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时代在中国历史上承前启后，其中制度与人事的嬗变千头万绪，诸色人等走马灯似的让人眼花缭乱，一直以来让研究者颇为棘手。更何况，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似乎对北洋时代都毫无好感，国共首次合作的目标就是“打倒列强除军阀”，往往以“北洋军阀”一语概其其余。

 

杨天宏教授新著《革故鼎新：民国前期的法律与政治》（三联书店 2018-3），则在这一道路上做了大胆而细密的尝试，从不少北洋时代重要政治人物和事件着手，探索民国创立之初的制度建构及运作，对民国政治史上许多重大问题提出了不少新奇的看法。

 

 

 

《革故鼎新：民国前期的法律与政治》

杨天宏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3

ISBN: 9787108059901

 

 

 

 

* 文章原载经济观察报观察家（ID：eeoobserver），经授权转载。

 

文  |  谭徐锋

 

 

当下中国近代史学界有一个共识，相对于西方同行纷纷转向新文化史、日常生活史之类新兴领域，我们自身面临的问题则迥然不同：近代以来政制建设与运作问题不断，整个民国时代，国家人民历经磨难，政争不断，甚至政治与军事交替进行，最终也未能很好地解决这一根本性问题。

 

杨天宏认为，西方同行可以“饱汉不知饿汉饥”，但中国学人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命题，对政治史予以足够重视，“无论怎么强调多元因素的作用，政治在民国历史发展中给当时、当事人的刺激都最为强烈，对政治投入更多关注乃理所当然”，“在民国历史上，政治的作用太强大了，强大到你想在研究中找到其功能替代物都不可能的程度”。

 

他以重要历史刊物论文发表数据说明，民初及北洋时期政治史被极大低估，北洋为统系的北方政治更是被严重忽略，无疑不利于全面审视民国时代。

 

更何况，西方如今也有“新政治史”的重振，将研究视角拓展至基层社会及民众，研究政治事件不是就事论事，而是注意透视社会结构及其变迁，并对政治史的“本色”保持必要的学科认同。

 

《革故鼎新：民国前期的法律与政治》一书以为，相对于重视程度不够，研究整体水平低才更值得重视，“很多重要的政治史问题缺乏严格的事实辨证，就连一些被视为常识的历史问题亦存在诸多疑窦”。而条块分割严重，研究经济史不关注政治史，研究政治史不关注外交史……“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弊端似乎越发严重。

 

 

 

“袁世凯才是北洋体系崩坏的始作俑者”

 

有鉴于此，作者做了不少努力，比如通过对1923年宪法的深入研究，认为“《临时约法》不仅设计的是足以导致利益冲突甚至引发战争的畸形政治体制，也未必能体现民主宪政精神，而1923年宪法无论在国体还是政体设计上，都更加符合民主宪政的原则”。

 

 

1923年宪法（曹锟宪法）

 

 

进而，作者还对“曹锟贿选”，提出了自己的质疑，“作为刑事控诉，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却存在明显瑕疵，其最大问题在于指控曹锟以五千元‘贿选’的时候未考虑国会议员历年欠薪已达同等数额这一因素，未思考给国会议员开具的五千元支票是否带有补发欠薪的性质，也忽略了支付款项的决定是邀约各党派(包括异党)协商的结果”。作者以为，“贿选指控能否成立都还是一个需要认真讨论的问题，而迄今却未见任何基于事实或逻辑的质疑”。

 

对于北洋系的盟主袁世凯，杨天宏教授一反旧说，留意到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之后谋求成为“天下共主”，处处表现出“去北洋化”的倾向，导致内部离心，“袁世凯才是北洋体系崩坏的始作俑者”。

 

此后，皖、直两系试图对已呈分裂气象的旧北洋军政体系进行整合，所依恃者，除了实力方面的相对优势，就是“北洋正统”招牌，孰料随着形势剧变，“北洋”逐渐成为负资产，最终成为“无道”的代名词。

 

相对而言，更有世界眼光的孙中山，与北洋领袖毕竟不同，他屡败屡战，晚年毅然决然跳出追求“合法性”的政治藩篱，全力追求政治的“合道性”。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实施联俄、容共，主张“用主义建军，用主义统政，用主义整合南方、宣传北方”，明确提出“打倒军阀”的口号和“以党建国”的政治目标，给人以政治面貌焕然一新的深刻印象，赢得了相当多的加分项。本书以为，“国民党自我改造之后呈现出的崭新气象，解释了后来国民革命军北伐没有遭遇太大困难就取得胜利的原因”。

 

对于革命党领袖章太炎为适应武昌起义之后中国政制转型之需要而提出的政治口号——“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作者予以了很多关注，注意到一度因应形势改建“政党”的国民党，其革命情结始终难以消去，在国民党“继续革命”的过程中，不仅袁世凯和北洋军阀成为打击目标，孙中山等人在革命之初选择的西方议会民主政制也在事实上遭到否定。这种双重打击，对近代中国政制建设产生了“破旧”却没能真正“立新”的复杂影响。

 

　　当然，杨天宏教授呼吁关注北洋研究，并非认为北洋时代就一贯正确，他基于司法职员的考察就注意到，北洋政府摧残了司法从业人员的独立精神，使其面临强权时软弱无力，只好选择放弃。北洋时代各位主事者脑筋之相对封闭，手腕依然囿于三国时代，也导致其最终在南北角逐之中出局。这些历史的阴暗之处，也是北洋时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泾渭未必分明

 

在杨天宏教授眼中，那些带着有色眼镜的视点，无论对于北洋还是革命，都有失公允。

 

　　对某些非历史学者关于清帝退位诏书“别出心裁”的解读，作者一一驳正，首先确定革命的缘起及其在中国政制转型中的决定作用，并澄清了不少基本史实，强调“中华民国是革命建国而非前朝皇帝授权变政；君主专制与民主共和分属两种不同的政治体制”，“即便承接诏书的袁世凯，其总统权力也是严格按照民国法定程序，通过选举，由民国参议院颁玺授予”。将《清帝退位诏书》拔高到与奠定了民国政制及法理基础的《临时约法》“姊妹篇”的地位，“有违历史，非伦非类，难以服人”。

 

众所周知，治外法权的产生对于近代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前人们更多注意到国民政府废除治外法权的相关举措，本书则对于北洋时代的探索做了勾勒，在这一方面北洋政府并非如批评者所说的消极被动，而是通过外交人士的艰辛努力，在改变由不平等条约建构和规范的近代中外关系问题上有不少有力的举措。

 

屡遭诟病的“善后会议”，在作者看来，也有其可取之处，这次会议是段祺瑞政府在各派军阀实施“武力统一”政策屡遭失败之后，顺应时势与民意，推进和平统一的尝试，“就性质而言，国民会议是要诉诸民主政治的理想，而善后会议则偏重现实政治问题的解决，两者并不矛盾冲突。从议程上看，善后会议不涉及政治权力分配，因而与‘政治分赃’也不发生关系”。善后会议以和平协商方式谋求统一，尽管失败，却值得肯定。

 

沿着这一重访的路径，本书对于当时南北政局、学生运动以及北伐时期的反教会暴力事件也有专论探讨，或尝试引进新的角度，或厘清各方史料，对老问题提出了新看法。

 

对于学生运动，他注意到，当时校园孕育出特色各异的学生亚文化，学运与学生亚文化有着内在逻辑联系，尤其是不同校园的学生亚文化对学运影响差异也很大，后者的多元决定了学运起落与内涵差异。不同区域与类型学校的学生在这一过程中，既形塑了自身，也形塑了时代，而其形象在时人心目中也变得相当正面。

 

对于以逻辑思维强大著称的章士钊，作者不无为之抱屈：章氏抱负虽高，主张也可谓独树一帜，很有见识，所提有关国会设计、政党与政党内阁建构、政治宽容制度等尽管贯穿了西方近代政制思想内在逻辑的主张，对于“共和”、“内阁”等政治概念也有很好的引介，只是由于形式逻辑本身的局限与性格的因素，大多不为当道采纳，近代中国应然与实然之间往往有着莫大的落差，在本书看来，章士钊最终只能沦为“悲剧性的历史人物”。

 

通过作者不断的追问，益发感觉到，那些此前看似泾渭分明的历史过往，其实往往千沟万壑，而本书无疑凸显了其中的历史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