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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想录
2009-05-15 14:27:36

随想录(上、下)

巴金著

 

19879月第1

定价:6.25

 

 

 

本书是巴金先生用真话建立起来的“文革博物馆”,“像人一样用自己的脑子思考”,“真正用自己的脑子去想任何大小事情”,从而对“文革”进行批判和反思,分为《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题集》五集“一百五十篇长短文章全是小人物的喜怒哀乐,自己说是‘无力的叫喊’,其实大都是不曾愈合的伤口出来的脓血。我挤出它们不是为了消磨时间,我想减轻自己的痛苦。”但作者不仅仅是为了“卸下自己的精神负担”,更是因为感到“有责任揭穿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大灾难,不让子孙后代再遭受灾难”。巴金先生也因这本“讲真话的书”而被誉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良心”。

 

 

 

《随想录》合订本新记            巴金

《随想录》总序                  巴金

 

 

 

 

《随想录》合订本新记

  巴金

三年前我答应三联书店在适当的时候出版《随想录》的合订本,当时我是否能完成我的五卷书,自己并没有信心。说实话,我感到吃力,又好像出了门在半路上,感到进退两难。我知道老是唠唠叨叨,不会讨人喜欢,但是有话不说,将骨头全吞在肚里化掉,我并无这种本领。经常有一个声音催促我:写吧!我不断地安慰自己:试试看。只要有精神,有力气,能指挥笔,我就试试看,写写停停,停停写写,终于写完了最后一篇随想。我担心见不了天日的第五卷《无题集》也在叽叽喳喳的噪音伴送中,穿过荆棘丛生的泥泞小路,进入灯烛辉煌的文明书市和读者见面了。

我做了我可以做的事。我做了我应当做的事。今后呢,五卷书会走它们自己的路,我无能为力了。这大概是我所说的适当的时候吧。那么我答应为合订本写的新记不能不交卷了。

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一百五十篇长短文章全是小人物的喜怒哀乐,自己说是无力的叫喊,其实大都是不曾愈合的伤口出来的脓血。我挤出它们不是为了消磨时间,我想减轻自己的痛苦。写第一篇随想,我拿着笔并不觉得沉重。我在写作中不断探索,在探索中逐渐认识自己。为了认识自己才不得不解剖自己。本来想减轻痛苦,以为解剖自己是轻而易举的事,可是把笔当做手术刀一下一下地割自己的心,我却显得十分笨拙。我下不了手,因为我感到剧痛。我常说对自己应当严格,然而要拿刀刺进我的心窝,我的手软了。我不敢往深处刺。五卷书上每篇每页满是血迹,但更多的却是十年创伤的脓血。我知道不把脓血弄干净,它就会毒害全身。我也知道:不仅是我,许多人的伤口都淌着这样的脓血。我们有共同的遭遇,也有同样的命运。不用我担心,我没有做好的事情,别的人会出来完成。解剖自己,我挖得不深,会有人走到我的前头,不怕痛,狠狠地挖出自己的心。

写完五卷书我不过开了一个头。我沉默,但会有更多的作品出现。没有人愿意忘记二十年前开始的大灾难,也没有人甘心再进牛棚、接受深刻的教育。我们解剖自己,只是为了弄清浩劫的来龙去脉,便于改正错误,不再上当受骗。分是非、辨真假,都必须先从自己做起,不能把责任完全推给别人,免得将来重犯错误。

 

怎么我又讲起大道理来了!当初为香港《大公报》写稿的时候我并未想到那些事情。我的《随想录》是从两篇谈《望乡》(日本影片)的文章开始的。去年我在家中接待来访的日本演员栗原小卷,对她说,我看了她和田中绢代主演的《望乡》,一连写了两篇辩护文章,以后就在《大公园》副刊上开辟了《随想录》专栏,八年中发表了一百五十篇随想。我还说,要是没有看到《望乡》,我可能不会写出五卷《随想录》。其实并非一切都出于偶然,这是独立思考的必然结果。五十年代我不会写《随想录》,六十年代我写不出它们。只有在经历了接连不断的大大小小政治运动之后,只有在被剥夺了人权在牛棚里住了十年之后,我才想起自己是一个,我才明白我也应当像人一样用自己的脑子思考。真正用自己的脑子去想任何大小事情,一切事物、一切人在我眼前都改换了面貌,我有一种大梦初醒的感觉。只要静下来,我就想起许多往事,而且用今天的眼光回顾过去,我也很想把自己的思想清理一番。

碰巧影片《望乡》在京公映,引起一些奇谈怪论,中央电视台召开了座谈会,我有意见,便写了文章。朋友潘际坰兄刚刚去香港主编《大公报》副刊《大公园》,他来信向我组稿,又托黄裳来拉稿、催稿。我看见《大公园》上有几个专栏,便将谈《望乡》的文章寄去,建议为我开辟一个《随想录》专栏。际坰高兴地答应了。我最初替《望乡》讲话,只觉得理直气壮,一吐为快,并未想到我会给拴在这个专栏上一写就是八年。从无标题到有标题(头三十篇中除两篇外都没有标题),从无计划到有计划,从梦初醒到清醒,从随想到探索,脑子不再听别人指挥,独立思考在发挥作用。拿起笔来,尽管我接触各种题目,议论各样事情,我的思想却始终在一个圈子里打转,那就是所谓十年浩劫的文革,有一个时期提起它我就肃然起敬,高呼万岁!可是通过八年的回忆、分析和解剖,我看清楚了自己,通过自己又多多少少了解周围的一些人和事,我的笔经常碰到我的伤口。起初我摊开稿纸信笔写去,远道寄稿也无非为了酬答友情。我还有这样一种想法:发表那些文章也就是卸下自己的精神负担。后来我才逐渐明白,住了十载牛棚我就有责任揭穿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大骗局,不让子孙后代再遭灾受难。我边写、边想、边探索;愈写下去,愈认真、也愈感痛苦;越往下写越是觉得笔不肯移动,我时而说笔重数十斤,时而讲笔有千斤重,这只是说明作者思想感情的变化。写《总序》的时候,我并不觉得笔沉重,我也没有想到用随想做武器进行战斗。

我从来不是战士。而且就在《随想录》开始发表的时候,我还在另一本集子的序文中称文革伟大的革命。十多年中在全国报刊上,在人们的口头上,伟大的桂冠总是和文革连在一起,我惶恐地高呼万岁也一直未停。但是在《嚼火集》的序里我已经看出那顶纸糊的桂冠不过是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衣。我的眼睛终于给拨开了,即使是睡眼矇眬,我也看出那个伟大的骗局。于是我下了决心:不再说假话!然后又是:要多说真话!开始我还是在保护自己。为了净化心灵,不让内部留下肮脏的东西,我不得不挖掉心上的垃圾,不使它们污染空气。我没有想到就这样我的笔会变成了扫帚,会变成了弓箭,会变成了解剖刀。要消除垃圾,净化空气,单单对我个人要求严格是不够的,大家都有责任。我们必须弄明白毛病出在哪里,在我身上,也在别人身上……那么就挖吧!

在这由衰老到病残,到手和笔都不听指挥、写字十分困难的八年中,随想终于找到箭垛有的放矢了。不能说我的探索和追求有多大的收获,但是我的书一卷接一卷地完成了。我这个病废的老人居然用随想在荆棘丛中开出了一条小路。我已经看见了面前的那座大楼:文革博物馆

 

我说过随想是我的无力的叫喊。但五卷书却不是我个人的私有物,我也不能为它们的命运作任何安排。既然它们无力,不会引起人们注意或关心,那么就让它们自生自灭吧。在我们这样大的文明古国,几声甚至几十声间断的叫喊对任何人的生存都不会有妨碍。它们多么微弱,可以说是患病老人的叹息

绝没有想到《随想录》在《大公报》上连载不到十几篇,就有各种各类唧唧喳喳传到我的耳里。有人扬言我在香港发表文章犯了错误;朋友从北京来信说是上海要对我进行批评;还有人在某种场合宣传我坚持不同政见。点名批判对我已非新鲜事情,一声勒令不会再使我低头屈膝。我纵然无权无势,也不会一骂就倒,任人宰割。我反复思考,我想不通,既然说是百家争鸣,为什么连老病人的有气无力的叹息也容忍不了?有些熟人怀着好意劝我尽早搁笔安心养病。我没有表态。随想继续发表,内地报刊经常转载它们,关于我的小道消息也愈传愈多。仿佛有一个大网迎头撒下。我已经没有脱胎换骨的机会了,只好站直身子眼睁睁看着网怎样给收紧。网越收越小,快逼得我无路可走了。我就这样给逼着用老人无力的叫喊,用病人间断的叹息,然后用受难者的血泪建立起我的文革博物馆来。

为什么会有人那么深切地厌恶我的《随想录》?只有在头一次把随想收集成书的时候,我才明白就因为我要人们牢牢记住文革。第一卷问世不久我便受到围攻,香港七位大学生在老师的指挥下赤膊上阵,七个人一样声调,挥舞棍棒,杀了过来,还说我的随想”“文法上不通顺,又缺乏文学技巧。不用我苦思苦想,他们的一句话使我开了窍,他们责备我在一本小书内用了四十七处四人帮,原来都是为了文革。他们不让建立文革博物馆,有的人甚至不许谈论文革,要大家都忘记在我们国土上发生过的那些事情。

为什么内地版的《真话集》中多一篇《鹰的歌》?我写它只是要自己记住、要别人知道《大公园》上发表的《随想录七十二》并非我的原文。有人不征求我的同意就改动它,涂掉一切和文革有关的句子。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四十五周年,我引用了先生的名言:我是一条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和血。难道是在影射什么?!或者在替谁翻案?!为什么也犯了忌讳?!

太可怕了!十年的折磨和屈辱之后,我还不能保卫自己叙说惨痛经历的权利。十年中间为了宣传骗局、推销谎言,动员了那么多的人,使用了那么大的力量,难道今天只要轻轻地一挥手,就可以将十年浩劫一笔勾销?!浩劫决不是文字游戏!将近八十年前,在四川广元县衙门二堂大老爷审案的景象还不曾在我眼前消失,耳边仿佛还有人高呼:小民罪该万死,天王万世圣明!

我不相信自己白白地活了八十几年。我以为我还在做噩梦。为了战胜梦魇,我写下《鹰的歌》,说明真话是勾销不了的。删改也不会使我沉默。到了我不能保护自己的时候,我就像高尔基所描绘的鹰那样带着伤滚下海去

一切照常。一方面是打手们的攻击和流言飞语的中伤,一方面又是长时期的疾病缠身,我越来越担心会完不成我的写作计划。我又害怕《大公园》主编顶不住那种无形的压力。为什么写到五卷为止?我估计我的体力和精力只能支持到那个时候,而且我必须记下的那些事情,一百五十篇随想中也容纳得了。

我的病情渐渐地恶化,我用靠药物延续的生命跟那些阻力和梦魇作斗争更感到困难。在病房里我也写作,只要手能动,只要纸上现出一笔一划,我就坐在桌前工作。一天一天、一月一月地过去,书桌上的手稿也逐渐增多。既然有那个专栏,隔一段时间我总得寄去一叠原稿。

我常说加在一起我每天大约有五分之一的时间感到病痛。然而我并未完全失去信心,丧失勇气,花了八年的工夫我终于完成了五卷书的计划。

没有被打倒,没有给骂死,我的书还在读者中间流传。是真是假,是正是邪,读者将作出公正的判断。我只说它不是一部普通的书,它会让人永远记住那十年中间的许多大小事情。

 

可能有人批评我狂妄自大,我并不在乎。我在前面说过,第一卷书刚刚出版,就让香港大学生骂得狗血喷头。我得承认,当时我闷了一天,苦苦思考自己犯了什么错误。我不愿在这里讲五卷书在内地的遭遇,为了让《随想录》接近读者,我的确花费了不少的心血。我不曾中途搁笔,因为我一直得到读者热情的鼓励,我的朋友也不是个个明哲保身,更多的人给我送来同情和支持。我永远忘不了他们来信中那些像火、像灯一样的句子。大多数人的命运牵引着我的心。相信他们,尽我的职责,我不会让人夺走我的笔。

为什么不能写自己感受最深的事情?在文革的油锅里滚了十年,为什么不让写那个煎骨熬心的大灾难?有人告诉我一件事,据说有个西德青年不相信纳粹在波兰建立过灭绝种族的杀人工厂,他以为那不过是一些人的幻想。会有这样的事!不过四十年的时间,人们就忘记了纳粹分子灭绝人性的滔天罪行。我到过奥斯威辛的纳粹罪行博物馆。毁灭营的遗址还保留在那里,毒气室和焚尸炉触目惊心地出现在我面前。可是已经有人否定它们的存在了!

那么回过头来看文革,我们到哪里去寻找它的遗迹?才过去二十年,就有人把这史无前例的浩劫看做遥远的梦,要大家尽早忘记干净。我们家的小端端在上初中,她连这样的幻想也没有,脑子里有的只是作业和分数,到现在她仍然是我们家最忙的人,每天睡不到八个小时。惟有我不让人忘记过去惨痛的教训,谈十年的噩梦反反复复谈个不停,几乎成了一个大逆不道的罪人。

我写好第一百五十篇随想就声明搁笔,这合订本的新记可能是我的最后一篇文章。我有满腹的话,不能信手写去,思前想后我考虑很多。六十年的写作生活并不使我留恋什么。和当初一样我并不为个人的前途担心。把自己的一切奉献出来,虽然只有这么一点点,我总算说话算数,尽了职责。

讲出了真话,我可以心安理得地离开人世了。可以说,这五卷书就是用真话建立起来的揭露文革博物馆吧。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九

 

 

 

 

《随想录》总序

巴金

 

我年过七十,工作的时间不会多了。在林彪和四人帮横行的时候,我被剥夺了整整十年的大好时光,说是要夺回来,但办得到办不到并没有把握。我不想多说空话,多说大话。我愿意一点一滴地做点实在事情,留点痕迹。我先从容易办到的做起。我准备写一本小书:《随想录》。我一篇一篇地写,一篇一篇地发表。这只是记录我随时随地的感想,既无系统,又不高明。但它们却不是四平八稳,无病呻吟,不痛不痒,人云亦云,说了等于不说的话,写了等于不写的文章。那么就让它们留下来,作为一声无力的叫喊,参加伟大的百家争鸣吧。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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