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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夜行路——《陈明忠回忆录》整理后记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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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夜行路——《陈明忠回忆录》整理后记
2016-04-15 10:16:03
李娜

第一次见到陈明忠先生,就被他的“蹒跚”吸引。拖着被当年酷刑毁掉的膝盖,他走得吃力却坚定,身无所求、心无旁骛的坚定,这坚定从什么生命经验中来?

 “我的回忆有意义吗?”访谈中,陈先生好几次这样问。他难得“犹疑”,但这“犹疑”不需回答。他的一生,无论作为台湾百年离乱的见证,还是红色理想在战后东亚的一种艰困实践,其可贵价值,一读便知。

 “有意义吗?”这问号只是让我再度感受他的壮心不已:他的回忆,不是八十岁老人的悠然抒怀,而依然是面对现实的斗争。

陈明忠先生,大家叫他“陈桑”(以日语发音),这是一个包含着亲切关系的尊称。一九八七年以保外就医出狱后,他很快成为统左派各路人马的核心和纽带,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夏潮联合会、工党、劳动党、少数民族部落工作队的先后成立,他都是个关键人物。这二十余年的活动,在这本回忆录里,他讲得不多,但这二十余年活动的根本与精神,念兹在兹,都贯注在他对早年经历的叙述里。

一、雨豆树下的小孩

如果在那里,陈桑自问,是不是他也会成为一个“读书就好”的顺民呢?

陈桑一九二九年出生于高雄冈山的小村落五甲尾。如今名“嘉兴里”。二〇一一年夏天我去寻访时,问路“五甲尾”,年轻人多已不知。建于一九二〇年的小学还在原址,教导主任说,日据时代唯一留下的,是操场边那株绿荫如伞的雨豆树。

“整个五甲尾我还认得的,就那株雨豆树了。”

当年他和同学在雨豆树下练习相扑,他们“五甲尾分校”得了冈山地区小学比赛的第一名。因为不少孩子是一九三七年战争爆发后推行“皇民化运动”,才强制入学的,五年级生十八九岁的都有,跟别的学校十二三岁的孩子比,“当然第一”。此时日语的推行也从学校延伸到村落,乡村生活因此多了不少笑话。班上同学用日语请假“我家猪的妈妈发神经了,我要去找猪的哥哥给它打”(猪母发情了,我要去牵猪哥来交配),把日本老师听得目瞪口呆;电影公司来村里拍片,宣传“‘国语’运动的成果”,老农紧张到指着“脑袋(あたま)”说“睾丸(きんたま)”;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村民被组织壮丁团操练,用“碗筷碗筷”代替“左右左右”的口令 ……这些笑话都极其生动,无论当年总督府宣扬的模范村,还是赞助“台湾独立”论述、貌似学术化的“日据时代日语的普及是台湾形成共同体意识的基础”,都得在笑声中遁形。同时,陈桑回忆农民所受的压榨、学校里的军事化训练,以及随时准备当炮灰的恐惧,来反驳李登辉对殖民统治的美化,“李登辉大概是个很特殊的台湾人吧”。

小学操场旁边的雨豆树。当年陈明忠和同学在这棵树下练习相扑,拿了冈山地区比赛第一名。如今,该树已被列为高雄县特定纪念树木三十六号。(李娜提供)

 

陈桑出身地主家庭,父亲是接受殖民教育的顺民,还因为战争的机会,开设牛奶牧场和榻榻米工厂,与日本人做生意。战争来了,一般乡下人吃不起白米吃番薯签的时候,他家的饮食变化,是从吃海鱼改吃“有泥土味”的河鱼—因为渔船被军队征用了。以为自己“是台湾人也是日本人”的小学生陈明忠,考上高雄中学,受日本学生的欺负,才知道自己是“清国奴”,不是“日本人”。

陆续出版和将出版的老政治犯回忆录中,有一部同样以真率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赖丁旺回忆录》。赖丁旺和陈桑相差一岁,生在台南楠西村,作为贫家子弟,他更细致地讲述了日据后期农民生活的困苦程度,譬如即使是麻袋片做的衣服,一家四个孩子也只有两个有得穿;还有习武结社的乡村习俗的起起落落,比如“宋江阵”与地方势力、日本人的关系。颇可与陈桑的回忆对照。

一九二〇年代生发的台湾新文学,以揭露殖民地现实与文化启蒙为职志,乡村社会是主要题材,一九三〇年代中期殖民政府越来越严厉的镇压和管制,让新文学的生存空间日益逼仄。卢沟桥事变后,陈桑喜欢读的杨逵、吕赫若、张文环等人的小说,即便仍以乡村故事寄寓对殖民地问题的思考,也都难以正面处理乡村的民族与阶级冲突(除了杨逵写于一九三八年的《模范村》)。就此而言,陈桑和赖丁旺的回忆录,正是了解“皇民化”时期乡村实景的可贵材料。

陈桑和赖丁旺的回忆都提到了他们的村庄之“偏远”,赖丁旺的楠西村近山,不若台南市区以及海边或平原上的村庄,有地利有交易。陈桑自觉于殖民记忆的“城乡差异和阶级差异”,那是否只有城市或经济较好的乡村,以及地主阶层,才会对殖民时代有好感呢?

以档案史料、文学作品和口述回忆搭建一个多层次的途径,可以了解的是:日本殖民台湾三十年前后,水利、发电设施的修建,农地产出的提高,让一般人在资源掠夺式的殖民地经济发展中,仍能维持生活;小学教育普及率在日据后期达到八~十四岁儿童百分之七十就学;高等教育方面,有条件读书的台湾人被限制进入有刺激不稳思想之虞的文法学科,却颇有机会入农林医各类专门学校,习得一技之长。如此,生产力的提高、导向明确的殖民教育,配合严密的警察制度,维持了所谓良好的社会秩序。这大概是陈桑的上一代人中,不只是陈桑的父亲这样的地主阶层,会对“日据时代”抱有好感的原因。这也意味着一种渗透于日常生活的殖民意识形态的建立。一九三七年后战争逐渐破坏了生产和生活,但意识形态的松动要复杂得多。

陈桑在高雄中学被日本同学欺负,由歧视唤醒民族意识,这是殖民地人,特别是受教育者觉醒的常见形式。他曾请求父亲给自己转学到台南二中(以台湾子弟为主的中学,“总督府台南州立第二中学校”,一九四五年改名“台湾省立台南第一中学”),如果在那里,陈桑自问,是不是他也会成为一个“读书就好”的顺民呢?

陈明忠,高雄中学二年级,第一次知道自己不是日本人。

阶级是事实,阶级立场却是主观能动性。如果不是日后“背叛了自己的阶级”,从雨豆树下走出的陈桑,大概难以这样得见殖民地生活的城乡差异和阶级差异。

一九四九年后国民党当局通过土地改革、白色恐怖和情治体系,以及以儒家为底的道德伦理规训,完成了一套新的意识形态管控,却与日据时代的殖民意识形态具有本质的连贯性。正如“清理奴化思想”,取而代之的是“人人脑中有个‘警备总部’”。之后反体制运动和“解严”,也不曾动摇从日据时代确立的“知礼守法”和现代化价值。或也因此,虽然如今以美化殖民经验来建构“我族”的认同政治,不那么有效了,却不妨碍它以“多元文化”的名义,转为从官方到民间通吃的温情怀旧,或曰“殖民地乡愁”,如大热的《海角七号》里的日台之恋,如建成文物景点的金瓜石日本员工宿舍;也不妨碍国民党一样郑重其事地纪念乌山头水库和八田与一,不妨碍文化界热衷“跳舞时代”的各种“现代化初体验”。

从学界的戴国辉、许介麟到陈桑,都曾用了各种资料和譬喻来破解殖民现代化建设的神话,“小偷为了偷东西带了梯子来,离开时带不走,我们就该感谢他带来梯子吗?”但人们在意的似乎并非小偷的正义与否,而是这个梯子是否符合当下的审美。对许多年轻人来说,日本殖民、国共内战、两岸分断 ……或者没那么要紧,只要“尊重多元记忆”就好了。如果这是一种普遍的怠惰,那么沿着殖民史观批判,或许我们可以进一步推进对殖民意识形态的反思。我想陈桑可以略宽心的是,也有许多为社会变革投身乡镇、社区等具体实践的年轻人,“蓝绿”魔咒不能再捆绑他们,殖民地经验也得以被更清醒、有历史感地对待。

几次访谈之间,得知我去了五甲尾,陈桑在一个信封上默了一首诗给我看:

ふるさとは遠きにありて思ふもの

そして悲しくうたふもの

(所谓故乡,是唱着悲伤的歌、从远方想念的地方 ……)

“家没了,地没了,母亲走了 ……小时候的同学,这些年也一个个都走掉了。十几岁就离开家,故乡就一直是远远想着才有。回去,什么都没有。但五甲尾是这辈子最无忧无虑的时候。”回忆即便有着强烈的现实战斗指向,也仍是个感性的力气活,不时让他陷入唏嘘激动。他也从不回避他身上的日本印记,他记得许多日语诗与歌谣,坦言日本“二二六”士兵和台中农学院的日本老师对他的影响;日语,更是他日后阅读马克思理论、获得中国大陆信息的重要渠道。

这样一种既有立场又坦然开放的殖民时代回忆,对于大陆理解台湾的殖民地经验和两岸文化差异,当大有帮助。大陆人多有“台湾人有日本情结”的印象—热衷于报道台湾政党斗争的媒体与有功焉—也同样难于了解这一经验的复杂性。想到这里,如果陈桑和赖丁旺的回忆能拍成电影,不会逊于《稻草人》或《海角七号》的有趣有味,一定会引发两岸,特别是年轻人了解的兴趣吧。

二、坐牢算什么

走在狱中过道上,天灵盖突突地跳,才知道人的脑袋上面还有动脉。

二〇一三年底,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落成了一个“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纪念碑铭文中写着:“一九四九年前后,我军按照中央关于解放台湾的决策部署,秘密派遣一千五百余名干部入台,被国民党当局公审处决一千一百余人。”这是大陆官方第一次公开这段历史。有杂志报道:这是国共双方绵延三十年的角力过程中,中共鲜有的在“隐蔽的战线”上遭遇的沉痛挫败,也阴差阳错地开启了岛内的一段“惨史”。

 “惨史”指的是台湾一九五〇年代的白色恐怖。它当然不是“阴差阳错”地被开启的。“白色恐怖”之于大陆人,还不如被蓝绿政治捆绑的“二二八”更熟悉。陈桑说,大陆曾有人问他:“你是蓝的还是绿的?”他说:“我是红的。”听者吓了一跳。

一九九七年陈明忠夫妇宴邀刚卸任“法务部长”回政治大学任教的马英九,感谢他当年协助安排保外就医。

从党外运动到民进党执政,“二二八”是用以控诉威权体制的武器;“白色恐怖”少被提及,因为反共意识形态并非改变,而对彼时运动分化、通过了“台独”纲领的民进党来说,不分省籍的受难也无利于“国殇”建构。“白色恐怖”迟至一九九〇年代才因六张犁公墓进入公众视野,并不奇怪。“夏潮联合会”、“中国统一联盟”等成立后,统左有了组织,也有意识地以报告文学、口述史、纪录片等文化形式,推开白色恐怖和冷战的铁幕,争夺战后历史的论述权。(其实一九八〇年代中期陈映真和蓝博洲的作品都已开启了这一工作。)

近年来形势悄然变化,随着两岸经贸、文化交流的日益开放,政治上打“省籍”牌已不是万灵药,民进党也开始“看见”白色恐怖。而陈桑的回忆,一方面以“‘二二八’台独起源论”为对手;另一方面,我觉得更有意味的是,他的亲历带出了“人民”的视角:从日据时代的抵抗,到“二二八”事件,到“白色恐怖”,是台湾人民反抗奴役、专制与腐败的连续历史。

敢反抗日本人的,

就敢反抗国民党

“从高雄到台中读书以后,最让我吃惊的是,街上十字楼口旁常有二十到三十个年轻人,围着圈弹风琴一起学‘国歌’ ……深深感觉在思想上我真的比那些人落后太多。两年后‘二二八’事件发生,我在‘“二二八”最后一役’之地的埔里看到了当年教唱‘国歌’、教学国语的那些人围在谢雪红旁边、听谢雪红指挥的情形。三年后白色恐怖肃杀全面展开,我更在‘保安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里,看到了那些人从容就义的最后一幕,也就是,由于‘二二八’事件而抛弃‘白色祖国’,走向‘红色祖国’的那批爱祖国爱人民的热血青年的下场。”

 “敢反抗日本人的,就敢反抗国民党。”

陈桑和赖丁旺的讲述里,时时可以感受到一种属于移民乡村社会传统的草莽气息。赖丁旺回忆,光复后,楠西和附近的村子迅速恢复了曾被日本人禁止的“宋江阵”,人们结社练武,交朋友,行侠仗义,“心里很畅快”。陈桑虽然已经是读农学院的“读书人”,但从幼年时就表现出来的机敏好勇,在这个才从日本军队的暴力和谎言中走出来的青年身上,更显旺盛。“会武功”的祖父和反抗日本人的“土匪”姑婆,似乎把反骨都隔代传给了他。

从凭着血气参加“二二八”,到“认识到国民党的腐败不代表中国”、“为了建设一个公平、平等的新中国”秘密入党,陈桑踏上红色理想的不悔路。

在绿岛监禁期间,狱方每年为政治犯拍摄一张照片,这也是陈明忠监禁期间少数保存下来的照片之一。

一九五〇年代白色恐怖,中共地下党“潜伏在台湾”是大肆抓捕的由头;朝鲜战争爆发、“冷战”格局下得到美国的庇护,是大肆杀戮的背景。国民党档案资料中,被捕叛变的“中共台湾省地下工作委员会”领导人蔡孝乾供认,当时发展的台籍地下党员九百多人,大陆来的人数不明确,但一共被抓的党员约一千三百多人。而据台湾多年来官方公布或民间调查 (争议至今)的数字,被抓的人达到九万(或说十三万~十五万),被处死的九千人(或说一万)左右。退守台湾的国民党再度“清共”,抓捕杀戮以至于疯狂—狮子的凶心里都有兔子的怯弱,陈桑说:“它(国民党)是太害怕了。”

对死难者,许多人是通过陈映真、蓝博洲等人的小说如《铃铛花》《山路》《赵南栋》《幌马车之歌》,或者电影《悲情城市》得以了解的。那些为理想抛家舍子、义无反顾,甚至拒绝“感训”、从容赴死的革命者,从几十年的压抑历史中浮出,其震撼和动人,可想而知。

陈桑说:“判死刑的人,许多人是像陈映真小说写的,视死如归。他们选择了共产主义,知道是掉脑袋的事。但那时候,共产党在台湾的力量薄弱,为了壮大,采取了比较宽的路线,凡是反对国民党的,都争取进来。所以有许多年轻人,有左倾或者同情共产党的,还谈不上对共产主义有多少认识,或多深的信仰。所以,在狱中,面对死亡的命运,不好受。”他停下来,“心有不甘啊”。

陈桑自己在误以为被叫出去枪毙时(实际是转移),走在狱中过道上,天灵盖突突地跳,“才知道人的脑袋上面还有动脉”。

也因此,无论外省人张伯哲对周围人的关怀抚慰、上刑场时的平静从容,罗东镇青年冯锦辉与难友告别时温暖如常的手,还是那些心有不甘者的痛苦,都成为陈桑一生的精神印记。回忆狱中生活的时候,陈桑的讲述常常急促而跳跃,提到一个个人名,一个个故事,如断简残编却惊心动魄。许多人如武侠小说人物一样来无影去无踪,他所固执的,是想要为他看到的每一个生命的瞬间光华留下记录。

再之后,他叹息复沉默,要讲的是:“慷慨就义易,活下来难。”

一九八一年八月八日父亲节,家人到绿岛探视。

第一次坐牢的十年,一方面,他看了太多逃亡、发神经、成为告密者的悲剧;另一方面,他见证了许多被牵连或无辜被抓的台湾人,原不知共产主义为何物,却在狱中走向“红色祖国”。那些喊着口号赴死的人震动着他们,“共产主义到底是什么?”对这些人,名为“新生训导处”的绿岛监狱,的确是他们的新生之地、他们的“学校”,所以出狱后往来,他们互称“老同学”。

有知识的教没上过学的,英语、代数、几何,什么都教。外省人教福佬人和客家人国语。思想上的学习则冒着风险,他们利用监狱“政治学习”课上的教材:投降的共产党理论家叶青写的《毛泽东思想批判》,“大段大段引用毛泽东的话”,简直有“为匪宣传”之嫌。他们略其批判而读。有人甚至偷偷抄下来藏在牢房里,几十个人因此被安上“暴动”的名字枪毙。但仍有人冒生命危险做抄录,藏匿在厕所便池下的水泥地里。伴随这样饥渴的学习热情,还产生了“极左”和“修正主义”的派系。“极左派”攻击较为知识分子型的狱友,开展各种形式的狱中反抗,譬如多盛饭然后倒在厕所里,来消耗敌人的粮食,譬如用做“狗仔”(奸细)的方式“打入敌人内部”,等等。回忆牢房里的“斗争”,陈桑叹惋:“极左”虽有热情,但徒劳而已,甚至白白牺牲。“什么都反抗”让整个牢房的难友受罚。十年间,母亲路迢迢地来绿岛两次都不得接见,从此黯然不再来。一次,为了让一个难友扮“狗仔”“打入敌人内部”,他们选出叫石沧柏的来做“被打报告的人”,结果石被随之而来的审讯逼得“发了神经”。“是很勇敢啦!”陈桑不愿批评难友们,在那样残酷的处境中,即使是荒谬的反抗,也是种光亮,是活下去的意义。

南日岛的俘虏,

大陆可能到现在都不知道他们的事情

“老同学”多未亲炙过大陆,在狱中,除了“共匪”毛泽东的思想,还有“共匪”的战俘,带来“红色祖国”的信息。

一九五二年十月,国民党袭击莆田的南日岛,俘虏八百多名解放军,军官全被处死,士兵被送到绿岛,编入“第三大队”,成了与台湾政治犯一起上训导课的“同学”。陈桑印象深刻:他们很多人没上过学,却能认字,那是在部队学的;他们的军官都死了,但在绿岛,他们竟然摸清碉堡、机关枪的位置,策划了抢夺补给船、逃回大陆或者上山打游击的“暴动”,台风拖延了补给船,暴动失败。曾经帮他们送报纸“国际版”的“老同学”也受到牵连,包括陈桑在内的一批“不老实”的政治犯被趁机整肃,与南日岛战俘一起被押赴台北的“军法处”。

时逢七月一日,“反正要死了”,南日岛战俘与台湾政治犯一起唱起了“五星红旗的国歌”。

南日岛俘虏最后都被枪决了。台湾的政治犯们,因为其中一人的父亲卖掉医院奔走营救,再次得免一死。“南日岛的俘虏,大陆可能到现在都不知道他们的事情。”

南日岛俘虏(郭琴舫摄影,“中央日报”提供)

考古学家张光直一九四九年也曾入狱一年,他的自述《番薯人的故事》里,记录了与金门战俘的两次相遇。一段是在情报处监狱时,十来个解放军战俘,被允许与单独关押的团长见面,一坐下来,他们讨论的是“这一仗怎么打输的”,如同开战后检讨会,连监狱的所长也在一旁听得津津有味。另一段更有意思,是送到内湖“感训”后,听到一个国民党教官对金门战俘的“指导课”:

教:(穿军装,二十出头,可能已在军校毕业)你在这里与原来的部队有什么不同?

俘:(穿俘虏装,二十上下。剃光头,华北农村中的典型老实人的样子):不一样!就像我走出走进营部的时候,还要给卫兵敬礼。看见了个官,又要敬礼。

教:这是非常重要的“礼”。军队里没有礼貌就没有秩序。给卫兵敬礼是尊敬他的守卫的职务;给官长敬礼是尊敬他比我高的等级。这是从三千年前孔子的时候就传下来的。

俘:我们那边不敬礼,也照样有秩序。看谁轮到站岗,点一个头;我们没有等级,照样也有发命令的,有把命令接过来照做的。

这特殊环境下两岸接触的吉光片羽,让人听来五味杂陈。一九五〇年代的中国共产党军队,展露了如此清新昂扬的面貌!它不只是以暴力打破了旧世界。部队是学校,除了识字,他们在具体的战斗中认识和实践平等、秩序的新含义。这本是革命的精神所在,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的基础。相应地,一九五〇年代的台湾,如内湖的小军官所言,偷渡于“三千年前孔子的时候就传下来的”仁义礼智信中的等级与规训,正在重新整合台湾的移民传统和殖民地经验,形成三十余年“戒严”的基础。那是高度有效的管控,是思想喑哑、消失了“左眼”的时代。但在狱中,疑似的“共匪”经过“训导”,成了真正的“共匪”,恐怕是当政者怎么也想不到的。

一九五一年绿岛的“新生训导处”成立,负责监管、密集劳改和教育政治犯。(“中央社”提供)

      张光直在北平度过童年,日本占领北平时,上学路上可见城外常常被八路军扒开的铁路;报摊上可买到偷运来的“解放区”的任何报刊。到台湾后就读建国中学,又受到国文老师—大陆来的地下党罗铁鹰先生的影响,以“左倾学生”入狱。一年后张光直终于被父亲张我军辗转保释出狱,即报考台大考古人类学专业,走上研究“器物与古人”的学问之路。比他大两岁的陈桑则继续他的暗夜之路。白色恐怖施加于他们的,在未来,还要让他们殊途同归:在民族情感与社会主义信仰的问题上。

    总之,在绿岛这所学校里,从鬼门关走过一遭的人们成了“老同学”,完成了社会主义的启蒙,奠定了对“红色祖国”的向往。狱中学习资源有限,也无从实践。无须回避:作为台湾左翼思想的残存继承,这一血脉先天不足。但他们所走过的是炼狱,有逃亡,有疯狂,有为“激进还是修正”势不两立,也有相濡以沫、拼死卫护的情谊。陈桑说,狱中每天二十四小时相对,彼此全无遮掩,相互太了解了,所以“老同学”的信仰中有无从撼动的情感,一九八八年政治受难人互助会成立后,是以成为台湾统派最坚定的母体。

那并不遥远的历史,

却已经要问“谁的记忆算数”

      二〇一〇年我跟随蓝博洲去苗栗探访当年地下党最后逃亡的山区。陈映真曾以此写下报告文学 《当红星在七古林山区沉落》(一九九二):客家青年曾梅兰苦苦寻找一九五〇年代以“二条一”处死的哥哥的尸骨,终于让六张犁公墓与白色恐怖浮出历史地表。陈映真随之探寻一九五〇年代被扑杀的左翼青年中“觉醒的农民”,为何农民中之最“诚恳、正直”的会投身革命,且“一旦觉醒,英勇异常”——这是土地改革几十年后,当代人难以理解的。作家朱天心则以出狱的亲人为原型写下小说《从前从前有个浦岛太郎》,地主出身而试图解放自己的佃农的“宝将”,在小说中,只是一种因青春血气导致的误会,一场龙宫归来猛然惊醒的悲情。

    陈映真的报告文学,每读之如文中所言:“即使号啕失声,也不为失态。”但我们必得从这一情感重击中稍微抽离,来面对异议:那并不遥远的历史,却已经要问“谁的记忆算数”。陈映真的叙述脉络里,台湾人的红色理想在光复前后有其阶级矛盾的土壤,也有短暂而具体的实践。而朱天心对土改前乡村社会的描写,无疑更符合当代人的感觉:地主和佃农在各就其位的乡村秩序中,大可能温情脉脉。(这一想象分歧,与大陆社会近年来对土改历史的翻案和争议,颇有一比。)地主的良善与否自然可有别,但地主与佃农土地、生产关系上的根本冲突,却不取决于地主的品格。朱天心在小说中尽其可能地对“宝将”和他的革命理想做同情与了解,已是人道主义话语面对历史所能达到的进步的极限。

一九九五年陈明忠应侯孝贤之邀,在《好男好女》中饰演蒋碧玉(伊能静饰)的父亲。(剧照师蔡正泰,财团法人“国家电影资料馆”提供)

在苗栗,望着茂密山林和幽谷,蓝博洲说,一九四九年开始的土地改革,使得逃亡的地下党渐渐不易得到农民的支持了。

当年在苗栗山区逃亡的萧道应等人试图“重建”省工委,他对同志说:国民党土改可能让我们失去农民的支持,但我们还是要鼓励他们去减租、分土地。

“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源远流长,一九二〇年代台湾农民组合运动不曾做到,日据后期觉醒的地主子弟,比如陈桑,比如朱天心笔下的“宝将”,也曾想把家里的土地分给佃农。讽刺的是,自己革命做不到的,关在牢里时,却被敌人做到了。

从“三七五减租”到“耕者有其田”,农民逐渐转化为自耕农,与地主的关系得到缓解,也为一九六〇年代工业发展提供了自由移动的劳动力基础。从只管种地到只管赚钱,一样的是不问政治。

这里有个有意味的对照,中共在大陆发动土改时,不管是在抗战和内战期间以“打土豪、分田地”来获得农民支持,还是建国初期新区土改的“群众运动”,都极为重视这过程中乡村结构的改变和“人的觉悟”。很多档案和运动的观察者,细腻地记录了生产关系变化中人与人的关系变化、乡村新政治形态的产生,比如“干部”和“群众”的关系、群众的分化、暴力的问题等等。农民与政治的关系是被正向鼓励的。一九五〇年代,在台湾的国民党则有意以共产党土改中的暴力为反面教材,正当化其“自上而下”、和平赎买的方式进行土改,而作用恰是去政治的。土改让农民安分守己。某种意义上,这也是白色恐怖得以实行并令社会长期喑哑的“民意基础”。

陈明忠在筹办《夏潮》期间二次入狱,此为《夏潮》出刊时,特地在“中央日报”上刊登的广告,以便告知绿岛的左派政治犯。(夏潮联合会提供)

所以十几年后“老同学”陆续出狱,无不感叹从“小牢”到“大牢”,体制监控与民间歧视的无所不在。一九九〇年代以来,以“走出白色恐怖”为号召的出版物,从官方到民间,所在皆是。

如何走出“白色恐怖”?恐怕并不依赖“从吞恨到感恩”的劫后余生心态。对罪行的控诉或有时尽,深入个体意识肌理的恐怖,才更难走出。

三、陈桑的遗憾

我的一生是失败的,没能革命!也只能如此了。

第二次出狱后,在“民气可用”的形势下,丢失工党这个阵地,是陈桑最感痛心之事。一九七〇年代,他偷印禁书、与反对党接触乃至策反黄顺兴的行动,多是独立、秘密进行的,也不可能有什么组织工作。到了他出狱后的一九八七年,《夏潮》《人间》杂志十几年来凝聚的力量和影响,已有所积累,如果与社会民主派合作的工党组党成功,统左派将有一个真正的阵地,公开战斗的阵地。

“那个势,过去了就没有了。”陈桑详细讲了他认为的造成工党分裂的多重因素,或许也会引起当事人与关心者不同角度的意见。若以二十余年来各自发展的经验,重新检讨这个“失败”,是否能提供一个左翼各方实践重新合作的想象呢?无论如何,陈桑认为,这是他们该给后辈的交代。

陈明忠保外就医后,参加五一劳动节游行。

比工党的分裂更让他揪心的,是“统”与“左”的分裂。陈桑认为,对改革开放后大陆社会性质的认识差异,是“统”与“左”分裂的原因。代表正义、平等、穷人过上好日子的社会主义理想,还在吗?陈桑为此大量阅读有关中国革命的历史材料,思考现实,得出的结论为,大陆是“特殊过渡阶段的国家资本主义”,仍在朝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走。而美国对台湾战后经济和政治无远弗届的渗透,让台湾一度成了新形态的美国殖民地。因而,统一亦是立足于反帝基础上的民族主义。基于此,陈桑认为台湾社会的基本矛盾虽是阶级矛盾,但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却是“统”“独”矛盾。因此陈桑的回忆录有着贯穿始终的对话对象:关于“独立”的论述,和渐行渐远的(不愿意统或消极于统的)左派。

台湾左翼的光谱并不只是以“统”“独”分,还有保钓左,毛派,学院左,运动左,道德左,假左,还有不愿被归派别的、进入台湾社会变革的具体面向的新一代实践者……那么如何对待不赞成或消极于统一的左派呢?除了对大陆社会主义性质之争议,在其实践领域内,还有怎样值得聆听的声音?譬如对两岸经贸往来模式偏于图利资本的状况,对大陆“惠台”政策的反省。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只有为台湾的农业自主、合作化打下基础,大陆的“采购”和支持,才能成为可持续性的力量。何况,采购团若没有站得稳的中间人,没有在地组织——远有台南学甲虱目鱼、近有金钻菠萝的案例,“惠”的落实又何其难也!然而,或许也是从这里,可以重新构想“统”与“左”的携手。特别是,在两岸文化、学术的精英交流之外,如何打开两岸基层民众的实质交流!

二〇〇五年二月二十七日国民党邀请“二二八”事件当事人陈明忠于“二二八”纪念会现身说法。会中陈明忠呼吁族群和解,并促成连战访问北京展开“破冰之旅”。

二〇一四年三月台湾发生的“反服贸”事件,无疑有政党政治与“冷战”格局的遗留或内化,但从台湾的年轻人的表现看,民进党和国民党的政治操作,其实已经越来越罩不住他们。大陆无须对台湾民主抱有蔷薇梦,但也不能率意对待,错过与这一代青年以及他们所内含的台湾社会的深层矛盾的对话。新任国台办主任从台湾“反服贸”得到的启示是:“要全面了解台湾,了解台湾基层民众的想法。”

有时,陈桑会说:“我的一生是失败的,没能革命!也只能如此了。”

陈桑的路,贯穿着一个想做真正的、不被奴役的、勇敢的人,不为自己苟活的人的理想,在白色恐怖的年代他坚定了统一和社会主义的信仰,心无旁骛走到今天,而两岸的往来,一直在以种种新问题提出挑战。有谁说,自日据时代萌生以来,台湾左翼运动是一连串的挫败史?看看二十世纪的世界,又岂止是台湾左翼。后辈只能踏着前辈的挫败往前走,如果对“失败”的检讨能推动两岸共同进步,我想,该是陈桑最乐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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