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所论的大众层面的赴日留学，是与中日不幸时代揭开序幕的同时而兴起的。因此，对精神史的考察也必须要以此为原点和基点来把它抓住、看准。
　　贯穿这个基点的有纵横两条轴线。甲午战争之后，列强在中国掀起了瓜分“势力范围”的狂潮，受此震惊，在国内，有国人呼吁民族救亡和维新变法；在外 面，日本乘机灌输、拉拢的战法奏效，启发了国人“东洋对西洋”的意识，“黄白竞争”“黄种崛起”“东亚连带论”甚嚣尘上。这样一种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叶的中国以及东亚的时空条件，成了发挥正面作用的横的轴线。因此志士们大举到“同文同种”的邻国去寻求维新的范本。然而从留学生活的维度看，等待着他们的还有一条经常发挥负面作用的轴线。这就是，汉唐以来的文化宗主国对附属国，鸦片战争后半殖民地化的老大帝国对因明治维新成长起来的新兴帝国，进而是甲午战争之后的被害国与加害国，在时间纵轴上的古今恩仇与位置关系的变迁。由此，作者想把这种横向、纵向的正负交错作用视为留日精神史的整个磁场。

　　严安生，江苏镇江人，1979年国费派赴日本，在东京大学比较文学比较文化专业留学两年，1989年获该大学博士学位。曾任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系主任、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主任。专业是日语、日本文学、中日近代比较文化史。主要学术著作：《日本留学精神史——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轨迹》（岩波书店，1991，次年获大佛次郎奖和亚洲太平洋奖大奖）、《陶晶孙——另一部中国人留学精神史》（岩波书店，2009）等。2015年获颁“旭日中绶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