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张骞为汉帝国打开通向西方的大门，在数百年间，胡人通过丝绸之路往返华夏与故土，持续为中国人带来了新奇的外来风物，成为我们与世界沟通的桥梁。这些外来族群的生活状态及其影响，集中反映在汉代生活百科全书——汉画像石中。本书虽以汉画像中的胡人图像志为研究重心，但触及诸多历史与文化现象，如民族迁移、艺术交往、宗教传播等议题，对今日国人思考相关问题仍有启发。

     两汉时期的画像石、画像砖、壁画乃至陶俑等汉画资料中，存在大量的胡人图像，而胡人图像与早期中外文化交流、佛教东传以及汉代多元文化的形成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汉帝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帝国，与西方的罗马帝国、中亚的贵霜帝国、西亚的安息帝国并称世界四大帝国。汉廷开疆拓土，初步奠定了中国现在的疆域。汉武帝独尊儒术，奠定了两千年来儒家在中国文化中的主导地位，佛教和道教也是在汉代相继出现，并与儒家合流构成中国文化的主流。还是在汉代，中国人第一次打开了西边的大门，发现了一个崭新的异域世界。就美术而言，汉代美术从域外吸收养分为己所用，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汉美术一扫先秦美术的多重地域性差异，呈现出一种强势的、海纳百川的精神，为后世美术之发展定下了基调。汉代虽然距今已经两千余年，但汉人“事死如生”的厚葬制度使得我们在今日仍然可以在大量的汉墓遗物中一睹汉代美术的真容，并将其利用为学术研究的绝佳素材。相较于汉墓壁画，以画像石、画像砖为代表的汉画像是一个存世数更大、内容更丰富、思想更深邃的汉代艺术形式。巫鸿指出：“中国墓葬传统不但锻造出了一套独特的视觉词汇和形象思维方式，同时也发展出一套与本土宗教、伦理，特别是和中国人生死观和孝道思想息息相关的概念系统。”这些墓葬美术成为揭示汉代文化、宗教和观念上悬疑的钥匙。
     汉代是汉民族意识开始形成的时代。民族是“具有客观条件，因而发生共同（对外即可称为特异）的文化；因此发生民族意识，由此意识而相团结的集团”。《公羊传·成公十五年》有“内诸夏而外夷狄”一说，这里“诸夏”和“夷狄”代表了先人对民族问题的看法。华夏族从黄河流域滥觞，经过数千年之疆域拓展、战争、怀柔、同化、兼并与融合，逐渐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和中华民族。在美术史中，民族问题同样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美术方面的交流和融合作为文化交融的一部分，同科学技术、物质文化一样，伴随着古代交通的发展遍及欧亚大陆的诸多角落，并被不同的民族加以选择、吸收和改造，各自绽放出美丽的花朵。因此，对古代艺术史的研究，离不开对历史、民族、文化交流的深入剖析和理解。
     在汉代史籍为我们描绘的世界中，活跃在中国北方与西北边境的胡人是十分特殊而重要的。对汉人而言，胡人是接触频繁的域外人，改变了汉人生活的诸多方面，进而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从早年的胡汉战争，到后来丝路开通之后胡汉之间大量的贸易，汉帝国在与胡人的斗争和交往中明确了本民族的疆域范围和文化特征。同时，汉代艺术中的新鲜血液，也来源于往返在丝绸之路上的汉人探险家和胡人承载的文化因子。孙机先生在《中国圣火》一书中论及域外相关的图案纹饰时说：“很难想象，一种古代纹饰会脱离开所装饰的器物，天马行空式地在各大洲之间迁徙。”同样，脱离了胡人在汉地的生活、繁衍和在丝路上的穿梭往来，很难想象，是否存在一个纯粹而孤立的汉代艺术，在独立的汉民族中流传；脱离了这些异域人的艰辛弘法，佛教也不可能在中国落地生根。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人携带的外来文化因子是构成汉文化兼容并包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汉人对异域文化的吸收和改造。
     根据汉代史书的记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历史情境中，胡人的身份并不相同。有时，他们是威胁帝国安全的外族——匈奴，时时南下掠夺财富和人口，是汉朝边境上的不稳定因素，是汉帝国所面临的最大劲敌。这种带有浓郁政治寓意的题材构成了著名的“胡汉战争图”：头戴尖顶帽的胡人骑兵奔跑在崇山峻岭之间，战马嘶鸣，纷至沓来。有时，他们作为远道而来的使臣，向皇帝进献独特的物产，或者成为“质子”，为完成本国的政治使命而奔波。有时，他们抛家弃子，在经济利益的趋使下携带大量的商品游走于丝路沙海，成为充当中西方贸易桥梁的“贾胡”。有时，他们怀着一颗虔诚的心，在中华大地上四处游历、建造寺庙、“设像行道”，成为早期的佛教传播者。他们的不同际遇，为我们呈现出汉代胡人多样化的面貌，也成为汉代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成为汉王朝与世界联系的纽带。在这凝固于石上或砖上的图像中，胡人呈现的面貌比史书的记载更为直观而真实。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流寓汉地的胡人的另一种宿命。他们中的一批人成为俘虏，或聚族内附，或成为为汉朝官吏服务的奴仆。有些胡人被征召入伍，“胡骑”与“越骑”并称，成为“七校”之一，是守卫帝国秩序和安全的一支力量。有些胡人因为擅长乐舞百戏，成为职业的乐师或舞者，见诸《汉书》的就有“《巴俞》都卢、海中《砀极》、漫衍鱼龙”等多种。有些胡人则牵着骆驼，骑着大象，从远方而来。这些内容在汉画像中都有反映。
    他们极为夸张的深目高鼻的容貌，披发、左衽以及头戴尖顶帽等形象、服饰特征，被汉代石工归纳出来并加以艺术表现，呈现出了与汉人迥异的形象。有些胡人甚至成为西方的使者，成为汉人心中仙界的主角。胡人骑在代表祥瑞的麒麟身上，在神树下接受礼拜。汉画像中的胡人形象，已经超越了世俗，走进汉人的信仰深处，凝成永恒的墓葬艺术的一部分，成为佛教初传中国时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后汉书·五行志》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这些塑造了精彩胡人艺术形象的普通石工可知晓，他们同这个帝国的最高统治者皇帝一样，曾引领了这个时代的时尚风潮。
汉画像中的胡人形象问题，是解读汉代艺术中关于历史、种族和异域想象的核心问题，同时也是笔者思考许久的“汉代艺术与域外的关系”这个大命题中的一部分。首先，汉画像胡人图像的“历史真实”，是张骞凿空西域以来中国人对“我者”和“他者”认知方式之大转折。这些历史细节，隐藏在每块汉画像石、汉画像砖的具体图像中，表现出汉代工匠、艺术家对胡人形象的真实塑造。
     其次，汉人对胡人的“异域想象”，是汉代知识分子和庶民对汉画像胡人图像的“认知方式”的基础。
     在西方，对欧亚大陆北部游牧民族和中亚古文明的研究是一门显学，普林斯顿高研院狄宇宙（Nicola Di Cosmo）教授在《古代中国与其强 邻》一书中认为，“古代中国和草原游牧民族的对抗关系”，是“整个中国历史研究的最大课题之一”。汉民族对抗野蛮人（The Barbarians）的过程，也是自身明确国家之疆域、文化之差异，增强其心理和生理自卫能力的过程。通过对汉代图像遗存的分析和诠释，能够揭示汉民族对待异民族的态度。这种态度，往往是建立在汉人的“异域想象”基础之上的。
     汉民族在发展中形成了一种“五服”观念，即侯服、甸服、绥服、要服和荒服。正如《剑桥中国秦汉史》指出的那样，远古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是经过创造性的想象和在五行思想的影响下，使实际的中国世界秩序理想化”。在汉人的心中，胡人所处的位置属于荒服，隶属化外之境。虽然张骞等人对西域地理人文的汇报十分细致，但从《汉书·西域传》中“安息长老传闻条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尝见”含糊其词的描绘中，我们完全可以体味到汉代百姓在形成西王母崇拜的风潮之时，很难理解荒服之外的人文地理。《山海经·大荒西经》载：“西有王母之山，壑山，海山。有沃之国，沃民是处，沃之野，凤鸟之卵是食，甘露是饮……鸾鸟自歌，凤鸟自舞。”这些“沃民”，是否就是对胡人遥远故乡的追忆？
    从西王母信仰到早期的佛陀信仰，胡人传播来的外来神祇根植于汉人对异域的无垠想象之中。胡人无意间扮演了从“荒服”而来的异域角色。虽然从前四史、《高僧传》等文本中可找到很多胡人在汉地活动的例证，但对于普通百姓而言，胡人更具有一种遥远未知的“程式化”和“想象”的因素。
      因此，只有充分理解汉人对胡人“格套”化的异域想象，才能了解存在于汉人灵魂深处的遥远异邦。这同汉人对死后世界、对来生的理解休戚相关。在此基础上，我们方可厘清胡人是如何从世俗真实存在的“荒服”人物，实现身份的跃变，成为围绕在从西王母到佛陀身边的仙人侍者的。
     令人始料未及的是，两汉时期交织在真实与想象之中的胡人，在不足百年之后，竟变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势力与军事力量，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中州士女在永嘉南渡之时可曾想到，仙境中的胡人终究是虚幻的，而祖先的光荣与梦想，却永凝在汉画像石上。
     是为序。

     本书结合汉画像实物图片及历史资料，全面详尽地考察了汉画像中的胡人形象，辨析其出现的源流，考察不同地区汉画像中胡人形象的不同特点，分析了这些图像与佛教的关系，以图证史、图文互释，通过胡人图像这一切入点，展现了汉代艺术的开放性。

汉画像胡人图像的出现（节选）

第一章  汉画像胡人图像的出现
第一节　先秦艺术中的种族表现
第二节　汉代胡人的构成和称谓
第三节　胡人在汉地的活动和影响
第二章  汉画像胡人图像分区研究
第一节　山东地区汉画像中的胡人图像
第二节　苏北、皖北、浙江地区汉画像中的胡人图像
第三节　河南、陕北、山西地区汉画像中的胡人图像
第四节　四川、重庆地区汉画像中的胡人图像
第三章  汉画像中胡人的外貌和族属
第一节　胡人的容貌
第二节　胡人的装束
第三节　胡人的族属
第四章  汉画像胡人图像的分类研究
第一节　战争中的胡人
第二节　流寓汉地的胡人
第三节　仙境中的胡人
第四节　特定风俗下的胡人
第五章  汉画像胡人图像与佛教的关系
第一节　“胡人—大象”模式
第二节　“胡人礼佛”模式
结论
参考文献
图版说明
后记

     朱浒，1983年生，江苏徐州人，上海大学美术学博士，北京大学历史学出站博士后，华东师范大学艺术研究所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晨晖学者，《中国美术研究》编辑部主任，致力于中国艺术史、宗教美术等领域的研究。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秦汉神仙信仰与近年考古图像的图文关系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东汉佛教入华的图像学研究”等课题，已在《文艺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东南文化》《中原文物》《读书》《文献》等发表学术论文四十余篇。现任中国汉画学会会员、中国海外交通史学会会员、上海市钱币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