我不多说了，我跟大家说一下，有的时候学者们研究，我们一般的朋友不太接触历史研究的时候，更关心学者的广泛的、宏观的思考，这些东西大家不是深入研究历史的人更容易接受。但是，其实历史学研究很重要的时候，一个艰辛的论证过程，想到什么并不重要，就是如何把你想到的问题通过一些切实可靠的证据把它证明了，把它阐释出来，这个才是很困难的。

 

当然这个事情有的时候是一件良心的事情，就是在今天中国的社会，我更加强调这一点，一个学者，你享受着社会大众创造的财富，有社会各行各业的人直接从事于社会第一线的物质生产的活动，参与社会物质交流的活动，创造了社会财富，使社会有一小部分人有机会、有条件，可以充分思索，从事一个专门的学术研究，这是我们这些人的历史责任，我们应该提出一些更切实的东西。当然我做的并不好，但这个问题是一个问题。

 

另外我稍微说两句，我在这本《海昏侯新论》里谈到的另一个问题，就是马蹄金的问题。我一开始没有认为这是重要的问题。有的朋友看到央视的专题片我也出镜了，其实很不好意思，后来我跟制片的女士谈的时候，她跟我说叫马蹄金，我觉得不对，这是一个大问题。

 

金子是引起我们社会对海昏侯刘贺墓出土文物关注的很重要的一个介质，或者很重要的中介条件。这个问题引起大家浓厚的兴趣，海昏侯刘贺墓出现的金制品有很多很多，最引起大家注意的就是所谓马蹄金，还有另外一种跟它相似的叫麟趾金，这两个形式比较特别。西汉实行厚葬，后代的小民、草民活不下去的时候，穷则思变，总得想办法弄点东西，保留现在西汉时期的墓葬非常非常少，海昏侯刘贺墓非常偶然原因没有被盗，差一点就被盗过，考古学家就介入了，非常完整的墓葬我们看到了。

 

　　这个东西用马蹄金表述的话，就湮没了一个西汉中期历史上一个重大历史事实，就是本称应该叫做鸟蹄金，这个只是一个字的差别，实质意义完全不同。马蹄金就是普通的凡马，大家看到所有马一样的东西，但是如果叫做鸟蹄金以后完全不同了，鸟蹄金、鸟蹄翼，就是天马的蹄子。天马是什么我们谁都没有看着，现实不存在的，天上只有鸟，没有马，马一定在草地上跑的。但是对于汉武帝来说，叫做马蹄金还是鸟蹄金是完全不同的政治象征意义的。这个问题之所以要强调就在于我们认识古代的社会历史，甚至包括我们认识当今人类历史发展的话，有很多问题我们了解这点，我们就能理解，那些当权者，那些当政者他们为什么这样做。所以我们就会知道，叫马蹄金或者鸟蹄金是完全不同的。我没觉得这个问题是一个问题，后来因为做这个专题片，大家看到的专题片，那个制片参与的人她请我做采访的时候，当时采访问我的时候，我说不对的，它叫鸟蹄金。她说，我们一直叫马蹄金，我就明白了，包括海昏侯刘贺墓最初发掘的专家组的专家，指导的专家后期他们一直这样认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谈一下了。

 

 

海昏侯墓“马蹄金”、麟趾金出土现场

 

 

关于叫马蹄金或者鸟蹄金，政治背景并不复杂。我们大家关注历史文物的发现，历史文物的发现跟我们认识历史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就中国的历史，我们从今天看来，从很早很早就有系统的、完整的记录。这个系统和完整的记录基本是可靠的，是有一些问题我们需要重新认识，不需要重新认识，就不需要养活那么多历史学家了。但是，本质上来说，到今天为止，就是说从上个世纪开始到今天，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发现，可以从根本上颠覆传世文献的一种基本记载，这种传世文献指包括从《春秋》《左传》《史记》对历史的基本记载。所有的考古发现都会大大丰富和加深我们对历史文化的认识，它是一个很艰辛、很复杂的过程。我们只有抱着非常虔诚的态度，非常非常认真地努力，我们才可以对历史得出一些超越前代的更加深入的认识。

 

具体来说，涉及的马蹄金或者鸟蹄金的问题就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放到西汉中期的历史当中我们就会看到，叫马蹄金还是鸟蹄金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涉及到汉武帝本人他崇信阴阳术数，他利用阴阳术数为他政治服务的种种举动，这件事情很简单，大致在元鼎四年，一个河南南阳的老乡稀里糊涂把他发配到敦煌附近的地区做一个囚犯，一个刑徒，他自己当刑徒，劳改犯总是不太舒服的事情，就要想办法回南阳。南阳在当时是很富庶的地区，他想办法回去，一个偶然原因想到野马可以做文章。按照古生物学知识，中国今天的所谓的普世野马是中国野马灭绝之后重新引进的，中国自古以来在西域，包括河西走廊、新疆地区有野马，野马和家马是有一点区别的。他逮着一匹野马在水里生的，这个河南人脑子很聪敏，就报告汉武帝，抓住一匹在水里发现的马。正中了汉武帝的下怀，汉武帝说抓野马不太新奇，汉武帝要把它说成天马，天马我们唯一能看到的形象就是东汉甘肃武威出土的所谓马踏飞燕的形象，天马大概是这样的吧。和其它几个相近的所谓叫天瑞结合起来，其中一个就是同样汉武帝元鼎四年发现的，今天山西临汾后土祠那里发现的一个宝鼎，今天大家知道，那个地方水深土厚，春秋时期的晋国、战国时期的魏国，一定是古文物的发现，更早西周时期的鼎发现了，但是汉武帝说这个不是，说这个东西是赐的吉瑞，都是元鼎四年发现的，马也是这年，鼎也是这年，这个期间前后，泰山出现黄金了。自然出产的黄金，就是民间称的狗头金，天然巨大的金块出现了，也在汉武帝时期，大概是元鼎四年稍前一点时间，具体时间没有明确记载，就是汉武帝时期出现。三件事结合在一起，就铸造了一种叫麟趾金，像所谓麒麟的脚趾一样，有点斜坡的，像靴子一样。另外就是马蹄金或者我称为鸟蹄金这种东西，就是圆的。麟趾金是椭圆的，马蹄金就像马蹄的，鸟就是天马，我们称作鸟蹄金的时候才能体现出汉武帝中期一系列的政治介质。我们认识古代社会历史现实的时候，要依据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鸟蹄金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看得着摸着得的具体的东西。

 

大家知道秦始皇统一中国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大的变化，但是秦始皇以他血腥的暴政控制这个国家，带来社会强烈的不适和反抗。这个社会现状被接受，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调试时期，这个调试时期在我看来，从秦始皇二十六年一统天下之后持续到汉武帝太初元年之间，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复杂的一个历史调试时期。这个调试时期过程当中，我们刚才谈到的问题，汉武帝元鼎四年开始出现的所谓天马的问题，所谓宝鼎的问题等等，就是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重要的调试过程当中的重要因素。

 

刘贺墓地文物发现是一个巨大的发现，以江西的考古文物工作者杨军先生，我跟他见过，非常优秀的学者，他们做了非常非常好的工作，更加切实和具体，给社会公众提供了一个机缘。古代历史跟我们一般社会公众的距离并不遥远，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思考，我们作为专业的历史工作者怎样让历史回归社会大众。只要深入做研究，以一个合适的形式讲给社会大众，只要受过很好教育的很大一批人，甚至包括一部分高中毕业以上的朋友，大家是可以接受的。一个非常具体的契机，会引起我们的兴趣，让我们大家更加深入认识西汉中期汉武帝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什么巨大的历史变化。

 

　　关于鸟蹄金的问题，由于一个问题切入，它从学术角度来说比较复杂，从一个具体技术层面，是切入了中国古代从战国以来到秦汉时期，金币的形制的变化，外在形态，圆的还是方的，长的还是扁的形态变化。我自己一直没有研究，因为这个问题，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以麟趾金和鸟蹄金的特殊姿态就带着我们思考，我们一定考虑战国以来的金币的基本形态是怎样的形态。从这个角度出发，我在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史学家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至战国以来的金币的外在形态做了一个划分，这个划分跟传统以往的学者，刚才我提到的，不管是作为金币的货币的研究学者，经济史的研究学者，政治史的研究学者，我跟他们的看法有点不同。其中有一个东西，我跟大家一说大家就明白了，就是圆形的金币，传统的学者把小的和大的划分成两种形态，但是我一看就觉得，他俩是一样的。为什么？小的金币和大的之间他们差距是1/16，我们稍微年龄大点就知道，传统中国计量单位是16两为一斤的，就像人民币，一元是基本的主币，一角一分是辅币，1/16是它的16倍的主币的辅币。我本着这个角度做了一个类型的划分，就是战国以来，从发现金币最多的楚国，包括中原地区的韩国、卫国到秦国，这样一些金币体系重新做了一个划分。当然我不知道，这些古币研究专家或者经济史专家怎样看我的研究，我只希望通过自己的偶然的切入点和认识，给这个传统的货币研究提供一点我的思考，仅此而已。

 

　　其实做历史研究是一个很好玩儿的东西，它会带着你思考。你认识一个具体问题必须有一个总体背景为基础。稍微跟大家说大一点，我一直非常喜欢清代的乾隆时期的钱大新（音）的研究，不太了解人认为钱大新只懂做考据，只会做具体材料的比较，其实不是这样的。乾嘉时期的三流以下的学者或者末流学者，他们简单对比甲材料和乙材料，钱大新不是这样，他是对历史总体的状况充分有一个了解基础上，站在总体规律的前提下，克服总结具体的个别的一般的疑难问题。我自己一直非常喜欢钱大新先生这种研究，一直想效法其后努力做一点研究，如果说我这本《海昏侯新论》有一些在学术方法上有一些思索的话，就内在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很多年来我一直坚持的，就是我的工作是解决具体的问题，但是解决具体问题的前提是尽可能关照一个更加广阔的、更加普通的一般性背景，对一般性背景尽可能做了解的基础上，对个别的疑难问题提出我的看法。

 

　　谢谢大家！

 

 

 

 

 

 

《海昏侯新论》

辛德勇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6

ISBN: 9787108066206

 

 

 

《海昏侯刘贺》（精装版）

辛德勇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6

ISBN: 9787108066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