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3日，由三联生活书店主办、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协办的“我与村民自治三十年·《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增订本）发布会”，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逸夫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作者徐勇教授，嘉宾刘金海教授、任路助理研究员；部分村民自治研究者，该院硕博士生代表，慕名而来的基层干部；新华社、中新社、中国社会科学报、湖北日报等新闻媒体的记者一起出席了本次发布会。发布会由该书责编刘笛主持。

《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增订本），徐勇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8-8

ISBN: 9787807682387

在嘉宾对谈环节中，徐勇教授首先肯定了生活书店对《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增订本）一书的出版所付出的努力，他认为该书之所以会被纳入“中国社会学经典文库”，正是因为书中研究的内容和对象可称“经典”，反映了时代的精华。随后，徐勇教授围绕“我与村民自治三十年”这一主题梳理了村民自治的兴起、发展以及研究过程中经历的曲折过程。徐勇教授谈到，村民自治发源于四十年前的广西合寨村，既是伟大的创造，又是艰难的实践。他对当年去到合寨村调查、把蕴藏在群众生活中的村民自治挖掘出来的经历还记忆犹新。1987年，《村组法》上升为国家法律，但争议很大，所以加上了“试行”，直到1998年才正式作为全国性的法律推行。

1998年到2018年《村组法》施行刚好二十年。徐勇教授说，他最深的体会是，无论形式和内容如何变化，精粹不变，那就是只有全体人民群众通过政治实践来增强自主、自立、自律、自治，政治文明建设的历史任务才有可能完成。

徐勇教授做主题发言

做社会科学研究也要通过实验来检验。虽然《村组法》得到了通过，但是能否在地方推行，大家心里都没有底，于是有了三次大规模的村治实验。第一次是1998年由张厚安老先生带领的湖北黄梅村治实验。9点开会投票，农民11点才稀稀拉拉到场的现实遭遇，让学者从想象中跳了出来，去探寻农民最真实的想法及其原因。第二次是2004年安徽蒙城村治实验。此次实验得出的结论是，农民进行政治参与要组织化、有序化，只有在政治稳定的前提下，才能使政治生态发生根本变化。第三次是广东蕉岭村治实验，得出了必须在政治实践中培养农民政治意识和能力的结论。通过以上三次实验，学者们对村民自治有了深入的认识。当下，村民自治研究已经进入第二个范式，即“形式—条件”范式研究。

徐勇教授总结道，村民自治研究经历了由备受冷落走向热门、又从火爆回归冷清的过程，虽然事情的发展趋势总是波浪式前进的，但我们做学术研究，一定要长期努力、坚持不懈。

刘金海教授打趣说，《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增订本）的出版解决了学者们买书难的大问题。他感谢徐勇教授开创了村民自治这一研究领域，使得他有机会在1997年进入徐老师门下，二十多年来一直将村民自治和乡村治理研究作为自己的研究重点。刘金海教授还谈到，他曾在村民自治二十年之际运用文献研究的方法，解读了村民自治的现状，并对村民自治的未来做了预判。近十年来，村民自治虽然在曲折中发展，但各地的实践也出现了不同的制度创新，村民自治逐渐成为一项合理的、科学的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呈现出较为完善的特点。村民自治未来实践和创新的重点将集中在如何协调好乡村社会中村民自治各参与组织之间的关系上，自治、德治、法治“三治合一”的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提出表明，村民自治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因此村民自治的研究才刚刚开始。

任路助理研究员则讲述了1987年他出生时的落户问题与刚推行的村民委员会选举之间的有趣故事。他还提出《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增订本）所扮演的四种角色。第一，该书是村民自治知识的优秀普及者；第二，该书不仅在学界，也在政界和广大农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成为指导中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实践的有力工具；第三，徐勇教授开创的村民自治研究极大拓展了中国政治学的研究视野，并成为将田野调查引入政治学研究的引路人；第四，该书为之后的学者开拓了一个很好的研究领域并提供了典型的研究对象，广大学者会承继徐勇教授的学脉和情怀，创造出更多的学术成果。

其后，在作者、嘉宾与读者的交流互动环节中，大家一起探讨了边疆农村村民自治、城市小区自治选举等问题，并合影留念。徐勇教授还为到场的每一位读者签名赠书。

（刘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