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汉语言学之透镜，深度追问中国诗学如何从汉语的土壤中发育与演变。
　　萧驰教授遗著，系统解码中国古典诗学与民族精神的深度共鸣。
　　诗并非规则的堆砌，而是像生命一样，从汉语独特的语言系统中自然“长出来”的。
　　中国古典诗学并非零散的技法，而是一个由汉语造就的生命系统。萧驰教授以语言学为透镜，大胆揭示了“兴”、“对仗”与“山水”等核心观念是如何从汉语独特的词语、句式中自然“长”出来的。对于希望跳出传统意境解析、从底层逻辑理解中国诗歌独特魅力的读者，这无疑是一本打破认知边界的必读之作。
　　萧驰教授虽身在海外，却始终魂牵祖国的山河大地与古典文本，他曾直言：“我研究的是高尚的东西”。本书不仅是他三十年诗学研究的终极总结，更是一次关于中国文化思维方式的深情告白。在这一场“冒险的尝试”中，我们能看到一位学者如何打破常规，从最基础的语言根部，重新丈量中国诗学的生成路径。

导 论

　　本书是作者自一新角度重新思索多年来持续探讨的两个文化主题的结果。两个主题是中国传统诗歌和山水，新角度则是汉语语言学。书名沿用本书第二章的标题，因其比较精简地涵摄了以上内容，虽然如本人在《诗与它的山河》中所说，我不很认同现代学界以“山水诗”来概括渗透了中国传统诗歌各类题材的山水书写现象。然而，考虑到书名须明快而概括，终未采用“汉字赋形山水”这个比较拗口的书名。

　　中国抒情诗传统堪称辉煌，它吸引着古今中外的研究者从作者、流派、时代、思想、美学、题材、文类等各种角度进行研究和思索，这些汗牛充栋的论著为理解与评价这一遗产贡献良多。然而，有一个角度的研究却相对冷落，那就是语言学角度的研究。《毛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按陈世骧的说法，这段文字“既绍承‘诗’‘志’之连根意念，又是特重在‘言’”。因为在心的“志”尚只是意念的停蓄和向往，尚不是诗，只有精神活动被“形于言”，才有了诗。中国古代这最早一篇文学理论即已昭示：在超越了诗乐合一及赋诗言志风气之后，诗与语言如何息息相关。诗实为最高的语言艺术，中国诗以汉语写就，诗也不停地创造着汉语。这些基本事实已经告诉吾人，从汉语语言学角度去探讨中国诗是多么必要了。

　　关于汉语，普通语言学的开山之人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曾这样说：“汉语的语法结构是极为独特的，从所有语言的语法差异来看，汉语可以说自成一类，而不是某一具体语言的亚种 。”除洪氏此处谈到的语法而外，吾人都知道：汉语文字以单音节、重形的字为本位，在世界各民族文字中也极其独特。而中国的抒情诗传统即以此极其独特的语言文字造就。从这里去探讨中国诗的种种艺术特征，就如同探讨中国传统绘画，不可以不考虑毛笔的皴擦点染、墨的干湿浓淡、纸和绢的生与熟，以及设色的青绿淡赭一样。物质媒介对艺术基本质量之举足轻重，犹可自15世纪初在弗拉芒地区发明的油彩一举改变了欧洲绘画这个例子见证。油画后来发展出的质感、明暗效果皆由此而生。那么，吾人有什么理由在探索中国诗的美感之时，去忽略铸就这一切的汉字汉语呢？

　　对在中国诗、文、画、园林等各类艺术中凸显的题材——山水来说，汉字与汉语同样重要。因为不仅对大自然的描述和写作以文字进行，人类的认知、感受也离不开语言。洪堡特说：人“把词当作真实的个体，像对待现实世界中的事物那样对待词”。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1897—1941）提醒人们：所有语言都是一个与其他语言不同的、包含了由文化规定的形式和范畴的庞大形式系统，“个人不仅用这些形式和范畴进行交流，而且也通过它们分析自然、注意或忽略特定种类的关系和现象”。从自然山水而言，汉语名词和构词系统为感知这一空间的聚合构成和性状提供了基础，汉语的各种参照机制、方位词塑造了特别的认知空间，汉语中名、动词关系体现了对经验世界的切分，从汉语本质生发的“骊句”“偶意”为体验宇宙生命的开阖韵律提供了样式，汉语语篇的句界分合展现了人感知宇宙的节奏形态……总之，中国艺术中的“山水”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地建立在汉语之上的，汉语是汉语社群集体无意识的结构。

　　汉语汉字对认识和理解中国诗与山水如此重要，何以在研究中会遭到相对冷落呢？在此，笔者必须提到一位从汉语语言学角度开辟中国诗歌美典传统研究的前辈高友工（1929—2016）先生。他与语言学前辈梅祖麟先生在《哈佛亚洲学刊》的第 28 期（1968 年）、第 31 期（1971 年）和第 38 期（1978年）上，曾发表了三篇从语言学角度研究唐诗艺术的长文。高先生自己后来又在《中国语言文字对诗歌的影响》和《律诗的美学》等文章中，从语言学角度讨论了中国诗歌艺术。这些研究在本领域可谓筚路蓝缕，功不可没！时至今日，仍然时时启迪着笔者，本书一些论证时而受惠于这些成果。然而，囿于半个世纪前的汉语研究状况，高先生同时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研究的成熟有待汉语语言研究本身的进展。他在《中国语言文字对诗歌的影响》一文中这样写道：

　　过去我写过几篇讨论中国诗歌中的语言问题，不免借用了一些传统语言学中的方法和词汇，但是总有一些疑难难以解释，最基本的问题是中国诗词中有一种魅力，似乎一经翻译就兴趣索然了。这一点在语言学中是很难解释的，过去一些以中国文字来解释的又多是牵强附会，难以令人心服。其次是在分析诗词中句法和词汇时，西洋传统的名词都只能勉强适用，就连近年来很精彩的对中国口语文法中的范畴的研究也使人有捉襟见肘之感。……

　　从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马氏《文通》付梓以来迄今已逾九十年。其间中国语法的研究可以说是成绩斐然的了。尽管《文通》不可埋没的是草创之功，但其模仿西洋文法的基本立场不能不说有很多窒碍，后来名家辈出，吕叔湘、王力都有很多大幅改进，但是真正能把中国语法从西洋模式中解放出来，还是要等赵元任先生写《国语入门》一书的时候。自此以后，中国语法的研究走上一条自主的大道，大体上是继承布隆菲尔德（L. Bloomfield）的结构学派的传统。……

　　然而近年来结构主义本身已经是四面楚歌。其创痕漏洞补不胜补。我们是否也应该在此时对中国语法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作一个重新估价呢？这是语法学家的问题，我无法越俎代庖。

　　高友工先生遇到的汉语研究本身的窒碍，相信也就是汉语语言学长期以来未能被中国文学研究者援为方法的主要原因。在高、梅二前辈于《哈佛亚洲学刊》刊载三篇雄文以后半个世纪，特别是其最后一篇发表的 1978 年以后的四十年，中国大陆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各种新的语言学理论得以随译介进入汉语研究者的视野。高先生在《中国语言文字对诗歌的影响》一文中所说的结构主义语法理论一统天下的局面遂被打破，百家争鸣的学术局面出现了。仅以语法学研究而言，即已出现了汉语形式语法、汉语功能语法、汉语语义语法、汉语认知语法和一度兴盛的中国文化语言学等诸多理论流派。中文语言学界遂在赵元任、吕叔湘、高名凯、王力等前辈学术成就的基础上，取得了长足进步。其成就，集中于进一步摆脱印欧语框架而对汉语独特性进行的究诘上。然而，由于汉语是使用历史悠久、地域广阔、族群人口众多的一种语言，对其作语言学的正确完整表述绝非易事。伴随百家争鸣而来的另一局面是，学界在一些基本问题上众说纷纭，故而至今尚未能形成相对统一的汉语语言学话语体系。然而，对中国诗歌传统的研究者而言，语言学界近年的许多新发现已经是不能再被漠视了。

　　毋庸讳言，本书作者既非语言学家，更非洪堡特那样的全能型学者。要独自提出汉语语言某一特征，再去研究诗学问题，是不现实的。笔者的策略是尽量合理借鉴汉语语言学界的新成果，以解决中国诗研究中一些问题。具体来说，本书借鉴的主要是汉语语法（包括句法和构词法）和语篇或话语（discourse）研究方面的新成果。然而，因汉语语言学话语体系不统一，各章立论异常艰难，错谬难免，望读者能予以批评和体谅。由于本人自中国古典诗学研究出道，本书的焦点不在具体诗歌作品的语言分析—在这方面许多学者做得很好，如蒋绍愚先生—而是在中国传统诗的“性格”，即涉及诗学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倘借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提出的著名论断— 区辨生活情境中具体言说的言语（即英语的 speech，法语的 parole）和民族语言符号系统的语言（英语的 language，法语的 langue）—来说，本书运用语言学的近年成果主要探索的不是中国诗歌传统中相当于“言语”层次的问题，而是相当于“语言”层次的问题，即形成中国诗学传统的系统或机制，涉及“兴”、山水题材、意象、对仗、句摘以及用事典等诸面向。熟悉传统诗学研究的读者都会知道，这些即为中国诗最多被议论的方面，由此才构成了这一绵延了三千年文类之主要特色。它们当然是在历史中逐步形成且不断变化，本书第一、二、三、四章的讨论都有所涉及。然而，正如语言学大师雅柯布森（Roman Jakobson）所说：“如果说共时是动态的，那么历时（即把语言的一个漫长时期的不同阶段放在一起进行分析）就不能而且决不能仅仅局限为变化的动态性。我们也必须考虑静态的成分。”本书基于探讨中国诗学的语言机制之宗旨，在不忽略历时变化的同时，诸章拟借汉语语言学这一面新透镜，重点观察系统中具共时性的五个问题。

　　易卜生说：词的出现，如同锤子的敲打使无生命的矿石唱歌。如果“唱歌”在此不再是隐喻的话，真正令中国人唱出歌子的是“兴”。“兴”是三千年前中国诗歌这一新生儿甫诞于世发出的第一声啼叫。在这回荡山野的初啼里，日后中国诗学所独有的音质却已展露无遗。而它，竟无法译作任何西方修辞学或诗学术语。本书首章《论兴：一个汉语故事》借鉴汉语语法学界的成果，提出“兴”之独特性的秘密，即在其诞生于汉语一主要句型—话题（topic）和说明（comment 或称评论）句—以双数组构的平行结构语篇之中。“兴”的种种特征—在场性、歧义性、兴体平行句间的联类关系—皆可借由汉语学界对这一句法和语篇的概括得以印证和解说。在经历了诗体和文学功能的变化之后，兴在山水书写和骈俪对仗的律化环境中重获生命力。因兴基于地缘性的“草木鸟兽”与人情人事之间的关联，它不仅是山水诗的渊源，也是主客二元的传统诗学情景说之根据。甚至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互应论，皆以汉语中这同一现象为根而长出。

　　汉语是否真的能为中国诗歌增添“非凡的空间艺术功能”？中国诗书写山水之所以远较西方突出，取得更多的成就，是否与中国语言文字这一文化土壤分不开？对这一问题持肯定态度的，不仅有耄耋之年的林庚教授，而且在他之前，一个多世纪以来不断有中外学者议论过这个问题，包括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程抱一和叶维廉（Wai-Lim Yip）。然而，却从未有人真正从汉语语言学角度做出论证。本书第二章《方块字与山水诗》在语言包含独特世界观这一前提下，提出汉字文化中存在迷恋空间中形态的倾向，不仅表现于汉语书写的渊源、词汇分布、构词和语法，且体现于神话编纂、思想和文学样式之中。这一章的后半转入对诗歌的讨论，作者将语言学最新理论用于诗歌艺术现象的分析，说明汉语书写种种惠及空间表现的功能，在诗，特别是近体诗形成过程中被强化和放大了。

　　古代诗歌史从汉代迈入六朝时发生了一个变化，即自注重一篇之气脉浑成，到汲汲于一句或一联之秀美。学界或注意到这一变化因山水而起，本书第三章关注这一诗歌体式变化中，不同的句界和语篇结构形式如何承载起不同生活经验，即今日语言学界所讨论的语言结构与现实感知之间是否具“临摹”或“象似关系”（iconic relation）。在区辨了两类诗体的句界语篇之后，本书的讨论落在诗人如何书写其赴质之行和游览之行的经验上，并借由对一特殊句式的追索，拟为山水景观史中“景点”的发生脉络再提供一点线索。

　　本书第四章《中古汉语名词与山水大象》重拾20世纪70年代海外中国文学研究中古典诗歌意象这一议题。此旧题值得重新讨论，乃因作者觉得可以借鉴语言学界对中古汉语名词的新认知而使讨论深化。传统中意象是在玄学言、象、意关系中出现，循“寻言以观象”的思路，可自“言”入手，讨论中古山水意象的性质。以汉语学界对中古名词的最新研究为基础，本书确认中古用于文人案头诗歌写作的实体名词应主要为集名，指称虽未必成形却有空间形状之物。在以精简的文字修饰集名时不可能以准确详切为追求，然这种“不完全”却成为中国诗最重要的艺术手段之一，与古人“意想”恍兮惚兮的宏大之“象”的思路一脉相承。基于中古诗山水书写中物质名逐渐增加的事实，本章同时讨论了中古诗中物质名以及物质名与集名截搭所指称的山水世界。它是一种对类似“场”的感知，与在“寻象以观意”中展现的暧暧森森、不见边际之“境”，光韵形态上相合。本书冀望此章对中古诗的讨论能为理解山水画向水墨之归趋提供另一种背景，其中展示了中华文化经历的一种“造化思想革命”。

　　诗与史是汉语铸就的源远流长的两个文化传统，二者在传达人类生存经验方面，却大相径庭。简单地说，诗强调临现存在经验，而史却以持续性的叙述展示过往。然而，在中国诗的发展中，却于叙事诗这种混合型亚文类外，通过用事和览古，发展出了二者间奇妙的结合。本书第五章分析这一结合何以能在汉语文化中实现。在分析中，作者有意无意呼应着前面几章的论点。譬如，在追溯中国诗学传统中“彻底在场”观念之时，本章回顾了第一章“兴”在初民山野谣歌中的渊源；在分析刘勰所谓“事类”的例证“《既济》九三”和“《明夷》六五”时，本章重申了第二章提出的观点：《周易》及中华文化面对宇宙的无穷之动，不取因果论自纵的方面洞察其时间过程，而以横向截剖的方式，透露此无始无终之运动中之片刻盈虚消息；对刘勰“事类”之“类”观念的究诘，本章重温了第一章的论点—这一观念何以借主题句型构成的平行结构语篇形式而生长；在对事件名词化的讨论里，读者会联想到第二章对汉字功能肇端于“记名”和汉语以名物对世界编码语的论证；对律诗中“因事造对”的论析，本章进一步展开了第一、三章关于对仗的讨论；在诗人经古人成败之地而览古之时，本书第二、三、四章的山水主题重被提出；而诗人借不着迹象之景体悟古人，则重温了本书第四章关于物质名意象所书写的无边际空间……所有以上这些观点的重现，不仅说明诗与史的文类特征在诗中交集，动用了中国诗学的各种功能，而且表明：由汉语造就的这一诗歌传统的不同方面，的确是一个系统。

　　本书附录《森林外面有山水》本来是应当放在作者上一本书— 《诗与它的山河》之中的。但当想到这一问题时，书稿却已经进入印厂了。此文的论点，甚至可以部分地修正我那本书的结论。此文与汉语语言学无关，却与本书的两个主题——诗与山水——皆有关联。以此，最终决定将它作为这本小书的附录。

　　最后，从语言出发探究诗的传统，令本人回想起许多年前在北美热络过的中西比较文学兴衰的历史。虽然对两个不曾发生接触的文学传统进行比较研究的做法源于北美，但学界最终还是对这种平行研究的可行性表示了怀疑甚至否定。原因很简单：在近代之前两个文学传统未有接触更谈不上影响的情况下，奢谈比较，只能凭所谓思辨，这为注重实证的学术传统所不容。的确，生硬地将两个作家——譬如王维和华兹华斯，或两部作品——譬如《南柯太守传》和卡夫卡的《变形记》—进行“言语层次”的比较，是很易流为空疏乃至荒诞之论的。然而，令人困惑的是：为何中西比较哲学（或思想）是可能的呢？本人的看法是：这种比较找到了二者之间从根源或起点上可以对比的框架。这个框架须是“语言”层次的，而非“言语”层次的。如果两个文学传统的平行比较尚存可能，也必须是自“语言”层次而非“言语”层次开始。具体地说，文类和支撑起文类的语言机制，是吾人认识一个文学传统的基础。有了这样的基础，研究者才可能不陷入空泛之论。

　　汉语能否为中国诗歌增添“非凡的空间艺术功能”？中国诗书写山水之所以远较西方突出，是否与中国语言文字这一文化土壤密不可分? 作者从汉语言文字出发，探究中国诗的传统，就如同探讨中国传统绘画，必须要考虑毛笔的皴擦点染、墨的干湿浓淡、纸与绢的生与熟，以及设色的青绿淡赭一样。借助汉语语言学这面透镜，不难体悟到古典诗学与民族精神的相互作用。中国诗学如何在语言中自我发育、丰富和演变，这不仅是关于诗歌的研究，更是对中国文化思维方式的一次深度追问。

“通首只一句”的汉代古诗

导　论

第一章　论兴：一个汉语故事
一、《风》《雅》与“兴体”
二、非全篇之用兴：楚辞到五言古体
三、景与情：律诗中的兴与应

第二章　方块字与山水诗
一、汉字和中华文化中对“形”的迷恋
二、面对中国文化中一个悖论的求解之道
三、山水与中国近体诗

第三章　赴质与游览
一、“通首只一句”的汉代古诗
二、迥秀之风与山水品赏
三、游与止：语体临摹身体

第四章　中古汉语名词与山水大象
一、中土玄学言、象、意语境中涌出的“意象”
二、集名构成的山水之象
三、物质名构成的山水之象

第五章　倾耳易水，过目淇山
一、汉语文化中的“事类”辨
二、宾入主户与盐之着水
三、青山映衬，青史不灭

第六章　结论

附　录 森林外面有山水
引用书目
索　引

　　萧驰（1947—2021），华盛顿大学比较文学博士，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教授。研习中国古典诗学凡三十年，在中国诗学与思想史研究方面成果卓著。主要著作有《中国抒情传统》（1999）；The Chinese Garden as Lyric Enclave: A generic Study of The Story of the Stone(2001)；探讨中国诗学与思想史关联的著作：《抒情传统与中国思想：王夫之思想发微》（2003）、《佛法与诗境》（2005）、《玄智与诗兴》（2011）、《圣道与诗心》（2012）；以及《诗与它的山河：中古山水美感的生长》（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