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台湾史家逯耀东先生的遗著，乃其毕生研治《史记》的心血结晶。
    自2004年1月起，本书初稿即已完成，书名几经斟酌、改动，方才定案。其后，作者更耗费一年半时间，仔细校阅书稿的行文、论据及引文出处，务求尽善尽美。稿样校毕，即着手撰写书序，题名“残灯”，岂料属文未定，即遽归道山，留给后人莫大的遗憾与怀念。
   

    本书不仅是逯耀东教授毕生研治《史记》的心血结晶，其中也融入了他在传统深厚的古代史学史领域的造诣。“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司马迁撰写《史记》的终极目标，《史记》与司马迁在中国史学上的开创地位、价值、贡献，可说无人能出其右；然而，司马迁是如何做到的?其时代意义、辛酸委屈与隐微深意，对后人实有莫大启示，值得深入探讨。
    司马迁身处汉武帝这个空前变动的伟大时代，父子两代曾任太史，久处权力核心之内。基于其学术养成、太史职责、父亲遗命与自我抱负，乃有《史记》的撰作。但不幸遭遇李陵之祸，受到现实政治无情的摧残和压抑；如何超越现实的桎高，避免触犯时讳，真实保留历史记录，是司马迁面对的难题与考验。
    作者透过对《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的深入解读，以及寻绎史公在全书中的架构安排、篇章联系、撰写方式及个别纪传的背后深意，抽丝剥茧，描绘出司马迁如何借由《史记》的传世，既抒发满腔抑郁，又完成自我超越的完整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