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科学在新世纪之初早已成为重要事业，这里谈的便是欺诈和不端行为投射其上的结果。
　　让我们考虑缺陷在科学研究中所起的作用。
　　17世纪初，英国解剖学家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在最初尝试分析心脏跳动和血液流动时，在一些有相关缺陷的动物或人身上得到了重要的观察结果。健康正常的哺乳动物存活时，心脏四个房室的搏动顺序以及心跳与脉搏之间的关系，因为太快、太连续、太细微、太模糊，而无法通过触摸或体外听音来分辨，甚至活体解剖一只动物的胸腔时也无从观察，比如案子上屠宰的猪狗或者围捕中猎杀的鹿。但哈维观察了濒死动物的心跳过程。他的拉丁文记录写道：“心跳逐渐变缓变少，间歇变长，由此更易于观察和揭示心跳运动的真正过程。”这样，他清楚观察到心跳时房室搏动的顺序。两个心耳（auricle，现称心房）首先开始收缩，然后两个心室再收缩。他指出，我们从胸壁外所感知的心跳并不像当时所公认的那样，是由于心脏扩张自身的填充运动所致，正如吸进空气的风箱一样；而是由心脏肌肉紧缩，排出血液的运动所致，心脏就是一个血泵。哈维是查理一世的私人医生。一幅著名画作表现的就是哈维向他的这位皇家保护人及患者解说心脏跳动的过程。哈维还观察了那些处于胚胎阶段的动物的心脏，例如在鸡蛋内刚成形的小鸡心脏。他最极端的观察是一位患者长在颈部右下方的一个有搏动感的巨大肿块。哈维认为，这是锁骨下动脉壁膨出造成的动脉瘤。锁骨下动脉供应右臂血流，它下行连接腋动脉，并最终形成回路。记录写道：“当心脏每跳动一次时，肿块接受了动脉血流就明显扩张一下。”（他后来又补了一句：患者死后的尸检证实了这一观察。）因此，脉搏取决于心跳，但与心跳不同，脉搏是由被动的扩张所致。这些异常现象的观察为哈维理解血液运动的正常生理学打开了方便之门，并成为哈维解释血液循环的基本论据。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在19世纪，医生们遇到了甲状腺肿大、呆小症、身体发育障碍（以上多为甲缺的表现），还有些患者心跳很快，眼球突出以致眼皮都合不上（这是甲亢的表现），还遇到了侏儒症（生长素分泌不足）、巨人症（生长素分泌过多）和肢端肥大症（成人生长素分泌过多，患者的手脚及面部骨骼畸形增大），这些都使人们开始逐渐理解甲状腺和脑垂体的作用。临床上对于这些功能障碍的研究导致了内分泌学的诞生。同样，神经生物学家对脑功能的大多数了解也来自于近一个世纪对脑功能障碍的研究。利用既往正常的人在遭遇意外事件、中风、枪击或手术事故后造成的脑损伤状态，我们可以分析知觉、思维、语言和情感的神经学基础。
　　从20世纪初至今，遗传学将其学科基础建立在基因突变所产生的特征遗传给后代的方式之上。其中大部分突变特征都表现为遗传缺陷：例如果蝇的眼睛缺少色素；血友病患者身上的凝血机制缺少某种成分；镰状细胞贫血症患者的血红蛋白分子序列上有一个碱基单位发生了突变等。在现代分子生物学的大多数技术发明前，果蝇、老鼠和人的基因图谱并不是真正的基因图谱，而几乎全部是基因缺陷图谱。一位主流医学遗传学家曾宣称：这种图谱其实就是“对基因组的病理解剖”。
　　癌症是高等生物体的细胞活动进程的紊乱，特别是其生长调控功能的障碍。只有当我们了解了这些复杂的、迅速的、相互作用着的细胞生长过程，以及那些令人困惑的、难以揭示的调控过程后，癌症之谜才可能被破解。20世纪70年代，分子生物学家建立了一整套新技术，正常细胞的发育与分化似乎得到了最终解释，这使得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开始向癌症宣战。那时的生物学家常常抱怨在纯基础研究项目需要资助时，基金却被用于有特定目标的研究项目。但他们很快就学会了申请癌症研究基金来做基础研究的课题。这样做无可非议，因为癌症源自于细胞正常生长过程中的差错，对它进行研究同样会提供这些过程的信息。
　　当然，在物理学领域，缺陷很少能为了解常见现象的发生过程提供线索。但地震可以告诉我们地球的内部构造；天文学家在太空寻找新的超新星爆发，并考察了1994年6月彗星碎片对木星的撞击，这次撞击将对很多行星的外层产生巨大的扰动。行星科学家为此着迷不已，全世界的报刊也一连几周都在用头版报道此事。
　　当然，生物学研究中近来最显著的缺陷研究案例就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即艾滋病）。免疫系统错综复杂的程度仅次于神经系统，它很难被科学家了解。该症的病理是，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入侵了某些细胞，而这些细胞正好控制着免疫系统发挥作用的必经通路的枢纽。我们再一次看到，正如解决癌症要研究细胞生物学一样，攻克艾滋病也需要对免疫系统进行基础性的综合研究。此时，缺陷为这种研究打开了窗口。
　　总体来说，在科学研究中，缺陷的存在为人们理解被其扰乱的进程提供了途径，否则这些进程会显得过于庞大，过于复杂，变化过快，不可实施（即有意识地加以干预是不可行的，或是不道德的）。而缺陷的存在扰乱了这些进程，为我们提供了机会。现在回过头来看，上述几种特征所描述的正是科学事业在20世纪后半叶的发展情况。然而，科学欺诈和一些相关的不端行为无疑也是科学发展过程中的缺陷。因此我撰写本书的预设命题就是，仔细剖析科学欺诈和不端行为的本质，将会有助于我们在此新千年之初，揭开科学研究和科学家工作的“心血管运动之谜”。
　　没有人知道科学欺诈的发生率到底有多高。那些长期密切地从事此类调研的人宁愿相信，这种不端行为在科学研究中广泛存在。至今也没有人能找到可靠的方法来加以测量。我们只剩下所谓的“传闻判据”（anecdata），只能用传闻做资料来估定事实。
　　除了科学欺诈的发生率不详外，如何定义这类事件也存在问题。到底应如何判定这类事件呢?标准定义是捏造、篡改和剽窃，简称为FF&P（Fabrication，Falsification and Plagiarism）。捏造是彻底编造数据，生物学家称其为“空手实验”（dry labbing）。篡改是对所获得的数据有意地加以操控，包括只选择有利于结论的实验结果，删减那些似乎不利于结论的数值，将刚超出背景值的读数表现得十分显著，将两次实验中的最好部分捏合成一次实验等。经过以上种种处理，反常之魔“The Imp of the Perverse”，这是美国小说家艾伦·坡（Allan Poe）一篇小说的题目，中译名为《爱唱反调的小鬼》。这里是指被人为处理后出现不符合统计学规律等现象，从而泄露出动过手脚。——译者注常得以悄然低语，泄露实情。剽窃并不仅仅是指文字的复制，它是对知识产权的侵犯，剽窃者窃取其他作者的想法、方法和结果，甚至可能是表达方式，并以自己的名义发表。从已曝光的事件看，窃取知识产权的事情在科学中很常见，它导致的冲突对于那些寻求公正的科学家来说往往是毁灭性的。最近，欺诈的标准定义又有了进一步的改进，在伪造、篡改和剽窃之外，新增了一个涵盖一切的条款，其表述方式之一为：“或者是在提出计划、执行操作和报告结果时对于常理可接受行为的其他严重背离之举。”
　　一些人，包括绝大多数律师，认为欺诈的FF&P定义远不够严谨。但许多科学家却非常认同它，认为它简洁易记，十分精炼。许多人反对那个“其他背离”的条款，因为它过于含糊，因而可能是有害的。虽然也有人认为该条款表现了科学研究是一个集体过程的事实，但是官方程序正着手将其从联邦规章中删除。不过，学术机构还是有权自主设置一个更为全面的定义。从近年来案例的判决中可以看到，科学不端行为的定义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模糊。例如，欺诈和马虎的界限是什么?必须是有意之举才能被认定为科学欺诈吗?
　　科学不端行为的核心问题是，问责时研究机构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资深科学家和行政管理者一再成为三缄其口的典范，他们总是试图息事宁人。处理失当和不端行为的共生是一种典型现象，它深植于实验室与其所在研究机构的集体意识之中。最明显的处理失当是对于那些敢于告发不端行为的揭发者的处理。当然，在那些处理得当的案例中，人们并没有听说揭发者被如何如何。然而在那些公开曝光的案例中，处理失当是家常便饭，甚至可以说毫无例外。在工业界、政府机构、教会以及军界，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丑闻，即使那些揭发者的指控被证明是正当的，他们的遭遇也会是不幸的，甚至常常是野蛮而残酷的，他们的职业生涯被毁，生活从此极大地扭曲。
　　这样我们遇到了更具普遍性的基本问题：科学究竟能否自我纠偏，或者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如此?——特别是当一个号称为重大发现的成果竟然是有组织的骗局时。科学界究竟能否自治自律，能否免于政府官员和立法机关的详细审查?——特别是在研究资金来源于政府机关的情况下。需要自我纠偏的机构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那些进行自我管理的机构。其中有一些属于正式机构，它们包括：科学家受教育与进修的学校组织、拥有年轻学者的各种实验室、提供资助的政府机关和私人机构；供学者发表文章的杂志社、各种不同领域的科学家专业学会以及国家科学院。当然，以上罗列可能还不够详尽。
　　最经常实施与最贴近现实的举措是同行评议与稿件审查，这是科学家用来评价彼此工作的特殊机制。严格意义上的同行评议是指这样一种制度：被指定的匿名小组在其工作领域内评议申请基金资助的项目的质量，并尽力将有意义的申请按其价值大小分等排序。这是对被提议的工作进行前瞻性的评价，而对工作进行回顾性的评价的方式则是对提交杂志的稿件进行审查，这几乎同样是匿名的。科学家由此得以在事前和事后评价彼此的工作。至少在原则上，同行评议和稿件审查应该算是最无私和最纯粹的自我管理。这套制度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起来的，至今已经实施了几十年。对于绝大多数科学家来说，如果没有这套制度，科学研究似乎是无法想象的。
　　然而半个世纪之后，同行评议和稿件审查步入了穷途末路。它们变得令人沮丧，常常失效，并且在某些方面是腐败的，受到了政治的玷污，充斥着剽窃的诱惑。由于杂志数量和论文数量的不断激增，以及科学家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态势，稿件审查还面临着其他特殊的问题。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于电子出版物的出现，事情才有了健康发展的转机。电子出版物以多种形式迅速发展，它的作用已经显现并且被证明是“革命性的”，虽然这一形容词已经颇有滥用之嫌，但在此处还是恰当的。
　　其他一些社会结构似乎不太正式。然而它们可能会因此而更具效力，它们在各个方面，包括最正式的场合，主导着科学家的生活与交流。这其中包括由评价意见构成的口碑网络，科学家可以通过它对自己领域内的其他成员发表看法，构成信任和尊重的等级，当然也包括不信任的等级。这些社会结构大多是围绕着科学门第构成的。
　　科学也有门第，知道你来自何人门下，就等于告诉别人你的专长，大致的学术水平，以及你对待工作、合作、竞争、科学诚信的总体态度。科学门第在关键时刻所发挥的力量是明显的。最重要的是，师承所树立的日常工作习惯和无声的榜样总是比规则更牢固。通过师承，年轻的学者被引入科学之门。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托马斯·亨特·摩根（Thomas Hunt Morgan）、欧内斯特·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马克斯·德尔布吕克（Max Delbrück）、劳伦斯·布喇格（Lawrence Bragg）、莱纳斯·鲍林（Linus Pauling）、阿瑟·科恩伯格（Arthur Kornberg）、安德烈·勒沃夫（Andre Lwoff）：这些人都是大师的弟子。但是近年来，随着科学的发展和专业的细分，门第的力量在式微，导师的作用也在弱化。
　　此外，还存在着更深层的问题。在对于不端行为的激烈辩论中，在对抗性的诉讼程序中，科学、科学界和科学家个人的利益能否用我们通常所说的个人有罪或无辜的标准来界定?对于那些在英美法律传统中长大的人来说，使用变通的标准几乎是难以想象的。我们甚至不知道如何指称这种变通。但在其他法律文化中，变通的方式确实更多地被采用，这样的方式可能更适合科学的需要。在过去的15年间，美国民法在某些领域——事实上，正是那些涉及复杂科学技术问题的案例——也发生了令人振奋的变化。
　　最深层的问题在于，科学这种呈几何级数增长的局面必定会终结。这是马尔萨斯学说应用于我们迄今所知的最伟大的机构与最伟大的智力兼精神事业的结果。在未来数十年中，科学在各个方面所受的制约、威胁和破坏将使科学持续地向稳定状态转变。

　　在中国现代语汇中，“科学”几乎等同于“正确”；然而在金钱与权力对科学干预越来越深的今天，欺诈事件的频发使人们不得不对“科学具有无私利性”的说辞进行深刻的反思。分子生物学史专家贾德森长期致力于科学欺诈问题的研究，清晰地回顾科学不端行为的经典事件和近年案例，并试图找出每件事情的真相。本书本书从当代文化之中深掘科学欺诈的背景，并为我们将来如何与科学欺诈展开斗争提出了令人兴奋的构想。

　　序言
　　引言
　　第一章 欺诈的文化
　　第二章 何谓欺诈：学术欺诈的类型
　　第三章 共犯的模式：近年来的案例
　　第四章 难以定量，难以定性：科学欺诈的发生率及其定义之争
　　第五章 巴尔的摩事件
　　第六章 同行评议问题
　　第七章 作者身份、所有权：荣誉、剽窃及知识产权问题
　　第八章 互联网公开出版的兴起
　　第九章 从实验室到法庭：追究不端行为时的体制问题
　　结   语 向稳定状态转变以及科学的终结
　　注释及文献来源
　　译后记

　　霍勒斯·弗里兰·贾德森（Horace Freeland Judson），乔治·华盛顿大学近期科学史研究中心创建人、前主任，1987年麦克阿瑟奖得主，著有里程碑式的著作《创世纪的第八天：20世纪分子生物学革命》。他在《纽约客》《哈珀斯周刊》《自然》《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柳叶刀》《细胞》《基因》《美国医学会会刊》等杂志发表大量文章，并且是《时代》周刊的长期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