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介绍了20世纪期间几个主要的大国——英国、美国、日本、法国、苏联由国家赞助进行生物武器研制的情况。虽然除了1939年到1945年期间日本军队在中国人为地传播过瘟疫之外，世界上还没有在战场上相互使用生物武器，但这类国家性的研究计划一直持续到1972年《生物武器公约》签订之后。法律上的限制、公众舆论的力量、预期敌方的反击和战争升级的前景，特别是对于敌人拥有类似的武器可能实施报复的顾虑会制约官方决定使用生物武器，但是恐怖分子利用生物武器的可能性随时存在，1995年东京地铁沙林神经毒气的袭击事件，2001年“9·11事件”之后一个月的炭疽邮件袭击事件，都说明了这一点。本书作者认为，生物武器研制计划的隐秘性带来一种特殊的危险性，而写作本书的一个根本目标就是让公众了解，像对其他的流行病一样，有意制造的疾病是可以防止和治愈的，但是技术决不是全部答案。在很大程度上老百姓在蓄意的生物袭击面前总是脆弱的，因而需要有减少风险的政治方面的制约。生物武器可以通过使国家承担起保护公民和社会的义务的强有力的国际条约的制定和实施而得到控制，其着眼点是普遍性的而不是按种族有选择性的，这里公开性是一个根本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