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原载经济观察报书评（ID：eeobook），作者朱天元。

 

 

电影《悲情城市》中的最后一幕，林文清（梁朝伟饰）在与家人的合照中一脸凝重，勉强挤出一抹笑容，心中却酝酿着凄惶与苦涩，不知迎来的是怎样的命运。正如光复后无数的台湾家庭一样，电影中基隆林家期待的是光复后的幸福与安宁，迎来的却是新的恐怖和动荡，个人的命运在东亚冷战、中日恩怨、冷战铁幕开启的背景下如同风雨之中一叶扁舟，曾经平淡、略带诗意的日常生活一去不返，剩下的只有遗孤悲戚的哀鸣，反抗者如同地火奔流一般的反抗、绿岛的斑斑血痕以及历史书写者长久的沉默。而这一切的开始，正是台湾历史上一道难以平复的伤痕——二·二八事件。

 

《悲情城市》上映之时，正处于“台湾解严”，人心萌动之时。也恰恰与世界性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美苏扶持的威权统治冠冕落地的大潮合流。电影的上映揭开了40多年政府的禁忌，使得“二·二八”以私人的视角展示了白色恐怖的战栗以及个人与家族命运的飘摇。而在台湾历史学者的书写与记录中，“二·二八”的悲剧不仅仅在于国民政府的专断与残酷，还有着台湾社会内在所沉淀的断裂与道德上的歧异。“黄色的污泥有着红色的恐惧”的歌唱背后，映射着台湾人对于历史苦难的悲情心态与历史记忆的惶惑。

 

在今天早已实现民主化的台湾社会，“二·二八”与白色恐怖不再是禁忌，开始成为了台湾社会“弱者的武器”。可是对于执政的蓝绿阵营来讲，台湾社会对于历史应该接受怎样的共识，全社会对于“台湾人”的身份的认知应该有着怎样的底线？依然难以有超越党派与身份的共识。对于“二·二八”事件与“白色恐怖”，台湾的历史学者也有着诸多版本不同，甚至结论大相径庭的叙述。真正的历史本就不能是革命史观与单一民族本位视角下的泾渭分明，而应该像《悲情城市》中那些在大历史下惴惴不安的小人物，他们有的怀念日据时代的政清人和、有的以中国人的身份自豪、有的则为晦暗不明的身份焦虑。每一个从威权政体转型的国家都面对着受难者如何控诉，加害者如何承担责任，政府应该塑造怎样的历史记忆，全民应该承担怎样的道德责任并和解成的问题。

 

在今天的台湾谈论昔日的政治犯似乎有着“白头宫女话玄宗”的意味。在全岛“反攻大陆”、“匪谍就在你身边”的岁月里，依然有人偷偷阅读着鲁迅与马列著作，依然有人在思考大国夹缝中台湾人的命运，眷恋着那个遥远的红色祖国。即便到了“解严”以后的台湾，依然有人为台湾底层劳工的艰难的生存环境呐喊、抗争。当党派政治与财阀绑架了民主化的成果时，唤醒受挫的热情，希望用昔日街头运动疗救步履沉重的台湾政治。如果我们将视角向历史的深处延伸就会发现，“二·二八”事件不仅仅是台湾历史记忆上的节点，他背后更有着台湾知识人自日据时代以来为了认同与确认自身存在，在思想与行动中抗争、辩证的历史。在一个弱势民族势必被吞灭与湮没的时代里，他们寻找祖国的痕迹、在左翼思想中磨砺了自己的武器反抗着殖民统治。

 

在今天的台湾，台湾的左翼知识分子有着熹微的光芒，也许在政治理论不断更新的今天，他们的思想也许早已“过时”，他们的家国情怀在今天也常常遭到新的世代的解构与嗤笑。然而当一个社会依然有权力所造就的弱者，依然有制度下的不公与历史写就的隐瞒与遗忘存在，他们的道德理想依然会毫不留情地叩问整个社会与制度。

 

　　台湾作家蓝博洲先生，是台湾最早研究并揭露白色恐怖的研究者。在他不遗余力的寻求与访问中，那些被刻意遗忘、涂改过的历史以属于自己的方式具备了第二次生命。这种生命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迫使读者面对那段属于空白的历史，而在于他重新建构了当人处于历史情境中的选择与实践的价值。那些被暴力消灭的生命、被权力选择改写的话语背后的道德勇气与受困的抗争，他们今天该怎样震动两岸的知识人？那些被遗忘、被“淘汰”的选择，是否应当重新被珍视？我们又该在怎样的历史情境中，深刻地理解台湾与大陆的命运？蓝博洲先生有着属于他的答案。

  

 

 

 

 

经济观察报：历史上，台湾民众有着不绝如缕的抗争传统。从20年代起，林献堂、蒋渭水等台湾仕绅进行了反殖民文化启蒙运动，台湾左翼知识分子则在思想上与行动上进行反帝运动，在您看来他们的思想资源从何而来？

 

蓝博洲：话说从头。1840年鸦片战争后，封建中国不得不面对资本主义先进列强的蚕食鲸吞。无以数计有良知的爱国知识分子从此苦思“中国往何处去”的历史命题，同时朝着如何“现代化”的道路，展开漫长而艰辛的寻索以及分歧的实践。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并通过1874年4 月派兵进攻台湾南部牡丹社少数民族部落，展开对中国的侵略。它对台湾的野心更是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在此刺激下，1885年，清廷在台湾建省。刘铭传首任巡抚，开展台湾现代化的建设。但是，1895年4月17日(农历3月23日)，甲午战败的清廷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因为台湾的割让，于是就有了台湾问题的产生。原先只有封建的地方意识(如漳州人、泉州人、客家人)的台湾汉族移民，也随着骤然成为亡国奴的处境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祖国意识”与“弃儿意识（孤儿意识）”，并且随着历史的进展而有了此起彼伏的发展(一直到李登辉的“两国论”出现之前“祖国意识”都是主旋律)。

 

首先，农历4月4日，在京参加会试的汪春源等五名台湾举人联名上书都察院表白“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之志。

 

其后，台湾各地人民，尤其是中南部的贫困农民，纷纷加入原雾峰林家“栋军”干部领导的各地义勇军，配合驻守台南的刘永福(1837-1917)，英勇阻击登陆的日军，展开长达五个月的反占领战争。据不完全估计，在这场反占领战斗中，台湾人民牺牲的人数至少达数万人。

 

日军据台后，台湾人民并未屈服，在“抗日三猛”简大狮、柯铁虎和林少猫等各地义军领袖分别领导下，从北到南，不断发动武装抗日游击战。据日方文件，自1897年至1902年，台湾抗日志士被捕者8030人——其中，被杀者3473人，而在战斗中被焚杀活埋者，更不知凡几。简大狮(1870-1900)就义前的宣告，充分体现了祖国意识的“愿生为大清之民，死为大清之鬼。”

 

其后，台湾人民的武装抗日暂时平静了四、五年。1907年起，受到祖国辛亥革命前后的形势影响，台湾人民第一次看到台湾解放的希望而陆续进行了北埔、林圯埔、土库、苗栗、六甲等坚持汉民族传统中国意识的有组织的武装抗日。通过广东蕉岭人罗福星(1886—1914)领导的苗栗事件，台湾的抗日民族革命运动从此开始与祖国大陆的革命运动互相联结。1915年4月，自命“大明慈悲国大元帅”的余清芳等人以台南西来庵为基地举旗起义，最终被日寇武力大规模恐怖镇压。据日方公报：抗日军交战而死者159人，因抵抗而被击毙者158人，被捕者1413人。因该事件被日警起诉者总计1957名，被判死刑者高达866名，创下世界审判史的新纪录。台湾人民的武装抗日至此而告结束。尽管每次行动都完全失败，但是，它却用血的事实揭穿了日寇殖民政策的欺骗性，提高了民众抗日的民族自觉。

 

与此同时，台湾总督根据1896年3月日本帝国授予的与日本天皇的紧急勅令有同等效力的法律第63号特别法令(所谓“六三法”)，在行政上任意滥用“违警例”执行法律所没有的罚则，台湾人民在强大的日本警察组织统治下饱受着经济、政治、教育各方面民族歧视的不平等待遇。

 

　　殖民教育的普及主要是为了：消灭台湾人民的民族意识，巩固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权；培养下级的办事人才，作为剥削台湾人民的工具。但是，由于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和社会上的各种不平等待遇，台湾人民的民族意识不但不能消灭，反而日益加强起来。于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蓬勃发展的左翼反帝思潮与祖国大陆“五四”运动后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巨大潮流影响下，1921年10月，台湾进步的知识分子蒋渭水(1891-1931)和开明士绅林献堂等在台北正式成立台湾文化协会，有计划地在全岛推行“唤起汉民族自觉、反对日本民族压迫”的启蒙运动。台湾抗日民族解放运动进入文斗阶段。那些接受了新的知识、文化与思想的留日和旅居北京、上海、广东、南京等地的台湾青年学生相继成立各种组织，以新的姿态批判日本殖民统治，进行民族主义思想的启蒙宣传。

 

殖民当局为了“日本资本主义的繁荣”，在台湾实施“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殖民政策，利用农村的封建剥削关系掠夺土地，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在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压迫之下，台湾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首先被破坏，原有的小规模的手工业和家庭工业日趋破产，广大农民陷于极端困苦状态，甚至破产而沦落为贫苦工人。由于文化协会的启蒙运动，农民和工人也开始民族的和阶级的自觉，1925年起，各地农民组合和各种工会组织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起来，台湾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局面。台湾抗日民族解放运动的文斗阶段也由初期温和的殖民地改良运动，逐渐转为高度意识性的左翼反帝运动。于是我们看到1926年全岛性的台湾农民组合成立，1927年台湾文化协会左派取得领导权，1928年4月以中华民族主义和反帝社会主义为指导纲领的台共在上海秘密成立。

 

 

经济观察报：在《幌马车之歌》《幌马车之歌续曲》和《寻找祖国三千里》中，您书写了钟浩东、李苍降、蓝明谷、邱连球、吴思汉、林如堉、李中志等殖民地时期台湾青年的认同、抗争直至50年代殉难的旅程。您认为在日据时期接受殖民教育成长的这些台湾青年对于祖国与左翼理想的追求是如何形成的？在当时他们的观念中，“祖国”是怎样的认知与形象？

 

蓝博洲：基本上这几位主人公年纪最大的是1915年出生的钟浩东、邱连球，一直到1924年出生的李苍降、吴思汉、林如堉三人。具体而言，在他们成长的青少年时期，前述的台湾反殖民社运团体，已经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而于1931年3月起被全面检举了。“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积极准备侵华战争，因此对台湾的殖民统治提出了所谓“皇民化、工业化、南进基地化”的口号。“岛民皇民化”的第一步就是不准台湾人民使用汉文，各报章杂志的汉文版一律撤废；不准拜祖先，读汉书；强迫参拜神社，穿和服，说日语，改取日本名字，力图把台湾人民变成日本的忠臣良民，从精神文化上断了中华民族的根。同时扩大台湾工业原料的生产以供应日军作战之用，并利用台湾作为侵略东南亚的跳板。

 

在严峻的处境下，日据时期的作家兼社会运动家叶荣钟晚年写道：“我们的祖国观念和民族意识，毋宁说是由日人歧视与欺凌压迫激发出来的。他们的歧视使台人明白所谓一视同仁的同化主义，完全是骗人的谎言，他们的欺凌压迫，使我们对祖国发生强烈的向心力，正像小孩子被人欺负时会自然而然地哭叫母亲一样……他们的歧视和欺侮，无异给台人的祖国观念与民族意识的幼苗，灌输最有效的化学肥料一样，使他滋长茁壮而至于不可动摇。”

 

　　因此，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芦沟桥事变全面侵略中国，中华民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面抗战之后，台湾人民再次看到了脱离日本殖民统治的希望：那就是寻找重庆或延安的抗日根据地，积极投入抗日战争行列，与大陆同胞并肩作战。因此，据统计，为实现台湾光复，抗战期间前后有多达五万多名爱国的台湾青年冒着生命危险，间关万里，潜回大陆。钟浩东、蓝明谷、吴思汉、林如堉都是这样的典型。另外，也有许多未能前往大陆的殖民地台湾的青年学生，在得知《开罗宣言》有关台湾归还中国的内容之后，不畏军警特密布如毛、敌我力量悬殊的白色恐怖严重威胁，自觉地发动反日斗争而系狱，李苍降则是其中的典型之一。

 

 

经济观察报：您在这三本书中描述了“二·二八”事件之后台湾知识分子的苦闷与悲情，对他们和他们身后的台湾的共产党组织来说，“二·二八”事件无疑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节点。您认为“二·二八”事件中，台湾的共产党组织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蓝博洲：1945年抗战胜利，台湾人民坚持五十年奋勇抗战，付出了65万人的生命代价，终于让宝岛台湾重新归回祖国的怀抱，正式结束了蒙受日本帝国主义奴役的屈辱的历史，迎来了盼望已久的光复。

 

但是，一般人对“未曾见过的祖国”终究是陌生的，乃至于无知。他们不知道历经百年战乱，祖国仍然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混乱中，法理上的复归祖国，并不意味着政治上的国民复归。首先，在现实生活上，光复并没有促使台湾的经济解放，一切日产，包括台银、石油、铝、电力、台糖、肥料等官民营或日籍独占产业，都被长官公署全数点收，独占经营。在殖民地台湾，工商界人士无法在生产业、工商业一伸壮志，知识分子在政治和教育上饱受歧视，因此有志在光复后建设新台湾的工商、政治和教育，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跨海而来的国民政府与日本殖民当局几乎一样，独占了各个公务和政府职位。再者，许多在日据时代冒着生命、财产危险，从事艰苦的抗日文化和政治运动的台湾知识分子，不但没有获得应有的光荣与慰赏，反而被当成各种“过激份子”，横遭政治上的各种打击。但“皇民奉公会”分子、御用绅士和特高分子却摇身一变为新权力的附从。这种政治是非的颠倒，民族忠奸的失辨，更加引起台湾民众的迷惑、忿怒与不满。第三，随着台湾经济脱离日本帝国主义经济圈重编到中国的民族经济圈，台湾的米糖立刻向大陆输出，并且从大陆直接输入轻工业产品。经五十年日本割据造成的分断之后，台湾与大陆京、沪、东北并列为经济先进区。不幸的是，随着国共内战日益激化，大陆的通货膨胀伴随商品感染到台湾，造成严重的经济紊乱现象。物价急遽波动，工农业萎缩，失业人口日增，粮食不足，政治和社会极端不安。陈仪政府在政治、财政、社会各方面的这些恶政，使得台湾人民光复解放的狂喜，迅速转化成不满和怨愤。因此，1947年2月27日，台北市稽查私烟的警民冲突事件，立即引发为反对腐败、专制，肃清贪官污吏，争取本省政治改革的全岛性民众蜂起。

 

事变期间，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虽然只有七十几名正式党员，其中包括李中志、钟浩东、蓝明谷，以及《幌马车之歌续曲》和《寻找祖国三千里》都间接提到的李登辉，却及时组织领导了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条是省委书记蔡孝乾（1908-1982）领导的以省参议员王添灯为代表的台北处理委员会的文斗，另一条则是省委兼武工部长张志忠(1910-1954)领导的台中（谢雪红）与嘉义地区人民联军的武斗，以及由李中志总指挥未能落实的台北学生的武装计划。总的来说，不管是文斗或武斗，具体要求与主张就是民主及自治。

 

然而，国府对事变的镇压不但让一般民众对中国和民族事务产生了挫伤、抑忿、幻灭、噤默与离心，无以数计民众的死伤更埋下死伤者家属内心难解的怨悱。这些昂贵的代价并且长期伤害了台湾内部的民族团结。

 

事变后，对“白色祖国”（国民党）绝望的广大的台湾知识青年一度限于思想无出路的苦闷当中。他们开始苦苦思索台湾往何处去?台湾应由谁来管才能管好的台湾的出路问题，也就是台湾政治的基本问题。因为国民党在这场事变中暴露了无能与残忍暴虐的本质，血的教训让他们放弃了对国民党的一切幻想，他们认识到，只有“武装斗争”才能得到胜利，只要有组织力量就能够打倒它。“二·二八”从而为台湾日后的反蒋自治运动打下深厚的群众基础。台湾的共产党人，在事变一开始时就自动负起责任，领导群众起来斗争，因此获得广大群众的信任，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和其后在台湾大量发展的基础。像吴思汉、林如堉和李苍降这些有过大陆经验，对国内政治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理解与认识的青年，很快就在主动找党的情况下加入了地下组织。绝大多数的台湾青年也通过对内战中国政局的进一步认识，与新的历史、社会理论的探索，建立了明确的社会阶级立场，转而拥护共产党，肯定中国大陆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同时迅速投入了以全中国的民族解放为志向的“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或11月12日在香港成立的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在台湾社会各阶层中，广泛而紧密地展开反帝、反内战、反腐败运动。据国民党情治单位后来的数据记载，事变后的一年间，中共在台湾的地下组织“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所属的党员急增为285名（二二八事件的死伤逃亡不在此内）。这个官方的统计数字，一般地反映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台湾民众，尤其是知识青年思想认同的状况。一般史家的说法是，他们从对“白色祖国”的认同转而为“红色祖国”。

 

 

经济观察报：您长期关注研究“二·二八”事件与台湾地区50年代的白色恐怖，在您看来，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二·二八”事件中本省人与外省人之间的关系？“二·二八”事件究竟是族群矛盾还是官民矛盾？您认为台湾知识分子在外来政权和本省人族群之间互不信任因何形成？李登辉主政以来这段历史也成为台湾党派政治之间聚讼不已的焦点，比如如何评价“二·二八”事件、蒋介石在白色恐怖时期有无责任等，甚至牵涉到近年来很有争议的修改教科书等全民热议的议题。这是否和台湾历史上的省籍与族群冲突有关系？

 

蓝博洲：你的问题有好几个，从“二·二八”到现在岛内纷纷扰扰的政治议题，一句话，还是台湾人的中国认同的问题。我还是话说回头，从具体的历史事实试着回答你。首先，台湾光复以后是存在着省籍隔阂，但不存在省籍矛盾。一位有良知的日本人宫泽繁在《台湾终战秘史》写道，当他看到脱离殖民统治不久后的台湾便出现“省籍隔阂”，或不同省籍间以“阿山”“地瓜仔”互为蔑称的情形。 “省籍隔阂”是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所造成的诸多问题与精神创伤之一，它遗留给台湾的恶果是巨大且长远的。

 

事实上，光复以后，台湾不分省籍的进步知识份子都努力清理殖民时期历史与意识，同时推动相对于腐败接收官员带来的恶性中国化的良性中国化的文化活动，例如纪念鲁迅逝世十周年的系列演讲等等。

 

1946年内战爆发，时局纷乱，台湾的人心呈现不安焦虑，一些进步的知识人已经深刻地认识到台湾的问题与中国政局﹑世界的两个阵营对立有着密切的关系。“二·二八”事件爆发后，本省学生保护无辜挨打的外省师长，事变后外省师长保护本省学生的实例，不胜枚举。再者，“二·二八”事件的政治要求是民主与自治已如前述，根本不是什么“族群矛盾”。1947年7月，谢雪红在总结“二·二八”事件的《告同胞书》一文，分析了世界与中国的根本形势之后强调，“二·二八”事件的基本性质“完全是和全世界与全中国的反独裁争民主自治的路线相符合的。”

 

但是80年代以后，特别集中在90年代李登辉政权转向以后，匪夷所思的庞大的“二·二八”论著，基本上与台湾分离主义的政治势力同步急速膨胀，强调、煽动省籍冲突，打造仇中、去中的政治意识形态。其中，台独派文人陈芳明在1988年出版的《二二八事件学术论文——台湾人国殇事件的历史回顾》更把“二·二八”事件曲解为“台湾人的国殇事件”， 将其“建构”成“外来政权＝国民党政权＝外省人＝中国人”镇压“台湾人”的论述，挑拨“省籍矛盾”，消费台湾的历史悲情，强化所谓“台湾人主体(分离)意识”。通过这种类似论调大量反复的炒作，果然在台湾第一次政权轮替后，2月28日就取代了10月25日的“光复节”，成为“台湾人的国殇日”了。

 

 

经济观察报：经历80年代后半期民主化运动的台湾为什么还很难在族群与历史认同上形成共识？

 

蓝博洲：还是回到历史本身谈具体的社会现实。“二·二八”事件之后，叶荣钟提出“莫因惨史疑光复/茫茫恨海几时填”的呼吁。为了跨越“二·二八”事件所造成的省籍鸿沟，加强省内、省外作家和文化人的团结，大陆来台的进步的文学工作者与以杨逵为代表的本省籍的进步文学工作者(包括后来搞台独的彭明敏)，以省外知识分子主编的省府所属《台湾新生报》“桥”副刊为阵地，展开长达三年、一系列关于台湾新文学建设的重要议题的讨论，最终达成几点共识：建设台湾新文学的课题是和建设中国新文学的课题联系在一起的，也是今后中国新文学运动中一个重要的课题；台湾文学始终是中国文学的战斗的分支，台湾文学工作者和大陆的文学工作者都是中国新文学建设的一个战斗队伍，使命和目标一致；特别是在内战全面爆发已经一年多的今天，文学家要在全国人民反内战、要和平的民主化运动的浪潮中走向人民群众，创造反映时代动向，人民所需要的具有战斗的内容、民族风格与形式的新文学，作为人民战斗的力量，为和平、团结和民主而奋斗；在台湾的文艺工作者应该不分省内省外合作共勉，深入台湾的社会生活与人民群众，继承和完成五四新文学运动未竟的主题：民主与科学。另外，全省各中上以上的学校也通过学生自治会和各种文艺社团，介绍大陆进步的文学和民歌民舞，一扫“二·二八”造成的校园的沉闷，活跃了民主空气，也给台湾社会带来新的有希望的祖国文化(良性中国化)。与此同时，中共地下党也“展开外省同胞工作”，提出“争取外省人士，站到反蒋的爱国统一战线上。驱除排外心理，团结外省人。”的活动纲领。

 

1949年初，历经辽渖、淮海与平津三大战役以后，大陆上国共内战的形势有了决定性的转变；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面临着全面崩溃的局面。中共提出和谈八条件以后，整个中国“和平宣言”签名运动蓬勃展开。1月21日，上海《大公报》刊出了一则后来被称之为“和平宣言”的“台湾中部文化界联谊会宣言”。它的总纲是通过“省内省外文化界的开诚合作”，“泯灭省内省外无谓的隔阂”，把台湾建设“成为一个和平建设的示范区”。它的要求包括“消灭所谓独立以及托管的一切企图，避免类似‘二·二八’事件重演”等五点，口号则包括“清白的文化工作者一致团结起来！”等四条。但是，为了压制台北日渐蓬勃的“反内战”的学运，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于4月6日派出大批军警悍然冲进台大与师院学生宿舍，逮捕了一两百名学生。杨逵也在异地同时被捕入狱。史称“四·六惨案”。5月19日，台湾省警备司令部宣布台湾全省戒严（长达38年），紧接着颁布实施针对“匪谍”的《惩治叛乱条例》。10月1日，新中国宣告诞生。在大陆内战中全面溃败的蒋介石以及国民党的部分军政人员却逃到台湾，建立流亡政权，同时针对正在全岛各地蓬勃展开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各条战线上的爱国人士，积极开展了一场秘密而广泛的政治大逮捕。台湾历史进入长期的白色恐怖时期。

 

根据解密的美国档案，从1949年开始，美国就策谋使台湾与中国分断，阻止大陆对台湾的流亡潮，扶植亲美、反共的所谓“台湾自主分子”；或由美国直接占领台湾；或经国府同意以联合国名义占领台湾，交给联合国托管，并且在这些条件下，由美国在军事上和经济上援助台湾。朝鲜战争爆发后，台湾被强行纳入国共内战与国际冷战所形成的“双战结构”之中，继承了日据以来台湾爱国主义传统的整整一代人，遭到全面而残酷的肃清。

 

台湾50年代的白色恐怖带给台湾人民的遗害，具体表现在国家分裂的现实政治当中。就在国家长期分裂的状态下，造成了无以数计家庭不能团圆的人伦悲剧，整体民族的灵魂也因此长期处于分裂的不健康状态。在严厉反共的社会气氛下，大部份当年的受害者为了生存而刻意遗忘那段被侮辱与被伤害的历史记忆。随着历史的进程，在反共社会的台湾，受到以美国为主的资本主义文化的洗脑，反共亲美的意识形态于是成为台湾民众价值观的主流。也因此，承续着日据以来反帝、反资、追求国家统一的50年代受难者们的理想追求，也就更加不能被当代台湾社会的一般民众接受而被人们刻意遗忘了。台湾社会也因此成了一个对历史集体失忆的病态社会。也因为台湾日据以来进步的思想传统、理想主义与良知正义被彻底肃清，以致整个社会的思想意识长期陷入丧失民族主体性的可悲的虚脱状态。恰恰是这样一段饱含民族分裂悲剧的历史所形成的所谓“台湾人的悲情”，又在岛内少数主张分离主义的政客、文人刻意播弄下，成为“去中国化”的“弃儿意识”的心理基础而形成错误的“台湾意识”，并且随着政局演变日渐发展为亲美(日)、反共、反中的身分认同。

 

1987年7月15日，长达38年的反共戒严令终于在两岸关系相对和缓的客观条件下解除了。1991年5月，《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与《惩治叛乱条例》也相继废除。

 

伴随着80年代后半期澎湃汹涌的政治、社会运动，台湾民众也打破了长达40年的政治禁忌，针对“二·二八”事件与50年代白色恐怖，展开重新寻回被湮灭的历史记忆的运动与历史解释权的统独斗争。与国民党分掌舆论阵地的分离主义势力出于策略需要，将“二·二八”事件扭曲为“台民自立论”、“民族矛盾论”，进而为其“台湾建国论”提供历史正当性。1992年，国民党主政的李登辉，为了抛弃历史包袱，也为了拉拢在野党，乃以“国家元首”身份正式向“二·二八”受难家属致歉，并开始办理补偿等事宜。据补偿基金会资料，事件伤亡人数不超过二千人。在李登辉刻意扶持下，到了90年代，分离主义的“二·二八”论调几乎全面占据了台湾的舆论阵地与中小学历史教科书。

 

相对于“二·二八”事件，至少有三千人以上被枪决、近万人系狱的50年代白色恐怖的历史，却因为前述的性质上的不同，依然被官方与民间刻意忽视。然而，历史终究是会说话的。1993年5月，50年代政治受难人在台北六张犁公墓挖掘出201个当年被枪决却无人认领者的墓冢，从而逼使人们不得不正视这段被湮灭的历史。50年代政治受难人所组成的互助团体也展开了要求官方比照“二·二八”事件处理的复权运动。但是，由于50年代白色恐怖是国共内战与国际冷战的双战架构下产生的历史悲剧，在性质上与纯为地方政权施政不当而引发官民冲突的“二·二八”事件绝然不同;再加上50年代白色恐怖的历史牵涉到国共斗争的意识形态问题，而在戒严令解除后修改的“国家安全法”中，反共的国策却依然没有更改;因此，尽管台湾最高当局基于现实政治的考虑，于1998年6月17日也公布了所谓“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但是在“匪谍”及“共产党员”不得“补偿”的排除条款限制下，几乎都是以“共产党间谍”之名入罪的50年代政治案件的受难者们，在当年的“判决书”规定下，仍然没有什么希望获得“补偿”。也因为这样，当年在种种酷刑下仍然拒不“转向”的牺牲者的历史，就在部份受难者及牺牲者的家属为了领得所谓“补偿金”的期待及下一代对历史错误认知的情况下，面临了一场更为悲哀的被迫“转向”的伤害。台湾50年代白色恐怖对于受害者及其遗族的最大伤害，大概就是通过整体社会长期反共的恐怖政治，让牺牲者的下一代与加害者站在一起，自动地逼使已经牺牲的父兄的政治信仰“转向”，进而否定他们牺牲的意义并取消他们的历史。

 

 

经济观察报：台湾社会应该如何消弭这种历史造成的隔阂与对立情绪？

 

蓝博洲：由于从小在反共教育下成长，对父兄的历史又完全没有机会了解，再加上受到80年代后半期以来一时逆流的影响，有些正值壮年的受难者的下一代，也因其自身受害的特殊背景的关系，自然具有反蒋（国民党政权=中国）、反共、亲美的意识形态，因而在思想上倾向“台独”。其实，以他们的出身背景和成长过程来看，这并不让人意外。问题是，这样，他们就走到自己父兄的对立面去了。那么，为了理想的坚持，宁可牺牲肉体的生命也不背弃自己的信仰受难者们当年的牺牲岂不失去了意义？

 

从这个观点来看，台湾50年代的白色恐怖就不只是杀了多少具有理想主义信念的知识菁英与民众而已。它更把日据以来台湾进步思想的传统，不管是哲学的、文学的、艺术的、乃至运动的理念都彻底消灭了。也因此它把台湾社会的良知与正义都彻底消灭了。从而造成以台湾资产阶级为主导的亲美、反共、反蒋、反华的台独思潮，在小知识分子阶层成为主流。也因此，一些受害者的下一代也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妨碍台湾历史前进的“白色恐怖”的共犯结构。50年代白色恐怖带给受难者家族及全体民众的悲哀，没有比这个更悲哀的了。

 

从本质来看，台湾历史上的所谓省籍或族群的冲突与隔阂问题，还是台湾人的中国身分认同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台独分离运动利用台湾社会长期反共戒严统治下形成的民怨与反共教育遗毒，打造“亲美反共反华”的社会心理，持续推动“反共（中）拒统”“和平独立”的舆论宣传，蛊惑了一定的无知群众，进而打造了迈往“法理台独”的一定民意基础。岛内主流民意也历经国、民两党长期湮灭或扭曲台湾爱国主义历史的政治操作，而让“亲美日、反共、反中”的“台湾人意识”(台独)与“亲美、反共”的“新台湾人意识”(独台)，交相激荡为“反共拒统”的所谓“维持现状”的偏安心态。

 

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台湾人民“中国心”失落的症结在于：日据五十年的殖民意识与1949年以来的反共意识未能清理。历史的问题必须历史地解决。如果不是国家衰弱甲午战败后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含钓鱼岛）不会割让给日本，以致形成至今未能完全解决的台湾问题与钓鱼岛问题。作为台湾社会主体的台湾民众，以及所有投入祖国统一的神圣事业的两岸中国人，都应该通过历史的考察，理解“台湾问题”的由来，同时也去理解台湾人民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身份认同。唯有正确的理解了历史的发展与台湾人民身份认同的变化，我们才能知道如何重新唤醒台湾人的中国心与中国情，从而彻底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因此，重建并发扬台湾人的爱国主义光荣历史，以及台湾人参与新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历史的正确的“台湾人史观”，从而让台湾民众认识台湾人民真正的历史；认识台湾人与祖国(尤其是新中国)的密切关系，就是当前与未来两岸融合发展进程中争取台湾民心的文化交流的重要工作之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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