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上古史》于1999年出版以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它至少可以反映二十年前西方汉学界中国上古史的最高学术水平。最近几年来我在中国做了多场同题演讲，简单地说明《剑桥中国上古史》的编辑背景和读者的反应。每一次做这个演讲，听众都很兴奋，鼓励我再想办法做更深入的介绍。这本书就是一份答卷。
　　——夏含夷

　　《剑桥中国上古史》是剑桥大学出版社在“剑桥中国史”（断代史：从秦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编成之后，于1999年推出的关于中国先秦历史研究的通论著作。由剑桥大学教授鲁惟一、芝加哥大学教授夏含夷两位资深学者主编。与“剑桥中国史”不同，《剑桥中国上古史》迄今没有被译成中文。为了推动中国学者和这一领域的研究者重视并讨论这部代表西方学者*水准的著作，夏含夷选编了这本以书评为主的《古史新声：〈剑桥中国上古史〉的编撰与反响》。

　　《古史新声》中争论的核心焦点，在于早期中国的研究中能不能采用“二重证据法”？以史嘉柏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坚持认为只有考古材料和相关解读，才能带来确实的历史认识，要摒除《左传》等文献对考古材料的干扰；而以唐际根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则坚持“二重证据法”的科学性、有效性。《古史新声》还首次发表了1994年为筹备撰写《剑桥中国上古史》，在美国芝加哥郊区的饥饿岩石州立公园所开会议的照片，那次成功的筹备会议已是学术史上珍贵的一页。

夏含夷：为什么《剑桥中国上古史》中没有夏代历史？ （选自“后记”）

　　鲁惟一、夏含夷主编的《剑桥中国上古史》出版于1999年，填补了著名的《剑桥中古史》系列欠缺先秦历史的空白。这部由十余位顶尖汉学家编撰的巨著，代表了中国境外学者研究中国上古史的最高水平，并且开创性地采取每一时代分别由一位考古学家和一位历史学家独立撰写的形式，全方位地展现出早期中国领域里考古学与历史文献学各自的优势与深刻的分歧。《剑桥中国上古史》影响巨大，争议也不少，中文版迄今尚付阙如。
　　《古史新声》选译《剑桥中国上古史》的部分章节，选录中国学者与美国学者关于此书的重要书评，深入展开不同研究范式、不同学术立场之间的交锋与对话。王国维《古史新证》发表已近百年，反思早期中国研究，亟待新声。

序言______ 夏含夷

《剑桥中国上古史》的编辑背景______ 夏含夷
《剑桥中国上古史》饥饿岩石州立公园筹备会议
西方汉学的古史研究
　　——《剑桥中国上古史》序言______ 鲁惟一 夏含夷
《剑桥中国上古史》的读者反响______ 夏含夷
西周历史 ______ 夏含夷

鲍则岳《剑桥中国先秦史》“语言文字”章评述______ 王志平
考古学·证史倾向·民族主义______ 唐际根
《中国前帝国时期的北部边疆》一文介评______ 李海荣
柯斯莫《中国前帝国时期的北部边疆》述评______ 林澐
谁识庐山真面目
　　——《剑桥中国上古史》读后______ 谢维扬
古书成书情况与古史史料学问题______ 谢维扬

文本与文物
　　——《剑桥中国上古史》书评______ 史嘉柏 撰 张瀚墨 译
近十年西方汉学界关于中国历史的若干争论问题______ 史嘉柏
关于中国上古史研究的史料构成问题______ 张瀚墨

证2 ＋ 证3 ＝ 证5 ≡ 证 ＝ 一（二重证据法加三重证据法等于五重证据法当且仅当终应归一的证据）
　　——再论中国古代学术证据法______ 夏含夷

后记______ 夏含夷

　　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美国汉学家，生于宾夕法尼亚州，芝加哥大学顾立雅中国古史名誉教授。主要著有《孔子之前：中国经典诞生的研究》（1997），《温故知新录：商周文化史管见》（1997），《古史异观》（2005），《重写中国古代文献》（2006），《兴与象：中国古代文化史论集》（2012），《海外夷坚志：古史异观二集》（2016），《西观汉记：西方汉学出土文献研究概要》（2017），与鲁惟一（Michael Loewe）合编《剑桥中国上古史》（1999）。

　　我怀疑那种关于早期记述可靠性的信念，可能长时间或永远得不到任何令人信服的证实。文本被看成是文物而不是历史权威，将永远有利于更有说服力、更持久的历史重建。
　　——史嘉柏

　　“证史学家”在中国考古学中从来没有成为主流。以考古资料修正文献记录，其前提必然是面对而不是“忽略或回避文献与考古证据的冲突”，而且先要独立分析考古资料。
　　——唐际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