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武杰 孙莳麦

新闻来源：法治周末

当下，知识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更新，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人文社科乃至艺术领域，新发现、新探索和新成果都层出不穷，并以同样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影响着人类的社会和生活。人们关心的知识永远指向未知，这才是世界的真相，而“未知”恰若双面的雅努斯神，既朝向未来，也回望过去。4月22日，以“生活·读书·新知”为标榜的三联书店举办了一场“三联·新知大会”，便是以“如何看待历史，怎样面对未来？”作为活动的主题。大会邀请了人文、科学、艺术等领域的学者专家，将相关领域的新知识、新观念和新方法，以开放的形式，让学者与公众面对面地交流、聆听、碰撞，在讨论与争执中共同丰富着知识的阐释空间。三联书店希望通过一场新知大会，以“历史”与“未来”这两个关键词，引发思考与探讨，让严谨、可靠、充满可能性的知识与思想，穿透日常的庸碌，驱动人们的思维。其实这也是三联书店80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把新的知识、新的思想、新的研究潮流用书籍的形式连接大众，连接读者。

自上世纪30年代生活书店创办算起，三联书店已历80载春秋。“新知”对于三联书店是一个“老词”，但“新知大会”却是一个全新的概念。

此次活动的主持人表示：“新知大会，不是简单的时髦包装，也不是一次性的消费，它是由议题设置引发的对某一系列知识、学术研究的关注。我们将依托新技术和新商业模式，再次为学者与公众搭建起思想与知识沟通的平台，延续基于现实的大众启蒙，将人们思考的点滴汇拢、聚合，理解当下，了解彼此。新知大会只是个开始。”

上世纪30年代，正值中国革命的低潮时期，文化界也因此受到波及，整个30年代的文化界被笼罩在乌云之下。文化界人士被迫害的历史不一而足，1936年的“七君子事件”便是其中一例。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七君子”之一的李公仆就是当时成立不久的读书生活出版社社长，而邹韬奋便是当时《生活》周刊的主编。

其时，上海有一百多家出版社，能够顶风冒险出版进步书籍的却只有三家，这三家书店就是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1938年更名为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1936年，在时任读书出版社社长、撰稿人李公仆、郑易里的带领下，书店出版了大量启发民智的书籍，指引民众在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中突出重围。

由郑易里和艾思奇合译的《新哲学大纲》便是其中相当有影响力的一本。它是从苏联米丁编写的《辩证唯物论》翻译过来的、系统讲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专著，也是中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中译本。艾思奇在《译者序》中推介这本书时写道：“本书是一部价值最高的，现阶段哲学发展的里程碑的著作。”“这本书的出版，使中国目前新哲学上的争论问题也可以得到一个正误的标准。”《新哲学大纲》传播了先进的科学思想，起到了帮助读者进一步学习辩证唯物主义、提高理论水平和识别能力的作用，也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成为当时的畅销书，这种畅销的情况在当时的其他书店都是绝无仅有的。

这本书运到延安后，便成为延安各学校革命学员的必读书目。除此之外，在硝烟滚滚的战争年代中，郑易里还带领队伍编译了中国第一部马克思经典著作《资本论》的中文全译本。该译本博采众家之长，使用国际音标注单词、译文使用现代白话文、例证丰富。这项工作一方面，为引进西方先进的文化、科学技术提供了便捷之途，为当时文化落后的中国注入了新鲜血液；另一方面，这也树立起了马克思主义的鲜明旗帜——通过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来认识迫在眉睫的各种问题，为当时的工人运动指明了方向，大大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理论水平和认识水平；同时通过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对指导中国革命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革命战争年代，老一辈出版家领导三联书店出版的2000多种图书，40余种报刊，是火种，也是旗帜，引领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