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犍陀罗地区，佛陀的形象出现了，并被赋予了很多特征。比如，“三十二相”成为佛教造像必须遵守的基本要求，也就是佛陀生来就有的三十二种异相，如手过膝相、眉间白毫相等。很多学者都认为，佛陀的形象应该是借鉴了王者的形象，并受到不同文明的影响，如“白毫”可能来自伊朗文明传统。犍陀罗的佛像静穆庄严，带有超越世俗的神圣美感，但同时又具有高度写实的精神。1833年西方学者在喀布尔河畔发现禅定的佛陀形象时，就推断佛陀的形象带有鲜明的古希腊艺术风格。佛像的出现，可谓是各种文明融合的产物。富歇甚至认为，佛像是以希腊的阿波罗神像为模板塑造的，其发明者可能是巴克特里亚和犍陀罗的希腊居民。虽然现在对于佛像产生的地点仍众说纷纭，但是犍陀罗佛像独有的自由融合的艺术气质，应该是不同文明交流的结晶。犍陀罗的佛陀雕像，多采用青灰色的云母片岩，塑造出佛陀静穆庄严的风格，让人有时光凝滞之感。

从佛经来说，释迦牟尼于公元前528年涅槃，佛陀的教义基本上是口耳相传，并没有书面的文本存在。犍陀罗地区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和使用文本佛经的地区。佛经书写和犍陀罗语之间存在密切关系，贵霜帝国鼓励佛教写经和文本文学，使大量口耳相传的佛教经典书面化，这推动了犍陀罗语的发展和繁荣，犍陀罗语也成为佛教早期经典的重要书写语言。甚至可以说，佛经的原典语言是犍陀罗语，而不是梵语。公元150年左右，中国开始翻译佛经，可以说，中国的佛经最早就是从犍陀罗语翻译过来的，贵霜在其中扮演了主导性的角色。迦腻色伽等贵霜君主推崇大乘佛教的文本化经典，一方面，大乘佛教的文献从此被视为佛的指导，成为具有权威性的佛典，并被具有菩萨牺牲精神的佛教传法僧带到东方；另一方面，出现了大量佛教文学作品和佛教文本，其写作者如迦腻色伽时代的世友尊者和马鸣菩萨，是这一潮流中的佼佼者。1994年在哈达地区发现的《法句经》犍陀罗语写本是目前保存最早的文本，时间大约在公元10年到公元30年之间，堪称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佛教写本。犍陀罗语或者说佉卢文书的俗语，如同欧洲中世纪的拉丁语一样，在宗教传播中担当着语言中介的角色；在梵语雅语和婆罗迷文取代犍陀罗语之前，它都是佛教传播的重要媒介。

尽管历史上的释迦牟尼很可能从来没有到过犍陀罗，但是很多佛本生故事发生的地点就被放在犍陀罗。大量的圣迹和佛陀遗物，造就了犍陀罗的佛教中心地位。佛陀自己没到过犍陀罗没关系，他的前世到过就可以了。在这些重要的佛本生故事中，最为关键的是“燃灯佛授记释迦”，通过燃灯佛给释迦牟尼的前世儒童授记，为他在未来成佛提供神圣性与合法性。这一重要的本生故事，其发生的地点被放在了今天的贾拉拉巴德，也就是汉文文献中的那竭。通过佛本生故事再造圣迹，这是犍陀罗塑造自己佛教中心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碰巧的是，在犍陀罗出土的佛本生浮雕中，数量最多的就是燃灯佛授记。这一主题，很多时候跟佛传故事放在一起，被视为佛传故事的开端。

　　犍陀罗艺术的重要特征，也是其成为人类文明结晶的原因，在于其艺术的自由化和开放性。在犍陀罗佛教艺术中，能看到不同文明元素在其中扮演自己的角色。佛陀庄严、贤明、仁慈的形象，有希腊美男子的风度，又带有本地社会生活的痕迹，而“白毫”可能来自西亚的宗教传统。犍陀罗艺术既是高度宗教化的，又是世俗化的，两者很好地融合在一起。佛教强调众生平等，本就是一种包容精神。在婆罗门教将外来者称为“弥离车”（mleccha）并排除在种姓之外时，佛教的众生平等获得了希腊君主们的热烈拥护。与商业和都市的结合，让佛教从一开始就跟富裕阶层结成紧密的联盟。物质的丰富给佛教的繁荣提供了基础。在苦行之外，供养和布施成为追求解脱的新法门。犍陀罗佛教文本和图像一样，充满着对繁荣景象的描述——富丽堂皇的都市建筑、衣着华丽的仕女、喧嚣的街市等，但被翻译为汉语时，这些部分很多被裁掉。如果对比马鸣的原始文本和汉文译经，就能够清晰地看出。犍陀罗曾经繁荣数百年的文明，在佛教传入中国后不久，就尽数化为泥尘，不复往昔。裁掉对繁荣景象的描述，恐怕是担心混淆了译经的重点吧。可是，这些在当时的犍陀罗，才正是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