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东22号沙龙”是三联书店为活跃问题讨论的氛围，创造交流的空间，促进各部门、各环节、各系统员工特别是青年员工的内外交流而发起的活动，这一名字取自三联书店的所在地美术馆东街22号。沙龙的前期策划与筹备主要由周玖龄、王晨晨、赵庆丰等青年编辑负责，得到了社内各位领导的大力支持。活动当天，三联书店总编辑尹涛到场并致辞，他以三个词语概括了自己对沙龙的祝福与期望。首先是“同人”，他提到，全店上下左右同心来筹备沙龙，但是在以后的活动中就不分上下，不分部门，大家是同人，都是平等的讨论问题的关系。其次是“无限”，尹涛总编辑希望沙龙的讨论能把目光放长远，至少要以三十年的时间跨度来看很多问题，并且在空间跨度上也要放远，不要局限在当下。最后是“创新”，他说道，“特别盼望在沙龙里面以一种变革的思想，一种面向未来的思想，来思考三联和三联人关注的最基础、最核心的一些问题”。

  王晨晨：设计主要解决“我是谁”的问题

　　沙龙一共分为四部分，来自学术出版分社的编辑王晨晨作为本次沙龙的召集人首先以“风格与书刊设计”为题做了引言。她以日本资生堂集团的内刊《花椿》为例，简单介绍了该杂志的历史与特点，尤其是《花椿》的设计理念与美学风格，并从中总结出了她对风格的一种定义：“风格是重复出现的、鲜明独特的审美特征，作为一个统一整体概念的表述，足以产生识别的作用。”因此她认为，风格具有独特性、整体性、恒常性、变异性、偏美性这样的特性。而书刊设计则是一种吸引注意力的手段，其次也是一种销售的方法，还是一种对书本身内容的扩充。她所理解的风格与书刊设计之间的关系则是，书籍装帧可以分为装饰和设计，设计主要解决“我是谁”的问题。她举例说明：“我们可以想象一本书就是一个人，每个人都要穿衣服，每本书都要有自己的书衣，如果最后穿上的衣服一眼就让人知道你是谁，那么就有了自己的一套风格。一本书有自己是谁的问题，一个出版社也面对同样的问题，当一个出版社的所有出版物都能统一到出版社整体的设计风格之下，这个出版社的设计风格就可以说是成功的。”

  刘欢：创造一种源自过去但面向未来的风格

　　围绕风格的定义与概念解释只是热身，紧接着，来自上海的设计师刘欢以视频连线的方式为大家分享了他的设计作品与工作心得。刘欢曾长期兼任《艺术世界》杂志的艺术总监，后来创建了自己的工作室，现在主要从事品牌设计与视觉风格的整体设计。他准备了丰富的案例，其中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展示了《艺术世界》杂志封面所经历的变化，在担任艺术总监期间，他想到了从上世纪80年代杂志内文的题头艺术字吸取灵感，创造一种源自过去但面向未来的风格。刘欢为假杂志、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ZUCZUG所做的设计都给三联同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康健：不为设计而设计，三联的风格应该是充满活力的

沙龙的第三部分，三联书店美编室主任康健谈了他对三联设计风格的认识以及一些思考。他首先提出，三联的设计风格，从时间和空间来看都是一个活的、不断丰富、不断变化的概念。而提到三联的风格，康健认为不能只提三联的设计师，“三联确实有一些非常优秀的设计师，比如宁成春老师，包括陆智昌，以他们为代表的一批三联设计师的作品确实非常优秀，在书籍装帧界乃至爱书人中间都能够成为现象级的话题”。但与此同时，三联风格的背后还有像范用、董秀玉、汪家明这些老一代出版人为书籍装帧以及三联设计风格付出的心血，并且也应包括不同时期的三联编辑，不能抹杀他们的影响。在三联这个大家庭里面，无论是文字编辑还是美术编辑，甚至书店的领导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以读书人的身份来做书，而并不特别强调自己的术业专攻或者是行政身份，三联的风格就是在这样一群人的努力下逐渐产生和丰富起来的。

这是从三联的血脉基因里孕育出来的一种非常自然的风格，康健认为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三联人以作者为家人，以读者为友人，尊重书稿，不脱离内容，不把做书当成一个炫耀自己才能的舞台。他还讲了一个听来的故事，阿智（陆智昌）从香港过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逛菜市场，了解一圈，看看大陆这边的老百姓购买力如何，然后倒推自己的设计应该是怎样一种风格。这样一种对读者的关怀也融入了三联的设计风格。

随后，康健以《坏孩子的天空》为例，讲解了他心目中理想的设计语言——让读者参与进来，进入到书的情境中去。他认为，设计语言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说什么，另一个是怎么说，可以理解为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关于说什么，也就是美编作为设计，一定会面对“从哪一点切入这本书”的问题。康健提到，三联的优势是有一个非常成熟、非常厉害的编辑群体，他希望编辑能够跟美编通过更深层次的沟通，一起找到每本书设计的切入点。

而怎么说就是形式的问题，书的开本、字体、版心、行距、纸张、封面的颜色，包括以什么样的元素构成封面，封面材质的质感，印装工艺……设计师可以在这些方面发挥更多作用。而在这个过程中，设计师需要一个比较自由的空间，“因为设计的逻辑和文字的逻辑不太一样，一部好的小说，要是想把它拍成一部好的电视剧或者电影，肯定不能够按照原著的节奏来拍，因为电影电视有自己的节奏，设计也有一种设计的节奏”。

编辑和美编之间的关系是既需要合作，又需要相互理解。康健说：“编辑给美编稿件，相当于给了一筐葡萄，美编希望给编辑的是什么呢？不是一筐葡萄，而是希望能够给编辑一瓶葡萄酒。编辑和美编之间的沟通可能非常激烈，充满了角力，但从好的方面说，也是非常有用的。这个过程能把平庸的、不好的设计剔除出去。”

康健最后总结，第一，从三联的风格来说，不是在三联工作就能端起架子说，“我代表三联的风格”，因为三联的风格是做书的一个理想，需要大家不断去学习、去继承、去探索、去追求。第二，他不希望三联的设计风格僵化不变，恰恰相反，它应该是充满活力的，要跟时代结合起来，从当下的社会生发出自己的观点和态度，探索三联风格在当下最合适的表达方式。第三，从目前来看，无论从作品的创作视角还是到作品的视觉呈现，他认为三联的设计语言都可以再凌厉一些，真正彰显出每一本书的个性。

康健的发言引起了很多同事的思考，在沙龙最后一部分的自由讨论中，参加活动的同事针对他们关心的问题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大众出版分社编辑周玖龄从家里带来了三十多本书，他一边向在场的同事展示，一边讲解自己对于设计风格的理解。通过对自己藏书的小范围梳理，他总结，各个优秀的出版社与品牌对待自己的重点系列和丛书往往不惜花费最大的财力和人力邀请最出色的设计师来主持，这样的设计往往都会延长丛书的生命。在这个思路下一般有三种做法，一是怀旧风，比如人民文学的网格本系列；另一种是完全不变，比如岩波新书还有三联书店的新知文库；第三种则是完全推陈出新，赋予时代特色，焕发出新的气息。

图书营销中心范斐主任则感慨道，市场需求与出版社自身特色之间的张力经常令他们纠结。但随着对三联书籍的深入了解，以及来自各方面读者的反馈，她愈发感受到，三联的书是给读书人的，它的设计在很多时候是内敛的，但却令读者爱不释手。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是，如何能够更好地将三联出版物的品质准确地传达给读者。来自发行岗位的同事也搬来了许多平时搜集的其他出版社的图书进行补充，为当天的讨论带来了不一样的视角。

和三联有很多合作的独立设计师鲁明静也参与了此次沙龙，她提到，很多时候一个设计师的风格能否彰显取决于编辑给的空间，空间越大，发挥出自身风格的可能性就越大：“一稿一稿改，改得越来越差。因为每一个意见来自一个方面，如果交融了很多方面的意见，最后就是一个中庸的东西，很可能没有第一稿好。”她还指出，有的时候是市场导向决定了一本书要“好看”，但这种好看可能过度包装了书的内容。“现在我们总是又想要书的商品属性，又想要它的本质属性，书籍设计变成一个复杂的、各方面综合的结果，可能只有当一方强一点的时候，它才会纯粹一点。”

《读书》杂志编辑部的卫纯说，设计其实反映出一个出版社对这个事情究竟有没有想法，有没有表达力。今天探讨三联的设计风格其实是一个历史化的工作，很多三联历史上的出版物是以其清新、文人化的风格亲近读者的，甚至还有一些洋气的洋装书的味道，在读者心目中获得了很高的地位，这和当时整个三联的选题风格是同构的。比如上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的潮流，文化热的潮流，90年代全球化，面向西学，同时挖掘本土的思想力量，三联的设计风格和节奏与这些时代思潮都是非常契合的。因此，新时期比较大的困难是，在内容上，或者说整个出版社的思想层面，三联的想法究竟是什么？卫纯认为，这不是美编自己能够解决的问题，而真的是需要编辑和美编共同来思考。

什么是有野心的设计？生活书店副总编辑曾诚认为这个问题很好。他觉得一个设计如果是让他特别喜欢的，反过来就会有人特别不喜欢，这是肯定存在的。他举了个例子，《陈寅恪的最后20年》是三联设计的经典，宁成春老师做的黑色封面，但刚推出来的时候令他有强烈的不适感，这个封面他并不觉得那么美，但绝对契合这本书的内在气质。曾诚认为这就是种极致的设计，也是有野心的设计，“每个美编对自己应该有这样的要求，把有野心的设计变成一个突出的事件”。从80年代到现在，三联的书一直是非常文人气的，但如果仔细追问文人气的内涵，曾诚的理解就是爱书，对书本身的喜爱。“我们怎么对待这个书，怎么对待这个书的内容，怎么对待这个书要讲的话题，这是爱书的一个本质。”三联的书如果达到了“文人气”的层级，就会体现出另外一个特点：兼容性很强。他解释说，不管是对于这个书或作者的死忠粉，还是一般的读者，它的兼容性都很强，因为它的气质能够感染到尽可能多的人。其次，这个兼容性也表现为对时代的兼容，80年代看很美，90年代看很美，现在做的书今后看也会觉得很好，“这就是我们忠于爱书这件事能给我们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