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是2007年-2013年我的文章选编，收录了这个时期的50篇文章。这些文章不仅记录了我对于一些重大问题的思考，也从思想理论的侧面反映了过去一个时期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历程。

21世纪的开头十几年，是一个思想上风云激荡的年代。从世纪初开始，随着中国改革进入所谓的“深水区”，一些旧体制和老路线的支持者就以腐败蔓延、贫富分化等现象的存在为借口，运用民粹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口号误导大众，对改革开放展开了攻击，要求回到“计划经济为主”，甚至“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旧体制中去。从2007年开始，为了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学界对于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总结。人们列举大量事实证明，市场化改革是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度成长的最主要的推动力量。这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此前数年间对改革开放的攻击。不过，回到过去还是深化改革，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方针和路线之间的争论并没有止息，甚至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遭受重创之后变得愈发激烈起来。我自己积极参加了这场争论，本书第一辑收录的文章就反映了我对于改革开放30年历史的思考。同时还参考历史上国家兴衰、社会转型的经验，对中国面临的挑战和应对的方略进行了分析。

在我看来，改革开放30年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由于现有体制从旧体制继承下来的缺陷，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仍然面临一系列严峻的挑战。在经济方面，靠资源投入和出口需求驱动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导致的资源短缺、环境破坏等问题日益突出，内外经济失衡加剧，金融市场面临系统性风险，宏观经济政策也陷入既不能松又不能紧的两难困境。在社会政治方面，经济和政治改革迟滞造成的寻租基础扩大、腐败蔓延和贫富分化导致大众强烈不满，威胁社会安定。因此我呼吁排除障碍，推进改革，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参见《论中国改革的市场经济方向》、《经济学与中国经济的崛起》两文）

本书第二辑的文章集中反映了我对于中国经济面临的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的看法。

鉴往知来，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本来是总结经验、存利去弊，推进改革的大好机会，但是长达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让国内洋溢着乐观的气氛，对30年中国发展成绩的展示和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窘境的对比，使人们很难接受对于中国现行体制和发展政策的批评。对于这种无视自身缺点和不足的盲目乐观情绪，我感到不安。2008年4月，我在上海的一次讲演中指出，在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支持的粗放型增长模式下，中国资产泡沫的严重程度已经不亚于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和亚洲金融危机前夕的水平，CPI涨幅也超出了温和通胀的水平。我指出，为了稳定经济，避免发生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除了运用短期政策稳定宏观经济外，还必须采取改革措施，排除增长模式转型的体制性障碍，实现我国的产业升级。（参见《通货膨胀与资产泡沫源自难以为继的增长模式》一文）

2008年8月的北京奥运会结束不久，早在2007年冒头的流动性短缺爆发为全球的金融危机。由于出口订单减少，中国经济增长率也出现下降。实际上，金融危机的冲击仅是外因，中国经济困难更多是内因所致。中国旧有增长模式的特点，是依靠大量投入来支撑经济的高速增长。面对这种增长模式必然导致的消费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问题，再用出口导向政策刺激出口，用净出口需求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东亚国家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往往能够利用自己和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储蓄—投资差额的“镜像互补”关系，成功运用出口导向政策支持高速增长。但是他们的经验也表明，发展到一定阶段，这种政策就必须进行调整，否则将会造成日本等许多东亚国家都发生过的灾难。（参见《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一文）总之，经济发展方式的这种特点使得中国经济难以持续早在意料之中。救治的方法，也只能是推进改革，消除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体制性障碍，实现效率的提高。（参见《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一文）但主流意见把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方法误用到长期趋势的估量上，以为只要用财政、货币政策创造足够的需求，待到西方国家经济走出危机，增加进口，中国经济就可以全面复苏。在这种意见的影响下，中国政府在2008年末出台4万亿投资和10万亿贷款刺激经济，誓言保持8%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

中国的救市大手笔赢得了国内外的许多赞誉，而我却乐观不起来。从理论上说，我在为阿米蒂·什莱斯的《新政VS大萧条：被遗忘的人和事》①中译本所写的序言里，写下了自己对过分依赖凯恩斯主义式的强刺激政策的担心：“经济复苏的苗头萌出后人们所产生的乐观情绪很可能使我们不去继续深化对危机产生机理的认识，不能正确处理后危机阶段的各种后续的政策问题，从而重蹈覆辙。”（参见《危机时期的政策反思》一文）

经济增长模式从依赖投资和出口驱动的粗放型增长到依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支持的集约型增长转型，在很长时期中是我的一个研究重点。在2007-2013年期间，我就与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有关的理论和政策问题反复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在我看来，这才是中国实现持续稳定谐调发展的真正出路。“十一五”（2006-2010）期间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规划执行得不够好，使各级政府加大了它们对发展转型和结构优化的推动力度。但是，命令经济中政府的行为方式在中国仍然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力，许多党政领导机关还习惯于用政府主导的方式推动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结果抑制了民间创造力的发挥，造成了很大的浪费。本文集中的多篇文章对政府在经济发展转型和企业创新中的正确作为进行了讨论。（参见《政府在促进发展转型中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和《政府不应在“调结构”中起主导作用》两文）

用城市化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化，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大课题。在中国应当如何推进城市化的问题上各界人士发表了各不相同的意见。本文集中也有两篇讲话参加这一讨论。（参见《我国城市化面临的效率问题和政策选择》和《全面深化改革与新型城镇化》两文）

收录在本书第三辑的文章表明了我对于在21世纪初期被重新提出的“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重大时代命题的回答，这就是必须尽快重启改革议程。

新世纪以来，由于改革的停滞，在经济繁荣的掩盖下各种经济社会矛盾在迅速积累。一方面，资源短缺，环境破坏愈演愈烈，甚至人类的基本生存条件水、土、空气也遭到损坏；另一方面，腐败蔓延，贫富差别悬殊，群体性事件日趋增多，而且暴力化倾向越来越明显，甚至出现某些短暂的、地区性的社会骚乱。这些情况表明，中国的社会经济矛盾已经达到了一个临界点，除了法治市场经济和权贵资本主义哪个跑得更快，中国还面临着改革和革命的赛跑。“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成为亟须解答的时代命题。（参见《2012中国向何处去》一文）

由于人们对于这些社会经济矛盾的由来作出了不同的解读，提出的解决之道和政治诉求也天差地别。一种主张是强化政府和国有经济对社会的管控和对市场的“驾驭”。有人鼓吹，正是以强势政府控制整个社会经济体系为特征的“中国模式”成就了“中国奇迹”。它也将成为世界仿效的榜样。“中国模式论”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宣扬。

我在多个场合批评“中国模式论”。而且我担心，这种被称为“中国模式”的体制如果真的确立起来，将对经济、社会、政治体制的完善造成很大的威胁，而且早晚会导致严重的社会经济后果。（参见《“中国模式”，还是过渡体制？》一文）

在本世纪初期发生的“重庆事件”表明，在腐败猖獗、公平正义得不到伸张的情况下，某些枭雄式的人物有可能利用社会矛盾，用“打土豪、分田地”一类极端“革命”的口号，误导深受权贵压榨因而热切希望获得公平正义的大众，把他们引向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歧途，使建设现代中国的进程遭到中断。因此，我大声疾呼重启改革议程，“只有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道路，建立包容性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这样中国才有光明的未来。”（参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包容性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一文）

本书第四辑的文章反映了我对如何重启改革的思考和对改革的建议。

社会各界要求重启改革议程的呼声，在201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上得到了回应。十八大重申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把全面深化改革提上了议事日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面对的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重启改革，而是如何重启改革了。于是，有不少社会组织和关心国家前途的人士认真探索出现问题的体制性原因，积极提出改革建议。根据以往改革的经验，我认为要采用问题导向的方法列出改革项目清单，并且从中筛选出最重要和关联性最强的改革项目—“最小一揽子”改革方案，突破关键领域的改革。（参见《当务之急：研制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方案》一文）

我认为，新一轮改革的核心应该是建立竞争性市场经济体系。市场经济是一个复杂精巧的巨大系统，进行系统化的市场经济改革需要预先进行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

在社会各界的努力下，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它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以完善市场经济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为总目标的全面改革作出了战略部署，是中国下一轮改革的总体设计和行动纲领。它将引领中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建立起一个更加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构架和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这对实现中华民族的腾飞、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参见《打好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战》一文）

本书第五辑里，记录了知识分子在这个大转型时代的艰难探索。1840年以来，中国一直处在大转型的过程中，其间波涛汹涌，百折千回，好几代中国人为了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知识分子更是将探索中国现代化转型的道路作为自己的责任，不懈追求，百折不挠。我有幸结识了许多当代的优秀知识分子，他们有的是我的师长，有的是我的朋友，都给予我教益和帮助。近年来我写了一些反映我与他们交往的文章，在一些文章中也反思了自己的人生历程。

中国现在站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新一轮改革正在逐步展开。在这样的历史时刻，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改革是一场除旧布新的革命，必然会遭遇来自陈旧意识形态的阻力，面对来自以权谋私特殊既得利益者设置的障碍，还要解决在旧体制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下积累起来的种种实际困难。重重艰难险阻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去克服。我衷心地希望，大家都参与到推进改革的事业中来，为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增添力量。建设一个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中国，是我们每一位公民的责任。

希望本书的相关讨论，对于这场大转型的观察者和参与者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