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原载《中国新闻周刊》（2022.3.21总第1036期）。

 

 

文 | 徐鹏远

 

　　“有时候很感慨，我这辈子真的就做了一件事，有时候不禁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我就是这么一个命。”临近黄昏的故宫，游人正陆续散去，宁静中，王军对自己做了这样一个总结。

 

　　这是他到故宫博物院任职研究员的第六年，此前他做了24年记者。三十年时间，两个截然不同的职业身份，却因为共同的主题“北京城”，构成了一条连贯始终的人生路径。

 

　　王军大学毕业分配进新华社北京分社的那一年，是1991年。那也是中国高速城市化的起点，作为建设在古都基底之上的首都，北京雄心勃勃地开启了对旧城的大规模拆迁改造。跑城建口的王军，就这样闯入了一个烟尘四起的时代工地中，从回眸五六十年代新首都建设的《城记》，到反思当代中国造城运动的《采访本上的城市》《拾年》，他努力记录着所有正在发生的变化，也思考和寻找着一座城市该有的理想样貌。眼见一间间老房子倒下、一片片旧胡同消失，他常常会陷入痛苦与愤怒中，最烦闷的时候，他总要去故宫看看，以“苍天在上，故宫还在”安慰疏解心中郁结。

 

　　2016年，王军调入了故宫博物院。向时任院长单霁翔报到那天，他明确提出自己的研究计划，他想钻研紫禁城的时空格局，进而解读北京城的价值。如今这个计划完成了第一步，刚刚出版的《尧风舜雨》，以对元大都建筑布局和阴阳法式的探究，揭开了古老空间富含的规划思想。接下来他还将沿着历史的脉络，继续去解开明清时期的北京城建密码，题目他已经想好了，就叫《紫禁城里的中国》。

 

　　“冥冥之中我觉得是老天爷交给我这个任务。”王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2017年，王军在四川理塘长青春科尔寺调查。 图/受访者提供

 

 

 

与生俱来的困惑

 

　　王军的童年成长于贵州矿区，四周被连绵不绝的大山环绕着。小时候，他经常牵着家里的小狗爬山玩，总在想山的另一边是不是有大草原、是不是有天安门。等到初中时终于爬到了山顶，才发现山的那边还是山。时过境迁的今天，他喜欢用“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洒脱来描述那种孤身立于群山之中的状态，可当初涌上心头的却只有无尽的孤独，那时的他只有一个念头——到北京读书。梦想最终照进了这个少年的现实，他如愿以偿地成为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87级的一名新生。

 

　　“那会儿对北京一无所知，北京老城是什么也不知道，到故宫逛，三大殿匾上的‘建极绥猷’‘允执厥中’‘皇建有极’，不知道啥意思。”回想起与北京初识的样子，王军用“野蛮”二字来形容自己。在他看来，那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困惑。“这套知识体系对我来说非常陌生。我还记得小时候住在工棚里，一睁眼就看到天花板上糊的报纸，那些大黑体的字看不懂。读书之后终于看懂了，把我吓死了，一串‘打’。所以我这代人实际上内心是很凄凉的，因为我们一睁眼看到的就是一个破碎的世界、打来打去的世界。年轻的时候读书，我们自己的文化被掏空了。”

 

　　文化启蒙上的先天不足，在日后持续地伴随着王军。1990年，北京作出在全市范围内进行危旧房改造的决定，此后十年完成了共计436万平方米的拆迁工作；2000年，一份五年改造300万平方米的计划再次发布，北京迎来了城市更新的又一波高潮。这是王军进入新闻行业以来始终专注的工作内容，同时也在他心底内化成了自觉。“我面对的是一个重大事件，就是北京城会不会从地球上被抹掉。我有义务把它记录下来，同时也特别想阻止这个事情的发生。”但每及深入阐述旧城价值与保护意义时，他总会囿于知识结构的不足。“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北京城的价值在哪里？”

 

　　似乎确如命中注定，时任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在这时给了王军一个机会。因为采访相识，王军与单霁翔多年来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2012年，单霁翔就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后，便提出把王军调到故宫搞研究的想法。不过王军没有马上答应，因为他心里还有一件事情要做。“我那会儿最担心的事，就是大家都买商品房，房价一下高起来了，有两个多亿的人没有房子住。怎么给他们解决住房的问题，我希望能够为国家提供建议。”

 

　　2015年，王军推出了《历史的峡口》，以宏观视角重新梳理自晚清到民国以至当代中国百余年的历史经验，提出了“重建地权，再造契约”的核心思考，希望借此可以推动更高层面对税制和土地制度的改革。而随着这本书的出版，王军三年前所说的心愿也终于了却，于是他回复单霁翔，自己可以去故宫报到了。

 

　　此后经年，王军一头扎进了古代营造制度及文化谱系的研究里。他谨遵故宫老院长张忠培的嘱咐，通读先秦两汉文献和涉及宫廷制度的考古报告，还自己加码看完了二十四史中所有与天文律历相关的内容。这些下过的功夫最终都体现在了新书《尧风舜雨》中，他以经学的钥匙机巧地打开了蕴藏在元大都空间里的时间编码与道统追求，继而理解了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作出的“胡汉之分，不在种族，而在文化”之论断，也理解了张忠培关于古代中国“从文化多元一体到国家一统多元”的观点。

 

 

 

《尧风舜雨：元大都规划思想与古代中国》（两册）

王军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1

ISBN：9787108070982

 

 

　　王军觉得，当年写《城记》，他的心灵得到复苏，如今写《尧风舜雨》，他则找到了文化上的根。“这本书对我太重要了，通过这本书的写作，我终于解决了与生俱来的困惑，终于觉得我真的是一个中国人。哪一天到天堂向陈寅恪先生报到，他说‘小家伙，你是一个中国人’，我就没有白活，就没有枉来这一世。”

 

 

 

尊奉太史之道

 

　　如今在《城记》的豆瓣页面上，依然可以见到这样的读者评论：“《城记》是那种读一会儿就胸闷鼻塞、不可能一气读完、但又万万放不下的书。”尽管王军一直称《尧风舜雨》也是用记者笔法写作的一本书，但就满篇的引文与注释来看，或许并不能算作适宜大众读者的选择。这有点像王军本人近些年给外界的感觉，因为《城记》而知道他的读者，已经很多年没怎么听到过他的消息了，他似乎完全告别了面向公共秉义直言的曾经，安坐宫墙内，埋首故纸堆。

 

　　不过，王军自己并不这么认为：“我没有放弃任何东西，我在为我以前所有的东西加持。”“中国古代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业祖，我的业祖是太史。太史就是新闻记者，君举必书，（而且）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和人事，知识体系是通的。所以我不认为我是转型，我干的都是一件事，尊奉太史之道。”他说。

 

　　历史上最有名的太史，自然是司马迁。在那篇传颂后世的《报任安书》中，他诉说过自己为践行太史之责而忍受的世间不公：“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对此，王军心有戚戚焉。当年，他对北京房地产市场的调查以及对旧城拆迁的反对，因为触动太多方面的利益，惹来了不少麻烦，甚至还遇到过死亡威胁。“有人明摆着说杀人不过头点地，我说你最好别杀人，杀人挺不好的。”面对《中国新闻周刊》讲起这些经历时，王军的语气平静而仍有一丝不屈，“每年都打恶仗，和那些拆北京城的力量对抗。”

 

 

 

2017年，王军（中）在讲解故宫太和殿建筑。 摄影/郑鸣

 

 

　　王军说，那时候自己做梦会经常梦见胡同被拆光，很痛苦。有一场梦里，他拿着《乾隆京城全图》，在最有代表性的元大都胡同南小街做调查，却发现那里已被夷为平地。在这层意义之上，他有时反而觉得如果自己从未写过那些东西该有多好。“我真不希望有《城记》这样一本书，因为《城记》就是写拆北京城的事，不发生这些事，也就没这么一本书。我情愿我所有的书都没有。”

 

　　写完《城记》时，王军又做了一个梦，梦见北京的总体规划要修编了，不再在老城里面大拆大建了。这个梦在其后的十余年里，渐渐变为了现实，虽然它来晚了许多——占北京区划5.76％的旧城，只剩下1/4了。2005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至2020年)》明确了整体保护旧城、重点发展新城、调整城市结构的战略目标；2017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强调老城不能再拆；2020年，《首都功能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8年－2035年）》再次要求严格落实老城不能再拆。王军说，这也是自己能够来故宫踏踏实实做研究的一个现实条件。

 

　　王军同时认为，近年的局面，只能算作部分向好。最根本的动力最终来自当地群众，只有恢复“统规自建，流水不腐”的生长机制，把决定权交给群众，才能实现真正的旧城复兴。“公共参与才是伟大的机制，伟大的机制才会塑造伟大的城市形态。”王军说。

 

 

 

《北京·城记：中国城市发展三部曲》

（城记+拾年+采访本上的城市）

王军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8

ISBN: 9787108069566

 

 

　　美国记者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表达过相似的观点：“单调、缺乏活力的城市只能是孕育自我毁灭的种子。但是，充满活力、多样化和用途集中的城市孕育的则是自我再生的种子，即使有些问题和需求超出了城市的限度，它们也有足够的力量延续这种再生能力并最终解决那些问题和需求。”

 

 

 

从读懂梁思成开始

 

　　学者杨东平曾在一篇文章中将王军称为“北京的恩人”。王军不敢接受这个称呼，只希望自己能成为北京城孝顺的孩子。但不可否认的是，许多老建筑确实在他的努力下获得了幸存的生机，比如东堂子胡同75号的蔡元培故居、八道湾11号的鲁迅故居、东四八条胡同……当然，没能保住的更多，其中最令他痛心的莫过于北总布胡同24号的梁思成林徽因故居——1998年底，他跟随梁林之子梁从诫来过这个小院。

 

　　对王军而言，梁思成和林徽因有着无法替代的意义。很大程度上，《城记》就是他写给梁林二人的一本墓志铭，因为他们在几十年前为北京城保护做出的泣血抗争与沉痛预言，都成为了自己目不忍睹的现状。他亲见着梁思成所说的“心肌梗塞”和“高血压”在这座城市身上一次次显现，也便愈发感受到那句“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是怎样一种切肤之痛。

 

　　“他们对我的人生太重要了，我走得再远，梁先生、林先生都在陪伴着我。”提起梁思成，王军总是充满敬意。同时他又常怀激愤，今年早些时候，他在一篇题为《从读懂梁思成开始》的文章中还写道：“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研究之坎坷命运，一而再地向我们提示，欲知中国建筑，须静下心来，怀着同情之了解，实事求是，不羼杂任何沽名钓誉之企图，不做任何偏激之毁誉。”

 

　　他一直想写一部《梁思成传》，准备了快二十年，依然没有动笔。一方面因为手头的工作忙，另一方面他想先找到一个问题的答案——中国文化在20世纪的命运。“因为他们恰恰是（因为）对中国文化怀有一份朴素的情感和理性的认识，才遭遇了人生的重大坎坷。我必须把中国文化是什么回答了，才能最深刻地表现他们的人生。”

 

 

 

梁思成（1902.4.20—1972.1.9）

 

 

　　这是他选择投身故宫专事研究的另一个意图所在。而在对元明清北京城市规划的探索中，梁思成为中国建筑史研究提供的基本路径，也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梁先生和林先生最大的贡献，是通过建筑考古把《营造法式》和《工程做法》的模数体系给释读了。另外一个方面，也是梁先生提出来的，就是环境思想——即政治、宗法、风俗、礼仪、佛道、风水等——之于建筑的平面分布。”这套“结构技术+环境思想”的研究体系，在《尧风舜雨》一书中随处可见。

 

　　王军说，自己现在已经迫不及待了，等完成《紫禁城里的中国》这本书，立马就会投入到《梁思成传》的写作中。如果之后还有时间，他想把另一本酝酿多年的《胡同之死》也写出来，以探解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危房问题。“在一个和平发展与经济增长时期，城市中心区最好的房子都在死掉，这是中国城市史上没有遇到过的事，人类的城市史也没有遇到过，这是一个世界级的课题。”

 

　　除此以外，王军便再无其他心愿了。年过五十的他，如今深刻地体会到了孔子所谓的“知天命”。“真是知天命，知道这一辈子该守的道是什么，想得越来越清楚。”

 

记者问他，如果将来见到梁思成先生，希望他对自己说些什么？王军说，“读书人一息尚存，足矣。”此刻，傍晚降临，故宫外游人散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