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序

　　这是一本合写的书，书中文字基本写于20世纪90年代，主要刊发在《读书》之上，后有幸纳入三联书店的“读书文丛”。今书店拟重新出版“文丛”中一些仍有价值的书，承编辑部同人的美意，本书也在其中。这次使用的版本，是2010年社科文献出版社所出的修订版。内容未作改动，仅订正了少数文字讹误。
　　作者之一的葛小佳已于2009年返归道山。本书的重印，唤醒一段段记忆，心情是纷杂的。相信小佳对本书的两次再版，会感欣慰。个人对于读者的不弃，尤深觉感动，也至为感谢！
　　为纪念小佳这位历史系七七级的杰出校友，四川大学于2010年在历史文化学院设立了以葛小佳命名的优秀论文奖，俾后来的学子知道他们曾经有过多么优秀的学长。与上版一样，本书的版税会捐给四川大学的“葛小佳优秀论文奖”。为此我要特别感谢三联书店重印此书的美意！
　　                                                                                       2016年3月28日

修订版序

　　这本小书，所收的是葛小佳和我合写的读书心得，以及两三篇各自单独写的小文。本书初版时，小佳远在美国，当时的自序只能由我独自执笔。如今出修订版，小佳更远在天国，这个小序仍只能由我独自执笔。天有不测风云，最近一两年随时都在经历；人有旦夕祸福，不意也成这一两年亲历之事！所谓朋友，或许就是相见甚欢，不见亦如见，并不在朝朝暮暮。然而此后就真只能不见如见，能不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小佳与我，相遇在四川大学。他在二班，我在一班，大概是通过戴思杰兄认识的，结果一见如故。思杰兄不住学校，后来更不常来学校，所以我和小佳的来往反多。那是我们一生的转折，不过当年似乎也没这么想，就是觉得读书已晚，所以稍更勤勉而已。读书之余的生活，也有不少的乐趣。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遍寻成都大小饭馆去吃价廉物美的好菜。小佳从煤矿中来，带薪，那时可以说是高薪，所以吃完他付钱的时候要多许多。他的另一业余活动是踢球，因此而结识不少朋友，有的也成为我的朋友。
　　我们的另一共同行动是学英语。我在入大学前只念过不到一年的初中，他的中学恐怕也不到常规水准。第一学期我是乱读杂书而过，小佳则似乎对未来有着某种预感。第二学期开学，他忽然对我说，他的英语已远远超过班上的进程。我们基本都是进大学才开始学英语的，忽然间彼此的水准就真正不可同日而语了。为了让我能赶上，他特意停学英语一学期。我则拼命追赶，到二年级差不多赶上他的水准，又共同推进。到三年级时，我们竟然成了全校文科的前两名。没有那时的努力，后来恐怕就不能出去读书了。
　　当初在美国念完书，他也准备回来。然而那时葛公子亦杰不过几岁，多年在美国生活后，回中国竟然严重水土不服，几十天不能安宁，终于确定在海外定居。后来小佳事业有成，进入那一行的顶端，但心中似乎总有些许遗憾。近些年他一直在为国内的心理学界（特别是中科院的心理学所）做些帮忙的事，也因此让我们多了不少见面的机会。小佳当年以讲义气著称，也包括为朋友与人打架。造化弄人，自从他成了美国的名教授，义气仍在，而为人则斯文了许多。甚至到我家，也要到门外去抽烟，俨然一个外国君子。
　　小佳是绝顶聪明之人，学科对他似乎没有限制，反多借鉴。他本科学的是明清史，硕士改台湾史，博士则学社会学，毕业后从事心理学，很快以在顶级心理学刊物上频繁发表重要论文而著称。1996年，也就是他进入心理学领域后两三年，他在《发展心理学》（Developmental Psychology）上发表“The Developmental Interface Between Nature and Nurture: A Mutual Influence Model of Child Antisocial Behavior and Parent Behavior”一文，产生很大的影响，被认为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后来又得美国家庭研究会正式表彰，誉为理论与研究结合的典范。该文现已成为那一领域不能不提的经典论文，引用达数百次。
　　他的专业论文均以英文发表，所以国内人或不了解其影响有多大。说点今日一般人所关注的：2002年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请了十位对21世纪发展心理学有大影响的教授展望学科的前景，小佳便在其中。他曾是美国著名的NIH（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的项目评审人，那一位置有多么位高权重，内行都知道。他也是世界青少年心理学会的执行理事（member of the executive council），并担任该会2006年年会的大会主席之一（co-chair），清晰体现出他在那一领域的世界地位。今年三月在费城召开的美国心理学年会，特意为他举办了纪念会。
　　小佳一向为人低调，近年他做了很多为他人帮忙的善事，为朋友，为中科院心理学所，为各式各样的人，就是很少为家人，为自己。若他还在努力，我不会把这类世俗的名位挂在嘴上。但我们确实应记住，世界上还有这样一位著名的华人心理学家。现在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已将他帮助建立的行为遗传学实验室和少年双生子库命名为“葛小佳青少年发展与行为遗传实验室”，四川大学也将在历史文化学院设立以葛小佳命名的优秀论文奖，让那些认真研究的学子得到鼓励，并知道他们曾有过眼界何等开阔的学长。
　　在美国那种讲究竞争的社会，凡有所成就者，专业压力都相当大。然而小佳不仅想着中国的心理学界，也没忘记他始终保持兴趣的文化和历史。他能写出本书所收入的这些文字，真正可说是“拨冗”而为。在我为初版写序的时候，他曾从美国来电话，特别提出要说明我们这些文字都是诚诚恳恳用心力认真写出的。这虽然有些像戏台里自己喝彩，却是出于对读者的尊敬，以及个人的自重。
　　本书各文的写作缘起，初版序言已略述及。今日不少享大名的海外学者，当年即由本书首次介绍到中国。近年不少青年学子对我说，他们对海外汉学的了解，就是来自此书。然此书坊间早已售罄，借阅则不甚方便。曾来联系再版的出版社，其实也有数家，过去都辞谢了。适社科文献出版社新推出“书与人丛书”，拟纳入其中。这次是故人出面，且小佳也忽然驾归道山，遂使再版之事不能不重新考虑。
　　这一次的修订，除订正文字讹误外，内容基本未作改动。初版中几篇针对今日学风士风的商榷文字，凡我所独撰者，在修订本中已删去。增添了一篇小佳评王汎森兄《傅斯年传》的遗作——《重建傅斯年学术与生命的历程》，是兆光兄据手稿整理的。回想我们合作的第一篇书评，也是评汎森兄青年时的旧作，或许即是一种缘分吧。
　　小佳匆匆离去，已经一年。本书的全部版税，都会捐助给四川大学的葛小佳优秀论文奖。所以我要衷心感谢社科文献出版社提议再版此书！
　　                                                                                       2010年9月8日

　　本书系葛小佳、罗志田两位作者合写的读书评论。文章的内容或涉及中国文化，或涉及西方文化，有时更兼及两者的异同，故名为“东风与西风”，无论是对“西风”的评介，还是对“东风”的讨论，都有独到见地。作者大体循西方文化体系的内在发展理路，从其产生的学术语境去解读评介一些西方汉学（包括中国研究）的书籍；同时也通过论世知书的取径，评议一些国人的学术著作，进而窥测今日的文化动向。

万里长城的历史与迷思

　　以前常从普及读物里看到：人类所有的建筑物中，只有长城可以在太空上用肉眼观察到。可是前年出版的林霨（Arthur Waldron）教授的大作《长城：从历史到迷思》却告诉我们这不过是个“迷思”（myth）。而且这个“迷思”起源甚早，远在载人卫星上天之前六、七十年就已形成。而直到今天，尚无一个宇航员曾报告说看到了长城。不仅如此，我们今天关于长城的许多观点，实在也都是“迷思”。其中不少就像这个“迷思”一样，是从西方进口的。西潮东渐的程度，看来比我们通常所认识的还要深入得多。
　　关于西潮东渐，过去西方汉学界对近世中国史的著作，常遵循一种西方冲击、中国回应的模式。其特点之一就是无论对西潮冲击是褒是贬，都忽略中国自身从政治经济社会到文化思想的内在发展。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美国学术界逐渐左倾。在此大潮中的不少美国汉学家们，往往因西方过去侵略中国而产生一种负疚感，所以倡导一种要“在中国发现历史”的研究取向。柯文（Paul Cohen）教授以此为题著有专书，前几年已由中华书局出了很不错的译本。这个新的研究取向当然是一个可喜的现象，可是读了柯文一书仍不免觉得有些“隔膜”。盖柯文一书主要是对七十年代以前的美国汉学界主流进行批判的反思，而从中国的视角观之，其所批评的一些主要观点不仅不错，实际上可以说还认识发展得不够。
　　对于这些问题本文不能一一涉及，只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柯文批评了费正清学派关于西潮入侵以前中国只发生“在传统范围内的变化”的观点。虽然柯文正确指出了费正清等人所注重的是中国的不变即缺乏西方那种“根本转变”的一面，但柯文在批评的同时将这一观点本身亦视为不妥而摈弃，则不免矫枉过正了。实际上，费正清诸人或许是无意识地触及到了儒家或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流中的一个根本要点，即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在传统范围内变，即温故而知新，正是两千年来中国士人所追求的理想境界。若从此角度去探索，或可解释为何西潮未到或初到中国时，士人总是“回向原典”去寻找变的思想资源。到西潮大盛后，才接受近代西方破而后立的所谓“超越进步观”，与传统彻底决裂。费正清等若沿此取向研究，本可证明西潮的冲击对中国的影响实超出一般的认知。柯文等若依照这一真正中国式的“在传统范围中变”的取向，本来也可见到费正清等所不曾见之处。惜乎柯文等在安身立命处恐怕也是秉承超越进步观的，所以将前一辈破得太厉害，无意中将其好处也破掉了。
　　林霨本人虽然出自哈佛，也曾撰文对费正清学派有所批评，但他的研究范围仍在较传统的政治军事外交史之中，所以有意无意间恰符合中国“法而后能”的取向。其人文笔极佳，言之既文，行之必远。书出以后，颇获佳评，被美国“史书俱乐部”选入，包销二千五百册。两年间该书已印出二版，最近更出了意大利文版。在学术著作一般销售不上千本的美国，这样的接收率是不多见的。不过林著的主要价值还是在其“变而后大”的一面，所以美国《出版商周刊》将其誉为是改变了西方对中国基本构想的几本书之一。
　　林著变而后大的一个特点，即在其熔古代近现代为一炉。美国的汉学，古代和近代几乎是两个不同的学派。前者相对更重史实，后者则偏重诠释。古代史学者通常更多或更易于接受一些中国的观念和认识方式，近代史学者则更多以西方的观念模式来认识中国。这当然只是言其大处，古代史学者中自不乏以希腊罗马中世纪模式套中国者，近十多年许多近现代史学者也日渐主张应以中国为中心，更有人明言应学习古代史的学风。但直至今日，两造在学风上的差异仍十分明显。例如柯文就曾指出，费正清等编著的《东亚史》的古代部分和近代部分，在风格上有时自相矛盾。这就是双方学风相异的显例。
　　林霨《长城》一书的论述，从先秦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跨度甚大。但其重心，则是明代的长城修筑及其相关的政治军事外交问题。这样一种突破常规的布局自有其风险。盖一般言史，或以断代或以种类区分之，而林书不仅时间上下延伸甚远，类别上亦不能简单以军事或外交或建筑史概之。实际是一史学范围内的跨学科研究。这在今日极讲究名份认定（identity）的美国学界，自易引出名份不清的问题。其间的祸福利弊，恐非一言能蔽之。
　　林著能“变而后大”，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林氏突破常规的取向。林氏对人们视之为当然的历史“事实”和历史观念均不轻易接受，而是批判地印证。的确，这是一部对西方流行的“中国世界观”概念进行挑战的力作。依以前西方流行的看法，中国的历史发展是一个边界清楚和文化内凝的连续进程，即以长城为屏障划分夷夏，华夏族在关内基本不受打扰地自在发展。而中国的对外关系，亦在文化决定论的夷夏观之影响下维持连续和稳定。林氏以为，这些观念或多或少都有问题。而其根本性的挑战，则在于破除传统的文化决定论。
　　林氏指出，中国几千年发展中的变与不变、胜败长短，并非全由文化决定，而常是特定时代的具体政治风云或政策争论的结果。具体言之，北方游牧民族的南来，不仅给中原政权造成军事政治困扰，同时更触及到中国的名份认定这样一个根本问题。换言之，“中国”首先是一种文明呢？还是一个国家？是国家，则种族和地域的界定均甚要紧。是文明，则不必以种族地域分夷夏。如是，则以修筑城墙来隔断某些民族和地域，从根本上是与中国文化中的天下（Cosmopolitan）倾向背道而驰的。这样一个名份问题在中国历史上渐成道义问题，感情成分甚重，而且从未被确切地回答过。
　　故林霨的结论，中国对外关系的一个特征即将道德判断注入政策争辩，由此而引起另一个特征，即不妥协。在此二特征影响下的中国对外关系，决非持续而稳定。常见的倒是分歧，因政争而成僵局。明长城即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其既未起到隔断夷夏的屏障作用，也不是什么文化一致的产物，说到底不过是政治分歧或政策争论的结果而已。
　　不仅如此，长城在中国历史上也绝非一直是正面象征。相反，从汉代起，长城在中国的上层和民间文化中，都是与失道而徒恃武力的“暴秦”相关联的负面象征。从贾谊的《过秦论》，到汉乐府诗以及民间的孟姜女传说，无不如此。明代筑城，为趋避此恶名，乃呼为边墙。直到八十年代中，明长城下的农民仍称此长城为“老边”。也是在明代，长城渐为欧人游记所提及。初尚平实，所说长城的长度不过几百英里。到明长城完工后，欧人记述的长城尺度日涨，并渐附会为早年的秦长城，更增加其神秘性和吸引力。到十八世纪，西方许多关于中国的“迷思”在欧洲形成，长城亦然。其中启蒙主义大师伏尔泰居功甚伟，英人则首推那位不向乾隆皇帝磕头的特使马尔戛尼。从这时起，长城渐被捧为人类奇迹。到十九世纪，近海滨一带老龙头嘉峪关一带的明长城，已成旅华洋客常去的“秦长城”胜地了。
　　通俗文化声势一大，也要影响菁英文化。约在此时，西人的历史理论中也渐将长城引入，多少或与西方传说中的亚历山大墙附会，关于长城使匈奴不再南下，遂北向而使罗马覆灭的说法渐成通论。到十九世纪末，现在流行的关于长城的观念已完全树立。并开始引起想象。唯一能从太空看到的人类创造物的说法即源于此时，到二十世纪初已广为西人所接受，在各种读物中常可见到。
　　                                                                                                        原刊《读书》1993年7期

目录新序
修订版序
原序
万里长城的历史与迷思
道统与治统之间
走向跨学科的新史学
“文无定法”与“文成法立”
大胆的假设
东风与西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的梁启超
跨世纪的启示：从章太炎到古史辨
重建傅斯年学术与生命的历程
近代中国的两个世界
社会与国家的文化诠释
市场经济与乡村发展的新诠释
魏安德的中国工厂研究
形象与文化：换个视角看中国
中西文化竞争与反教政治运动
谁的人文精神？
美国方式与美国梦：“政治正确”与美国校园的权势转移
中国文化的特点与上下左右读书

　　罗志田，1952年生，四川大学历史学学士、美国新墨西哥州立大学史学硕士、普林斯顿大学史学博士，师从余英时教授。曾任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现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主要为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外关系史，著有《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等。
　　葛小佳（1954—2009），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后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留学并任教，从事发展心理学研究，取得了世界领先的研究佳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