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时间久远，历史的距离感出来了；或许是台湾的转型已经完成，它的轨迹与转折更为清晰；也或许岁月让回顾的眼睛有了沧桑的成熟，懂得在安静里凝视；我终于比较看得清楚这一百年来台湾命运的轨迹。

1993年，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做一个专题：1970年代忏情录，邀请作家回顾自己1970年代的生活。参与的作家包括蒋勋、舒国治等。

回顾1970年代岁月，我可以写台中一中的文化启蒙，也可以写后期的大学浪荡诗生活，但认真回忆，1970年的开头，恰恰是我的母亲为了票据法而开始逃亡的那一年，也是父亲从一个农民小商人，转向铁工厂的时代。那农村生存的艰难，母亲逃亡过程的惊险，家庭破碎流离的忧愁，家道中落而尝尽债主青眼白眼的羞辱，寻找出路而不可得的少年的孤愤……最后全部化为一个少年的乌托邦。而这个“贫民医院、贫民收容所、孤儿院”的乌托邦，最后成了永恒的追寻，甚至决定了生命的方向。

那一次专题，我决定以母亲开始逃亡的夜晚为起始，透视台湾1970年代，台湾农村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困顿与艰辛。

可能，它太像一个时代的开头，该文发表后，就有朋友认为应以此为基础，前后延伸，写成长篇小说，用故事来显现台湾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寻常农村生民的社会生活史。或者，说得直白一点，是“台湾经济奇迹背后”的故事。

我确实有此一想，但每一次总是起笔容易续笔难。关键是自己贴得太近，情感太切，无法以一种客观而冷静的笔，去分析、书写自己的父母亲。再加上1990年代，因采访工作而到处流浪，漂泊成性，难以安定，就这样延搁下来。

但想写的心念，一直未曾放弃。我常常陪父母亲聊天，谈农村往事、家族故事，但总是有一搭没一搭的，仿佛只是闲话。直到2010年，父亲首度病危，坐在通往家乡的列车上，想起大学时代，父亲来台中火车站接我的情景。他总是抽着烟，斜倚在轿车边，笑着说：“吃饱了没？”于是我们顺道去买台中肉圆，回去给祖母吃……

我感知到，再不写，一切都来不及了。但随着父亲病情的起伏，情绪不免波动，根本无法安静，而写作，是需要安静的。

2012年，父亲几度病危，我眼见他进出医院、插管拔管，有如徘徊在冥河边的尤里西斯，不禁想到六祖慧能在《金刚经口诀》中说的“颠倒迷错，流浪生死”，常半夜无法成眠，于是愈发坚定了写作的信念。

或许时间久远，历史的距离感出来了；或许是台湾的转型已经完成，它的轨迹与转折更为清晰；也或许岁月让回顾的眼睛有了沧桑的成熟，懂得在安静里凝视；我终于比较看得清楚这一百年来台湾命运的轨迹。

日据时期是被统治者的悲哀无奈、任人支使流浪；光复后是茫然无序、政权转变的恐惧无依；1950年代的土地改革与白色恐怖；1960年代的农村困顿、生存艰辛；1970年代的加工出口工业化与急剧的社会变迁，乡土文学的兴起，本土意识的觉醒；1980年代的社会运动与转型过程的社会冲突；1990年代的民主改革与本土化的冲击，以及两岸开放所带来的世界观的开展；2000年之后的政权轮替与族群冲突。回顾这整个过程，一百年的家族历史竟和台湾史浑然结合起来，每一个阶段的轨迹，每一个人的生命，如此鲜活，如此清晰，如日光明照，见种种色。

然而，我深知自己想写的不是一本家族史，而是透过父母亲的故事，去呈现台湾社会从农村转型到工业社会，再到商业社会的资本主义化历程。这个过程，欧洲国家是以四百多年的长时间跨度，始逐步完成社会之转型。但在台湾，却是以四十年时间，就加以完成。我称之为“十倍速发展”。由于速度之极度扭曲，人性也遭到前所未有的扭绞压挤，人们无法立即适应，遂产生各种悲剧。

父亲做生意的几度失败，背负高利贷，乃至于母亲的逃亡入狱，都与此有关。同时，家乡乌日有一个日据时代即建厂的中和纺织厂，生产大盛的1960至1970年代，女工曾多达1500余人，小村里充满青春女工快活的歌声和笑语。可是1990年代，工厂开始外移之后，纺织厂也关闭了。

德国有百年工厂，瑞士有百年工艺，可是台湾从农村转变出来，不到数十年，那些新发展的工业又都关闭了。

然而，这种“十倍速发展”，从农村剧变至工业社会的历程，又岂是台湾所独有？1980年代之后，大陆走上劳动力密集的加工出口型工业，急速发展起来，它所呈现的社会变迁之剧烈，几与台湾当年无异。然而，一如台湾民间所信持的，无论多么扭曲、多么变形，至少有些不变的人性，还是值得人去活、去坚持的。

从2012年春天开始，到2014年初，大略写完整个故事约27万字后，我生怕自己受父亲生病的影响，让文字显得过于伤感，特地请朋友帮忙看，前统一集团总裁林苍生以他沉静之眼，字字校正，更给了我许多宝贵的意见，深深感恩。其次，我怕自己耽溺于台湾特殊经验，而疏于某一些应有的叙述，特地请北京朋友于奇和三联书店的资深编辑吴彬看。他们阅后，再想想大陆已经出版的与台湾相关的书籍，才发现其内容缺乏有关台湾人的经济发展、社会生活历程的描述，仿佛国民党到了台湾，一下子就跳进了已开发的阶段。这确实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从这一点看，此书详细地叙述了一个平凡的台湾人家族，在政权改变、经济转型、社会巨变之际，所遭遇的故事，或可稍补不足之处吧。

一如所有诗人都有犹疑不决、老是想再寻找更准确的字眼的毛病，从写完初稿至今，此书作了几度修改，名称也有所改变。我原本想以“一百年漂泊”为名，来呈现台湾人这一百年来，从殖民地到现代化，从农村社会到工业时代的过程中，心灵的流浪漂泊；但在台湾，考虑到它可以更贴近土地的感觉，遂以“水田里的妈妈”为书名，以呈现1970年代初，妈妈从逃亡的水田中浮现泥泞的面容之际，命运决定性的一瞬。现在，三联书店的大陆版本则恢复为“一百年漂泊”之名。这是由于，我每每看到春节前后，只为了返乡，尽一个孩子对父母、对子女、对家乡的责任，几亿人迁徙于道途，就不禁想起以前春节时，自己拥挤在夜行列车返乡过年的感受，便明白这现代化过程的漂泊，绝对不只是台湾为然，而是大陆也正在发生的巨大社会变迁。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乡村劳动者向沿海工业区漂泊，来自西部的大山大河边的青年——在异乡凝望的眼睛……这又岂是“现代化历程”几个字所能道尽？

这几亿从农村漂泊而出的生命，辗转于返乡道途之际，总是怀抱着善良的愿望，相信以后会回馈故里，做一点好事；然而，真正的现实可能是，城市化的必然，向农村扩散，我们的漂泊，是一个社会发展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过渡，我们注定再没有一个永恒的家乡可以回归。

我曾和作家朋友说，我们这一代人要写一写，年轻的一代人一出生就是在一个已经工业成形的时代，他们不会有这种转型的体验与痛楚。历史只给我们这一次机会，如果我们不能记录这个过程，未来再也不会有人来写了。像英国有狄更斯，法国有巴尔扎克，美国有福克纳，中国也应该有记录这一段转型故事的作家。这许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愿以此书，献给漂泊的时代，流浪的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