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推崇“人生史”这个概念。

“人生史”指的是一种不怎么像社会科学的方法，它不同于“量化研究”，虽则相比更接近“质性研究”，却与之差异也大。这个意义上的“人生史”，与古代中国的“人物志”是有相通之处的。

对整体的人生的关注，不同于现代社会对于个体的关注。现代社会之所以“照顾”个体，是因为要文明地在关怀个体中消灭个体，促成结构对个人的“全权监控”。在这个社会学的视野中，“人生史”若有意义，便是在于它对于“生命政治”的揭露。“人生史”研究者关注个体，不以认识“全权监控”为最高宗旨，不轻言“生命政治”，而是以更好地把握“生命的意义”为目的。

这是人类学家王铭铭教授的新著，体现了作者的新想法，即从人类学的眼光来考虑中国历史中的一些问题。

一般来说，人类学是考察外邦、考察原始社会（野蛮社会）的一门学科，从来不把自己本土社会、自己的历史当做对象，也就是说：人类学实际是不把文明社会当做对象的。但八十年代以来，对于人类学的学科反思相当深入，即强调反思自己的学科偏见，一方面纠正对外邦、对原始社会的偏见，另一方面也拓宽对本土社会、自己历史的考察。

目前王铭铭的这部《人生史与人类学》，实际是用人类学的眼光，来重新考察思索传统中国历史体裁 纪传体，希望从这一角度得出新的看法；同时也是对人类学这一现代社会科学进行学科的再反思。

本书是三联书店“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丛书的一种。

王铭铭，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特聘教授、《中国人类学评论》创刊主编。近作有：《中间圈：“藏彝走廊”与人类学的再构思》（2008）、《经验与心态——历史、世界想象与社会》（2007）、Empire and Local Worlds: A Chinese Model for Long-Term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帝国与地区性的世界》，2008）等等。曾于2000年担任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访问教授，讲授博士课程“人类学的中国问题”，1998年6月至今担任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海外会员、英国《国际文化研究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学术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