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已经发表过的学术论文，后来将之结集出版，再度面世，有必要性吗？答曰：此须析而论之。专业学者，治学积年，颇有业绩，借编汇文集做总结盘点，冷暖自知，以奋勉图新、再接再厉，从而提高学术水准，而该文集又具备相当的学术参考价值，自是利己利人，有益无害。又有学术名家，身故之后，或门生后学，或原属单位，为之搜集遗作，编辑出版，保存文献且集中展示，便于查阅和参考，更是嘉惠学界之举。倘若学术见识平庸，所发议论不具创新价值，甚或颇多舛误，已被学术界驳议否定，而无法辩解，此等文稿无论作者自订还是他人编辑，都大可不必。否则，即便勉强出版问世，令人一番浏览，即发觉其平淡无味，甚至满纸讹误，岂不大失颜面？

　　本人习史、治史，约计40年，撰述多部，论文160余篇，自忖在同辈学者中不至孱弱。算不上“名家”“大家”，从未得官方任何封号，也未身居学官之位，岂敢僭越称“家”？只专力于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专业的教学与研究，坚持践行，兢兢业业，求真求是，大略不差。因此，今编订自选文集，当属于对一定年限内的作品予以总结盘点，以奋勉图新。此外，更有苦衷在焉，即所议之题不为不要，所发之论不为不新，所考之事不为不确，所言之理不为不深，却反响寥寥，甚至批驳某些学人某些主张相当犀利，也鲜见回应，而与此同时旧说依旧。是吾之人微言轻如许，无足关注，还是学界时贤大多忙于己务，因而对“额外”议论基本麻木？吾甚惑焉！又惑而无其解！不得已，权将鉴定拙文的得失正误，寄望于年轻一代，寄望于后世学人。此编辑文集其意旨之一耳。

　　十余年前，曾出版一部自选文集《中国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此次为免重复，收录之文基本为其后所撰，定名为《中国史学的考析与评判》。此中学术观点，自然对前所论述多有承袭及发展，而开拓新境、抒发新见处也十分明显。研治历史学，需要史料的逐渐积累，见识的持续进展，因而于正常的历史学者而言，大多是学识的进步伴随年岁的增长，这是史学区别于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等学科的特点。检点己作，大抵如此，虽不至于愧悔少作，但治史心得总体上还处于日积月累、持续进步的状态，乃真实感受。

　　本文集选文32篇，约40万字，分类编辑，拟定六个类目，每个类目中按发表时间顺序排列文章。分类仅是大体划分，实际内容多所交叉，谨请读者鉴之。

　　研治史学，不能不具备考据功力，高层次考据非仅以排列史料为能事，尚需深入的辨正解析，方可解决考证难题和复杂问题，此可以称为“考析”。如考析清代谢启昆夺取章学诚手中《史籍考》成稿等前后因由；考论《世本》非先秦之书，乃西汉刘向所编辑；考析史学原发性产生的三个条件，以及中国史学产生的时间和进程；考证《越绝书》的性质、撰写缘由及成书时间，准确到具体年份是公元122年；考论《左传》《国语》被刘歆窜乱，有如山铁证，指出某工程误用刘歆窜乱之文；等等。凡此考析，在学界可谓独步独得，发表后未见商榷和异议，故列“史学考析特见”为首编。

　　多年致力于中国古代史学史探讨，后触及近代史学史问题，经细读精思，方发觉误解、讹说，不一而足，惊愕之余，走笔论析。如批评王国维之“二重证据法”逻辑错谬，影响负面；揭示张荫麟以默证法问题诘难顾颉刚之论，为无理诡辩，充满谬说；提出要建立整理新发现史料的规范，指摘多种违规和误导的问题，特别是对银雀山出土兵书汉简的整理，严重违背考古学规范，以致形成现行的欺骗性结论；论雷海宗学术上乏善可陈，其撰述乃满纸的错谬荒唐；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不像时人鼓吹的那样重要，《读书杂志》引领的社会史论战高潮时期，中共干部派有组织性地未曾参与，无论参与者还是其后的总结评议者，做出的评价都很低微。凡此诸论，核心观点皆为首发独创，其中不免有惊世骇俗之见，列入“近代史学评判”类目。

　　本人主业为研究中国史学史，有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史研究状况的总结，批评学科建设上的某些误区；有对古代“起居注”体制之起始和发展的考察，厘清其中“名”“实”之间的纠葛；考察明代李东阳《历代通鉴纂要》的编纂宗旨，以及清乾隆朝四库全书馆将之隐没的阴暗动机与拙劣手段；主张发挥史学史研究具有的学术穿透力，即跨出本专业范围，干预一般的历史研究，从史学史角度点名批判某些历史研究的荒诞和错谬。凡此题材和论说，颇属开拓立新，列入“中国史学史论断”类目。

　　既言史学史研究具备学术穿透力，则从史学史角度审议其他历史学专业，考察一般历史问题，不可不付诸实践。如指出所谓“史料学”根本不能称为“学”，从史料应用出发的许多名家论述，偏仄讹误，亟须拨正；历来论述中国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对其原因却无解释，本人从史学史专业眼光考察，才发现少数民族政权仿从汉晋的官方记史、修史，导致历史观念认同、文化认同和祖先认同，是民族融合的最要因素；至于历史知识普及工作的准则，至于中国古代政治历史观的形成及其“三联套”特色，均为个人新见；而揭示康熙帝与其祖母孝庄太皇太后的关系，绝非大多学者所述的融洽敦睦，乃是温情掩盖下的政治博弈。凡此诸说，其新其特，对历史研究当具启迪之效，列入“历史观念研讨”类目。

　　吾尝有论：“史学史研究的任务，当以探索历史学发展规律为最高宗旨。”这需要对中外史学做贯通性宏观比较，才有可能走近目标。收录之文，有中国与西方古代史学的比较，从宏观的异同上考察，得出记史求真与治史致用之间的矛盾，是历史学的内在矛盾，亦为历史学发展的内在动力。在中国，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之间互补、互动又互有排抑的关系，使中国史学发展得最为繁荣。其他收录之文，有中日官方史学之比较，提出二者近代转型有所区别，皆多缺陷；有对中日近代疑古史学之比较，指出日本疑古思潮获胜而中国失败；有对中外史学比较的整体思考，认为中外史学比较有利于中国史学史本身的发展；有论证日本天皇“万世一系”的体制和日本很早就形成统一国家的意识，都得自中国传统史学的宏大影响。这些论断，不限于史学史研究范围，已经触及许多重要历史观点，并深入理论层面，列入“中外史学比较”类目。

　　以上各文，多在论述具体问题时引出理论性论断，是理论不脱离实际问题的体现。然撰文以理论性论述为主体内容，亦不可缺。本书选文6篇，其中关于中国史学史的学科体系，乃是在前此论述基础上的进一步思考；认为传统的“以史为鉴”观念，不适于当代中国；主张中国史学史应当扩展到东亚视域，将中国史学对外影响的考述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对“规律”这一范畴重新解析，从而肯定唯物史观的历史规律表述；提出史学理论区别于历史理论，论述史学理论应当建立在史学史研究的基础之上；主张史学史应当审视历史学发展状况，成为一个学术高地。如此观点，堪称新颖，能否获得学术界相当人数的认同，尚难知晓，列入“理论问题新探”类目。

　　本书收录之文，有本人所培养博士生署名在后者，按目录中所示，第二篇童杰署名第二，第八篇安学勇署名第二，第十二篇刘文英署名第二，第十九篇孔永红署名第二，第二十二篇时培磊署名第二。所有这些文章之学术观点、论述结构，都是我所设定，发表时本人署名第一，之所以采取合作方式，出于锻炼学生辈的认识能力和写作能力。在本次编辑文集时，所有32篇都经再一次校订，个别文句有所润饰，个别表述稍有更改。此文集从设想、立项到编纂，得到三联书店编辑朋友的鼓励、协助和参议，谨此对久所景仰的三联书店，致以衷心的感谢！

　　在选编本文集的过程中，一是对治学经历多所回顾及反思，二是关注当今的史学动态，思往抚今，感慨万千！历史学在蓬勃发展，新生代的学者在成长，新著述在涌现，对历史学的整体状况，我们没理由持悲观态度。但历史学内的结构和组成部分，发展得平衡吗？旧的和新的错误观念是不是还很流行甚至扩大？这些问题，不无令人忧虑之处。忠于历史学专业职责而倾心学术者，不能不思考，不能不申论。谨以撰写本序言时吟出的七言绝句录于结尾，作为本人与同仁学友的共勉：

编校文集有感

总计文章老更成，
立言长使世俗惊。
史坛多少难安事，
惹得匣中笔又鸣！

自序

史学考析特见
《史籍考》编纂问题的几点考析
《世本》成书年代问题考论
中国史学起源问题新论
《越绝书》成书年代与作者问题的重新考辨
《左传》《国语》被刘歆窜乱的一项铁证

近代史学评判
王国维“二重证据法”蕴义与影响的再审视
张荫麟诘难顾颉刚默证问题之研判
建立鉴定与整理新发现历史文献的学术规范
雷海宗学术评价问题新议
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问题探实

中国史学史论断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史学史研究
中国古代起居注记史体制的形成
李东阳《历代通鉴纂要》及其在清朝的境遇
试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学术穿透力

历史观念研讨
对史料学、历史文献学与史学史关系的探析
中国传统史学对民族融合的作用
论历史知识普及工作的基本原则
论中国古代的政治历史观
康熙帝与孝庄太皇太后政治关系的解构

中外史学比较
中国与西方古代史学的异同及其理论启示
中日两国官方史学及其近代转型的比较
中日两国历史学疑古思潮的比较
关于中外史学比较研究问题的解说
中国史学史学科发展与中外史学比较
中国传统史学对日本的宏观影响
中日两国在古史研讨上的政治扰动

理论问题新探
中国史学史学科体系的思考
传统历史观念与当代中国
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东亚视域
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再思考
试论史学理论学术体系的建设
构筑中国史学史的学术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