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是王世襄诞辰110周年。王世襄先生乃是奇人，其著作堪称奇书。

 

启功先生称其“玩物不丧志”、苗子先生谓其“治学凭两股劲：傻劲和狠劲”；杨乃济先生评其“大俗大雅，亦古亦今，又南又北，也土也洋”；张中行先生感叹“唯天为大，竟能生出这样的奇才”；尚刚先生赞他“对文物的深切认知与整体把握，后人无法企及”！

 

他是学问家：《明式家具研究》为中国古典家具研究奠定学术基础，编年体漆器图录《中国古代漆器》与《髹饰录解说》被誉为漆器研究“双璧”，他还系统性地研究介绍竹刻艺术，使这一清末以来已式微的传统艺术重见天日。

 

他是收藏家：家具、铜炉、雕刻、漆器、书画、典籍、古琴、葫芦、鸽哨……上至文人雅玩，下含市井小民善好赏鉴的器具玩物，无一不藏，且著书详细标明年代、来历、材质、制作工艺和传承意义，为鉴赏者打开一个充满情趣与意味的世界。

 

他更是生活家：爱吃懂吃、烧得一手好菜，酒楼名厨视他为知音。自小摔跤、放鹰、遛狗、猎獾，种葫芦、养蟋蟀、玩鸽子、逗鸣虫……玩得广泛，玩得执着，为玩不惜费时耗力爬梳古今文献、遍访师友，最终把玩做成了学问：《蟋蟀谱集成》、《明代鸽经 清宫鸽谱》、《说葫芦》无一不是填补空白的经典著作，将中国传统的玩好带到了现代，推向了世界。

 

三联书店于1989年开始出版王世襄著作，先后推出《北京鸽哨》、《锦灰堆》系列、《自珍集》、《明式家具研究》、《中国金鱼文化》等作品。2013年，先生去世三周年之际，三联书店推出《王世襄集》，收录十部代表作品，集中展现了其学问与人生：他的学问，被称作“绝学”，“一页页、一行行、一字字，无一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注脚”；他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则充分展现了了中华传统文人的风骨与旨趣。

 

下文节选自《奇人王世襄：名家笔下的俪松居主人》（三联书店2007年刊行）。

 

 

 

王世襄（1914年5月25日—2009年11月28日）

 

 

 

 

文物学大树

 

文 | 尚刚

 

如果说当代有哪位文物学家成就最卓著？那他一定是王世襄。如果说现今有谁对老北京的民间游艺了解最全面？那他一定还是王世襄。

 

如此评价自有现实的标准。世襄先生已出版著作三十余部，文章刊布则在百篇以上。其论著的学术内容已包括了漆器、家具、竹刻、书画、铜佛、匏器等等，而游艺的品类则涵盖着鸽子、蛐蛐、蝈蝈、大鹰、獾狗、摔跤等等。世襄先生不唯著述等身，并且，以学识之渊博、见解之深宏、观察之细腻、讨论之严谨、描述之精确、文笔之优雅、感情之真挚论，当代文物学家也无出其右。起码，我的见闻如此。

 

说到文物学，不论世襄先生的哪种论著，都有重要的价值，而学术意义最大的，则当推《明式家具研究》和《髹饰录解说》。这两部著作是他倾心竭力数十年的结晶，他的学术风貌也在其中展现无遗。

 

 

《明式家具研究》，2006年

 

 

在中国，文物学是门古老的学问。若从宋代金石学算起，历史已大约千年，入明以后，却总与古董商纠缠不清，单调古旧的手段、陈陈相因的议论、贫乏干瘪的语汇令研究困顿难前，几乎沦落为学界嗤笑的对象。20世纪40年代以后，终于展现出新气象，探讨制作、研究材质、参证文献、注重考古成果逐渐成为有识之士的新作为。这新气象的萌生，全因若干前辈的身体力行，而在这不大的学术群体中，世襄先生堪称典范。

 

通常，文物学家总爱依据时代模糊难辨、来历不甚可靠的器物，臆造出种种莫名其妙的标准，断汉定唐、说真论赝。如此鉴定，不免令年代错乱者不少，指鹿为马者更多。世襄先生截然不同。按说，以其深切体认和渊博学识，鉴定家具并非难事，但他却总在推却，尤其在近年。道理是以他旧有的积累，对当今的材质与制作已难一一辨清。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在其芳嘉园旧居墙壁上，还长期粘贴一纸，其上，赫然楷书“奉上级指示，王世襄不得为他人鉴定文物”。实物是文物学研究的核心，世襄先生当然关心真伪、关心时代，还深具做出权威鉴定的能力与声望，但他从不轻言，甚至坦言“自己感到特别惭愧的是明式家具的准确断代问题未能很好解决”（《〈明式家具研究〉后记》），而明式家具却是他用心极苦、认知甚深的文物种类。这种求实的精神实在令人感佩，与那些胡天昏地般主观臆断和为牟钱求财而违心鉴定的各类“专家”相比，真正天差地远。

 

最令世襄先生萦萦于怀的是科学的研究。为更准确地解说实物，他下苦功、费大力，拜师求教、调查采访、观摩分析，对所论列的古代漆木器的技艺、材质，积聚了远远超出前辈学者的深入认识。为了解漆器，“他恭恭敬敬地师事名漆工多宝臣先生，在两三年内几乎每星期日都去多老先生家，看他操作示范，不厌其详地提问题，写笔记。他还将多老先生请到家中，请求修复残器，在旁帮助操作”（朱家溍《“昂首犹作花，誓结丰硕子”》）。为研究家具，他曾长年放弃国庆和春节的休假，在北京与其周边四出寻求，“遇到值得研究或保存的家具，原主同意出售而又是他力所能及的，便买下来。买不到便请求准许拍照。拍不成，则请求准许量尺寸，绘草图”（朱家溍《〈明式家具研究〉序》）。为认知家具榫卯，他还“请求匠师，用柴木仿制，乃至切削萝卜，摹拟榫卯”（《〈明式家具研究〉后记》）。对匏器，他曾手植、做模，乃至其1938年的制作还被香港的文物家误断为出自清人之手。世襄先生不尚议论，其学术朴实之极。她建立在切身体验的基础上，源源本本，有根有据，是真正的求实之学，是既有著述、辞书里搜寻不到，却必将进入学术史、足以垂之后世的切实有用之学。而他所解说的《髹饰录》、校释的《鲁班经匠家镜》等更是以“动手动脚找东西”为重要基石，对文物基础研究的实质性大贡献、大突破，书斋学者绝对无从措手。

 

切身体验当然不会令世襄先生满足。既然研究的是行将消逝的文明，既然现存的孤立文物是在已经消逝的环境中产生的，若怀抱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理想，就必须阅读大量的历史文献，因此，他的著述又以充分的载籍为重要的学术支点。或许读者不会认为世襄先生花费了太多的文献功夫，但如果认清古代手工艺的卑下地位，一旦了解古代匠师多为文盲的历史现实，就该知道关于工艺美术，特别是关于其制作、材料的文献有多么珍稀。世襄先生绝无掉书袋习气，但在其著作中，已经称引了出自经史子集的大量文献，其内容则则贴切翔实，其数量又大大超出既刊著述，体现出深厚的文献功底和巨大的精力倾注。历史文献之外，世襄先生的研究还大量引用古代画迹版刻，这在《明式家具研究》中，表现得尤其充分，而画迹版刻所揭示的内容，不仅形象直观，又往往是古籍缺载或抽象的文字易于引发歧义的。

 

 

《明式家具研究》内文

 

 

真赝、时代是研究文物无法逃避的重大问题。尽管传世文物往往拥有更高的艺术价值，但其多数终归由于来历不清、时代不明，而科学价值较低。因此，问题的索解必须以来历可靠、时代明确的考占实物作基本的参照。在世襄先生的研究领域中，大多时属明清，而考古学尚很少顾及明清，故其多数论著似乎对考古成果的关注不很突出。但漆器情况特殊，世襄先生的笔锋还更多地指向较早的时代，故在以《髹饰录解说》为代表的漆器论著里，从撰著时的一切考古资料精选出典型，以为研究的依据。因为现今的文物学家均已不同程度地关注考古学，故讨论文物参证考古资料，眼下并不稀奇。而但凡稍知学术史，就该了解世襄先生是如此作为最早的少数学者之一，在他撰著的当年，多数专家还在依傍传世文物循环论证。这当然显示的是世襄先生的识见深远和方法科学。

 

书无索引早成为当代中国学术出版不大不小、又疼又痒的沉疾通病。可贵的是，世襄先生最重要的著作皆附索引，便于查找的各种资料极为详备，如《明式家具研究》，如《髹饰录解说》。在无电脑提供检索便利的当年，真不知世襄先生仅凭纸笔，为编写那些附录消耗了多少精力；也不知他为说服出版社排印那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内容，花费了多少口舌。世襄先生的本科与研究生教育都在燕京大学完成，难免有人会把这归之于他早年接受的西式教育，但还该想到，燕京大学的毕业生著书者很多，何以只有世襄先生的国学著述如此？即令出版发达如今日，又有几种学术著作有了索引？除去严格的科学精神，渴望方便他人以外，想必寻觅不出更好的解说。

 

 

《明式家具研究》内文

 

 

当今之世，“急就章”俯拾即是。匆匆撰著，讹误必多，某些作者虽明知其失，却总以种种说辞听任谬种流传。世襄先生的著述绝非如此，其写作已经反复推敲，成稿后，还要一再修改。如《髹饰录解说》，初稿写作于1949年冬至1958年秋，自费油印二百册，听取意见后，第经1965和1977年两次修改，到1983年，方正式出版，1998年再版，仍做了增补，还加入了何豪亮先生的九十七则订正。《明式家具研究》出版于1989年，但实自1945年起，世襄先生便着手搜集资料，至1960年，已草成《中国古代家具——商至清前期》；1962年，又截取其明至清前期一段重新改写，1982年改写完成，1985年后再做修改补充。由于家具各部件的咬合方式极多，为精确描述、科学总结，《明式家具研究》的结构一章甚至五易其稿。这种严谨著述、谦逊治学的态度令人景仰，更值得学习。倘若人人如此，弥漫今日的学术堕落断乎不会发生。

 

伴同收藏热的愈益升温，文物著作也越出越多，但真正具有学术价值的，却寥若晨星。颇令学人窘惑的是，大抵学术价值越高，书也就越难销出。但世襄先生的著作统统例外，它们历来备受欢迎，总有加印、再版的记录。最典型的是平装本尚售价一百二十元的《锦灰堆》，它多次出现在大型书店的畅销书排行榜的前列。收藏热绝非世襄先生著述热销的主要原因，学术之外，一定还有文字的精妙。文物考古著作的文字大多令读者烦厌不堪，尤其图版说明，每每干瘪乏味至极，俨然非八股不成文章。但世襄先生笔下的这类文字却简净、准确、生动、优美、隽永，从不落窠臼、入俗套。如果说，文体所限，图版说明尚难充分施展长才，那末，请读收入《锦灰堆》卷贰里七篇记述旧京游艺的文章，特别是那原称《秋虫六忆》的《秋虫篇》，阅读恍若亲临，读罢回味无穷，我和朋友至今还会回忆初读它所体验的愉悦、获得的享受。《秋虫六忆》绝对是20世纪中国散文的上上之品!“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再好的内容倘若失去与之相称的语言表达，也不会被人亲近、让人接受，而世襄先生的著述就是被亲近、被接受的楷模。

 

 

《锦灰堆》，1999年

 

 

对世襄先生多方面的卓越成就，有心人一定会惊叹。当然，这与其早年的优裕家境且家富收藏相联系，也和他的精深执著又博雅善文相关，但中年以来的超人勤奋也是成就他事业的关键。1958年起，黄苗子先生被请入世襄先生私宅居住，他这样回忆：早上“四点多，畅安（世襄先生号）书房的台灯，就已透出亮光来了……三四年工夫，畅安就以刻蜡版的方式，油印出《髹饰录解说》、《画学汇编》、《清代匠作则例汇编》、《雕刻集影》等数十万字的述作”（《其人其书——〈明式家具珍赏〉代序》［即本书《王世襄其人其书》一文］。——编注）。勤奋已经成为世襄先生的生活习惯，直到晚年，他仍旧坚持黎明即起，投入工作。勤奋玉成了他的事业，也挽救了他早岁的“荒嬉”，否则，人们无缘见到那许多出类拔萃的学术论著，也无由读到那些精妙优雅的游艺文章。特别是游艺文章，它们大多出自八旬老人的笔端，内容大多为青年王世襄“荒嬉”的精彩实录，而写作的勤奋执著至少不减当年的忘情“荒嬉”。

 

 

王世襄纪念本三种，2019年

 

 

在当代中国的文物学家里，王世襄的名字特别响亮，他受景仰，得爱戴，这不仅因为他有大批卓越的著述、半生坎坷的经历，还因为其言行、笔墨浸透了爱。这爱直接表现于对学术、对游艺，而潜藏着的却是对人、对国家。在著述中，世襄先生一再表达着对师长、朋友的真诚感情，其中，既有如朱启钤、刘敦桢、梁思成等“大人物”，也有如多宝臣、石惠、李建元、祖连朋等老匠师，还有一些迹近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的早年玩友。他研究漆器，本受朱启钤先生启发，因此，《髹饰录解说》用朱老题签，在《前言》中，表达深挚谢意。待正式出版，朱启钤先生已辞世多年。承朱老之孙朱文相先生面告，出书后，世襄先生即持奉朱府，并面对朱老遗像恭行大礼。

 

假如说，抗战胜利后，世襄先生为国家追讨回大批文物是职业行为，假如说，世襄先生潜心研究、记述中华文明数十载是兴趣使然，那末，我亲见的一事足以深刻证明他的爱国之忱。1999年春，中国驻南联盟使馆遭美国战机轰炸后不久，我到王府拜望，谈话中，电话铃响，世襄先生接听，交谈了几句，竟有些激动，还说：“这个时候，见面不合适。”见我好奇，便简述缘由。原来，一位美国专家早约好到中国拜访，如今，人已到，要定拜访时间。世襄先生说：“他们的飞机刚刚炸了我们的大使馆，我现在怎么能和他见面？”2003年10月，世襄先生荣获荷兰克劳斯亲王基金会唯一的年度主奖，与夫人商定后，世襄先生已把奖金十万欧元全数捐给希望工程，它将用于重建武夷山区的一所小学，世襄先生要求，校名里不出现他的名字，而称“中荷友好小学”。

 

我相信，正是这种对人、对国家、对祖国文明的深挚热爱支撑着世襄先生的研究，虽曾陷逆境，甚至被投入牢狱，却依然坚毅不拔、九死不悔。八十岁前的近五十年，他主要倾力于在开掘各类资料，以论著证明中华文明的辉煌伟大；八十岁后，他更多地热情回忆自己早年的丰富经历，以散文记述中华文明的丰富多彩。人们说，世襄先生的一些著述是“玩出来的世纪绝学”。但这“绝学”假如没有爱的倾注，绝对做不成。

 

 

《王世襄集》，2012年

 

 

毋庸置疑，在当代学者中，世襄先生是最通制作、最知材料、最善游艺的一位，而在通工艺、知材料、善游艺的人物里，世襄先生则是学养最深厚、最顽强严肃、最富科学精神的一位。人文学科的任何结论都不能穷尽真理，文物学的讨论也通常只是在证明着某种可能。因此，尽管世襄先生的研究深入博大，尽管其学术已超越前人，代表着时代的认识水平，但依然可以相信，他的某些判断仍会被后继研究纠正，甚至推翻；不过，他对文物的深切认知与整体把握，后人却无法企及。因为，除去学养、经历、性情、品格等外，世襄先生研究的古物必越来越少，他讨论的时代也越去越远，他采访求教的那些熟知传统工艺的匠师早纷纷作古，而以后出的一切技术、一切材料等进行的复原实验，只能提供一种时代更遥远的工艺可能。

 

世襄先生的夫人袁荃猷女士擅剪纸，他八十寿辰时，夫人曾以剪纸《大树图》祝贺。大树由汉画变形而来，枝繁叶茂，浑朴雄壮，又以器具、动物的形象巧妙表现了世襄先生的学术、喜好与经历，如漆器、家具、竹刻、绘画、铜佛、匏器、鸽子、蟋蟀、蝈蝈、大鹰、獾狗、烹调、干校放牛等等。《大树图》多贴切！因为世襄先生就是文物学的大树，因为根深，所以叶茂；因为有爱，所以顽强生长。2003年10月29日，可亲可敬的袁荃猷女士驾鹤西去。这是位特别纯真热情、特别善良勇敢的老人，她曾以瘦弱的身躯坚韧支撑丈夫的人生与事业六十载。从此，世襄先生将踽踽独行，人们再不会见到那一高一矮、一胖一瘦，却同样仁爱、同样刚毅的老人互相搀扶，欣欣向前。

 

 

王世襄、袁荃猷夫妇 摄于2002年

 

 

所有热爱中华文明的人都在感谢王世襄，因为他给了我们知识，给了我们愉快，因为他在倡导朴实的学术，示范不挠的人生。

 

入2004年，世襄先生便寿满九十。安宁、健康！这是一切有良知的人对他的衷心祝福。

 

（本文原载《美术观察》杂志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