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节选）

　　2006 年，德里南部，我们止步于一处营地。这里尘土飞扬，却维护得一丝不苟。营地由几十个临时搭建的帐篷组成，被夹在一堵墙和一条公路的边缘之间。公路上挤满了不断鸣笛的汽车、摩托车和三轮摩托车。洗好的衣服被搭在拴在帐篷支杆、墙壁和头顶上的大树间的绳子上。几撮工人与他们的家人坐在帐篷旁，在光秃秃的土地上生火做饭。他们可以放宽心地生活。只要他们继续纳税，警察和当地的政客就很可能放他们一马。

　　男人们对待我们礼貌而冷漠。从一大早，他们就在德里兴隆的建筑行业拼命干活，累得精疲力竭。不，他们不愿让人照相。过去就有其他外来者照过相，和他们谈论过生活条件的改善、用样板住宅取代这座城市里的“贫民窟”等问题，但情况依然如故。不过，一位年轻母亲还是对我们微笑了。她说：“把我拿给世界看看吧，我还年轻貌美呀。”

　　如今，全人类的一半以上都居住在与我在德里南部的那条公路旁见到的相似的城市环境中。我住在印度首都时，他们也住在附近的一些地方。在这里，一小撮人在炫耀巨额财富，这与普遍而根深蒂固的不平等和一贫如洗的状况形成了鲜明对比。2000 年发表的《千年首脑会议宣言》（The United Nations’ Millennium Declaration）引起了人们对遍布全球的这种情况严重性的关注。《宣言》估计，10 亿多人陷入“极度贫困的、使人丧失人性的惨状”。《宣言》采纳了“没有贫民窟的城市”这一口号，承诺到 2020 年实现“至少 1 亿贫民窟居住者生活的大幅度改善”。

　　2012 年，对于已经有“2 亿多贫民窟居住者的生活困境得到缓解——为 2020 年目标的两倍”，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示满意。

　　2015 年，在他的监督下，联合国消除全球贫困的最新计划《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启动。该计划继续兑现此前的“升级贫民窟”承诺。

　　然而，值得质疑的是，“缓解”是否为用来描述自 2000 年以来各国政府、其商界盟友，以及其在联合国和国际金融机构中的支持者以根除贫困的名义所进行的种种干涉、驱逐与强拆的最恰当的词语。无论如何，“使人丧失人性的”（dehumanizing）和“贫民窟”（slum）用来描述城市社会中的弱势群体都是不合适的措词。这些用词及围绕着它们的一系列成见，都歪曲了城市贫民的生活、生计及其未来前景。

　　在日益城市化的世界上，无论是在普及社区知识，还是在消除社会弱势所急需的公共政策方面，这种措词都妨碍了根本性的变革。“贫民窟”是一个毫无益处的用词。它歪曲了城市社会不平等的复杂现实，无论是在当今的德里、在最初杜撰出这个词的 19 世纪伦敦，还是在跨越时空的数不清的其他地方。它造成了穷人和低收入地区的边缘化，把这些人和地区视为城市发展的捉襟见肘的、丧失作用的副产品。它对弱势社区的知识与实践视而不见，把外来者的观念和议程强加于当地人的生活之上。它永远都会这样做，因为这种思维在其采用的两百年历史上，已经严重限定了该词的含义，使之嵌入其自身的实质之中。

　　“贫民窟”是一个带有根本欺骗性的概念。欺骗按照定义就是：
　　欺诈的行为或做法：掩盖真相，以造成误导；欺骗，造假，行骗，虚假交易。
　　欺诈的事例：企图行骗的行为或伎俩，圈套，策略，诡计。
　　欺骗的性质：诡计多端。

　　与“贫民窟”一词相关的最明显的欺骗，就是大权在握的利益集团，用它来掩盖私人资本如何在牺牲大众利益的情况下给一小撮人带来好处，以及在把城市中受侵蚀而形成的崎岖地带再开发成宜居的房地产的过程中，如何给少数人带来更多利润，却给多数人带来更大的苦难。19 世纪初，自由放任经济学说与相关社会政策的倡导者采用这种对策；21 世纪初的今天，新自由主义的辩护者也这样做。而“悟性城市政府”（savvy city government）的提倡者则同样与从事城市房地产业的私营经济部门利益结盟，用“贫民窟”一词证明改建计划的合理性。在其他人看来，这些计划可以说采用了社会高压手段和经济操纵手段。在 19 世纪的英格兰，以清除贫民窟的名义，伯明翰的第一项大规模市中心再开发项目于 1875—1876 年度启动；21 世纪的孟买（现代印度的经济龙头）的开发商和政府官员也提出对该市中心的达拉维区（Dharavi，经常被称为亚洲最大的贫民窟）进行类似的改造。放眼历史与全球，在改善贫民窟状况的名义下，有利可图的城市再开发与基础设施扩建的其他实例比比皆是。

　　社会理论学家和经济学家，从戴维·哈维（David Harvey）到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都谈到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学的社会恶果。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的《贫民窟星球》（Planet of Slums，2006）一书凸显了今天迅速城市化的世界的这些影响。我的这本书并非企图重复他们的研究，而是探讨掩盖了城市贫困问题的因果关系的知识形成，以及政策制订过程，并超越这些过程的范围，以简述外界所编造的由成见掩盖的贫困居民区中实际存在的非贫民窟生活。本书提出：“贫民窟”一词历来过多地充斥着欺骗性含义，因而必须从未来的城市减贫计划的制订与实施工作中彻底清除。

　　“贫民窟”一词在六个关键方面误导和损害了有关城市中的不平等现象及其可能的解决办法的思维。

　　首先，积极接受这一用词的人用它来描述他们认为的无可争议的现实——充满戾气的地方和掠夺成性的人。但是，“贫民窟”只不过是一种成见而已，是其使用者想象中的一种幻觉。它把问题一概而论，使得各种类型的解决方案和人类的窘境变成一种抽象概括。虽然城市中的贫困是真实存在的，弱势群体居住的居民区也是如此，但贫民窟却并非如此。

　　其次，对贫民窟的议论把贫困居民区及居住在其中的居民歪曲成捉襟见肘的、混乱无序的和固执己见的，而处于弱势的家庭和社区在苦难与受限的生计选择面前，实际上显示出了足智多谋、精力充沛与坚忍不拔。家庭和居民区的实际布局反映出一种试图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机会的、微妙而不断积累的民间逻辑。社会行为同样显示出习惯性的常识，即当地实践适应并试图最大化个人、家庭和社区福祉的有限机会。

　　第三，据说，贫民窟是单独存在的，却寄生在其宿主社会之上，扭曲城市的经济增长与发展，通过大搞暴力等犯罪活动获取非法利益，并占用执法、公共卫生和创造就业机会等方面的公共资源。而实际上，贫困社区的劳动力对城市、地区和国民经济做出了重大贡献。尽管处于结构弱势，但这些社区是其所处的城市和城市群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第四，贫民窟里的人总是被人——有时抱着居高临下的傲慢态度，有时充满轻蔑——描绘成主流文化眼中的捉襟见肘的“另类”，或者社会的“另一半”。有时这种描述强调年龄阶段，侧重于年轻的犯罪团伙或饱经沧桑的老人，有时指向无法痊愈的病症和伤残，有时则强调性别、宗教，以及民族与种族差异。

　　第五，虽然“贫民窟”经常被用于怀着厌恶感来描述这些“另类的”人或地方，并用于证明采取高压式干预手段的正当性，但人们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普遍抱有对贫困者一定程度的同情，以及改善其生活条件的意图。因此，正派的人陷入圈套，不断地采取错误的假设和倒行逆施的政策。嵌入“贫民窟”概念中的毫无益处的含义，总是使人们的善意遭受损害，并亏待城市贫民。1962 年，迈克尔·哈林顿（Michael Harrington）出版了《另一个美国》（The Other America）一书，试图揭露美国普遍存在的贫困，并刺激社会改革。他坚持认为：

　　贫民窟并非仅仅是一个破烂建筑云集的区域，而是一种社会现实。它成为贫困文化的环境，对其居民而言，不仅是一个破败不堪的地区，也是一种精神与个人生活的现实。贫民窟沦为犯罪与社会恶习的孳生地，造就了失败的个人和社会。

　　本书探讨了这些错误概念和错误表述的起源和传播。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利用“贫民窟”一词来使大规模的城市改建计划合法化。这些计划已将数以百万计的穷人的家园一扫而光。学者们用它来描述整片城区的明显凋敝（由于环境恶化，住房和基本服务不足，教育和就业机会有限），以及这些地方的以无助、无能、暴力和犯罪为特征的根深蒂固的溃烂亚文化。辩论家则利用贫民窟断言，这些亚文化是独立于占据城市主流的充满活力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而单独存在的。

　　它被艺术、新闻和旅游领域中的艺术家用来描绘一个明显的下层社会，其形式和行为与正常社会截然相反。它也被宣传“重大事件”——如2016 年巴西里约热内卢奥运会、2014 年巴西足球世界杯、2010 年南非足球世界杯和 2010 年新德里英联邦国家运动会——的公关人员用作消除或掩盖令人尴尬的城市贫困迹象的理由。它被改革者用来唤起人们对新的城市风貌的期待：“没有贫民窟的城市！”然而，穷人自己却很少使用“贫民窟”一词，因为对他们自己的习语来说，它是格格不入的。他们认识到，它使他们在别人眼中被妖魔化，使他们在试图改善家园和生计，实现良好的健康和教育，以及保住饭碗并使子女过上好日子的时候显得无能为力。

　　“贫民窟”被曲解为混乱、功能失调和削弱的社区，它们本可以为居民的福祉和更广泛的城市文化、经济和环境利益持续地发挥作用。人们对贫民窟的成见使贫困社区被排除在规划如何实现这一设想的工作之外，并使其对社区和城市健康的贡献被贬低。由于对贫民窟的成见普遍和持久地流行于世，所以一个个完整的社区在社会进步的名义下被胁迫和摧毁，在过去几个世纪和 21 世纪都是如此。尽管有大量证据证明，这些干预措施进一步破坏了本应从中受益的人们的生活。因此，有理由得出结论，即就未来的改革方案而言，“任何从贫民窟视角提出的建议都会在无意之中成为意识形态上的强行干预”。

　　诚然，“贫民窟”一词可以在历史意义上合理合法地使用。它可以用来描述误解如何产生并传播到世界各地，可以用来说明少数人如何从对它的接受中受益，而许多穷人却因此进一步陷于不利地位，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社会改革陷入困境和遭遇失败。

　　但“贫民窟”这个词不能用来描述现代城市中的社会弱势群体。它无法支持现在和未来的行之有效的城市重建和减贫计划。我们必须把它从学术研究、进步的城市公共政策和有效的邻里集体行动的语言中剔除。联合国本身就承认，无所不包的“贫民窟”一词是不严谨的和含有贬义的。它有多重含义，因而被禁止纳入许多比较敏感的、要求政治正确和学术严谨的词汇表之中。是要求政治正确，还是严格诚实？现在是时候了，要禁止这个具有欺骗性的词，使之不仅不得纳入严谨的研究工作，而且不得纳入今天的改革议程之中。有许多其他合理的词和短语可以更好地描述城市社会中占有弱势的各种条件，也可以更有效地支持旨在赋予贫困社区权力的改革。虽然这些词语可能缺乏“贫民窟”的情感力量及其简短性所带来的便利，却有利于其采用，因为它们不会造成误导。仅就英语而言，就有其他语言并不带有的无益内涵。贫困地区——可能位于旧城区中心地带、毗邻的近郊区和城市周边地区——通常被描述为简易住宅区和棚户区，以及不受法律保护的、擅自占地或自发建立的社区。联合国自身就把“贫民窟”与“低收入定居点”和“非正式定居点”之类的短语交替使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是当前实施的《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主要参与者，在其英文出版物中使用“城市贫困社区”（urban poor communities）和“贫困的城市住宅区”（poor urban settlements）等短语，而不是“贫民窟”。其他语言则采用符合当地条件的特定词语。我们并不需要一个能够凌驾于各种生活条件、生计和发展途径之上的主要词语。

　　还有一个原因，可以说明为什么必须抛弃旧的贫民窟思维定式。虽然我已经确定了关于“贫民窟”的欺骗性的五个要素，但我还可以提出第六个要素：关于贫民窟的所有议论都源于外人。这个词在有限的范围内被弱势社区的基层活动家所借用。因此，学者、记者和联合国的官员们都强调棚户区 / 贫民窟居民国际组织等基于社区的组织，以及印度运作时间较长的全国贫民窟居民联合会的活动。然而，大多数“贫民窟”居民自己并不使用这个词，或者即使他们用，也会恶搞其含义，或试图动员人们支持各种策略，以拒绝或修改外人对贫民窟的假设。

　　当今世界上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这些城市居民中却有10亿居住在固有的条件较差的社区——被定性为“贫民窟”的地方。贫民窟经常被视为社会中的衰弱甚至危险现象。然而，实际上，经常出错的却是公共政策，而不是居住在这些地方的人。在这本全面详尽的关于全球贫民窟历史的研究著作中，作者艾伦·梅恩（Alan Mayne）探索了“贫民窟”这个词的演变和意味，从其19世纪初在伦敦的起源，到2016年里约奥运会即将开幕时被用于对当地贫民居住区的诋毁。梅恩展示了“贫民窟”这个词如何在长达200年的时间里，被广泛地用于谴责和贬低穷人的居住区，以至于使解决贫民社区问题的议题现在与这个词的本质不可分割的。他的研究超越了变态、社会解体、惰性和退化的环境等成见，探索了近两个世纪贫穷和边缘化的居民区的空间凝聚性、社区集体感和有效的社会组织。

序
第一章　“贫民窟”与“走访贫民窟”
第二章　排斥的吸引力
第三章　对贫民窟的战争
第四章　贫民窟的东方化
第五章　后殖民时代的新贫民窟
第六章　他们眼中的“小宫殿”
第七章　建设新社区？
第八章　影子城市
结束语
注　释
参考资料

　　艾伦·梅恩（Alan Mayne），研究贫民窟历史的重要权威，英国莱斯特大学城市历史中心的客座教授，南澳大利亚大学兼职教授。他1993年出版的作品《想象中的贫民窟：三个城市新闻报道中的陈述（1870—1914）》（The Imagined Slum: Newspaper Representation in Three Cities, 1870–1914）引起了世界范围内对贫民窟问题的广泛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