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新世纪以来，中国教育的发展成就非常突出：全国适龄儿童可以免费入学，接受九年义务教育；超过一半的高中毕业生有机会进入大学深造，高等教育大众化率几乎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中国教育已经告别了供给短缺，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但是另一方面，社会各界对教育现状的不满并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有加剧之势。各种各样的批评和质疑充斥媒体，教育几乎丧失了公信力。越来越多、越来越低龄化的孩子被父母送到国外读书，人们“用脚投票”来表达对国内教育的不满和失望。

这种矛盾的现象非常令人费解，我们把它称为“中国教育之谜”。我们写作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努力破解这个谜团。

面对“中国教育之谜”，已有许多人试图给出解释。有的从教育本身探求根源，有的从教育之外寻找原因，众说纷纭，各有道理。我们则试图以问题为导向，通过考察教育制度的演变，梳理导致问题产生的制度根源，探究解决中国教育现实问题的路径。

中国的传统教育制度是以科举考试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为创造中华文明、维系国家统一等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越到后来，这种制度的负面效应越明显。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文明的强力冲击下，传统教育制度开始逐步动摇，并最终在1905 年伴随着科举考试的废除而彻底瓦解。尽管传统教育制度的终结不可避免，但由于采取的是激进的变革方式，传统教育中的优秀遗产没有得到重视和继承。

二十世纪上半叶，现代教育制度逐步确立，涌现出了一批现代教育家，高等教育也培养了一大批大师级人才。不过，由于缺乏稳定的时代大环境，战乱频仍，国家动荡，教育发展并不稳定，尤其是教育普及水平有限。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民国时期的教育体制被完全废除，建立了全新的教育体制。如果说在此之前的中国教育制度主要是学习、模仿欧美的话，那么在1949 年以后，学习的对象就转向了苏联。就像在经济领域模仿苏联的做法建立起高度的计划经济体制一样，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在教育领域也模仿苏联，建立起权力高度集中统一的教育体制。这种新教育体制的最大特点，就是国家包办教育，权力高度集中在政府手里，长官意志支配一切，学校缺乏办学自主权，教育发展规律得不到尊重。这种体制下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如重点学校制度、城乡二元教育制度、教育行政化等，都成为今天中国教育问题的制度根源。新的教育体制经历了“两起两落”：在“大跃进”中遭到了破坏，在六十年代初期得到恢复；在“文革”中又遭破坏，七十年代后期再次得到恢复。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因素不断生长，社会越来越活跃，但是教育改革相对滞后，权力高度集中统一的教育体制越来越不适应教育的发展，社会各界要求教育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1984年中共中央制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一年后的1985年，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客观总结了教育体制存在的各种弊病，第一次明确将教育体制改革作为教育改革的重点，教育改革随之开始。遗憾的是，这次改革仅仅进行了四年就基本终止了。而且由于教育经费投入严重不足，八十年代后期产生了供给短缺严重的“教育危机”。

于是，从九十年代开始，教育的重点转向大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发展与“效率优先”的经济发展战略有内在的一致性，而且权力高度集中统一的教育体制也有利于推动这种发展，因为其优势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另外，九十年代由于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明确为经济改革目标，市场化改革的大力推进使得中国经济驶入了发展的“高速路”。经济实力的增强为教育的大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完成了义务教育的快速普及和高等教育的迅猛发展。

教育的大发展解决了许多持续已久的困扰，如教育经费短缺、大学招生数量过少等已经不再成为问题。可是，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虽然教育改革多次被提到议事日程，一些地方和学校的草根变革也悄然进行，但教育体制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变革，总的来说没有形成浩荡之势。所以早已存在的一些教育矛盾依旧存在，而且随着其他矛盾的解决而凸现出来，包括区域教育发展的不均衡、择校热的不降反升、应试竞争的高烧不退、学生课业负担的日益加重，都是社会反映强烈却解决乏力的突出问题。

目前，中国教育面临两大问题，一个是教育公平问题，一个是教育品质（质量）问题。通过梳理这些问题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我们发现，这两大问题都与教育体制密切相关。换句话说，假如不在教育体制改革上下功夫，那么中国教育问题就不能得到根本解决，中国教育也不可能赢得公信力。所以，我们得出的结论就是，要解决中国教育面临的诸多问题，必须重启改革，就像1985年那样，以教育体制为改革的重点，着力解决体制问题。

新世纪以来，教育改革作为具有全局性的一项社会事业，和经济改革、社会改革等面临的境况是一样的。由于各种因素制约，过去十余年间中国改革进展不大，有些方面停滞不前，有些方面甚至有倒退之势。在2012 年中共十八大前，重启改革议程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201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大顺应民意，强调“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 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

这本书从2013年4月份开始写作，当时社会各界正在围绕着如何深化改革展开热烈讨论。半年之后的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就通过《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设计和行动纲领。让我们感到振奋的是，《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不仅吹响了教育改革的号角，也向我们理想中的教育、向人民满意的教育发起了一次冲锋，对教育体制改革进行了整体部署。可以看出，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次三中全会关于教育的表述中，这一次最全面、最系统、最深入，对立德树人、推进教育公平，对深化教育领域的综合改革，都讲得非常清楚。教育接下去的改革路径，已经十分清晰。

不过，历史告诉我们，改革行动纲领要付诸实践，还要付出巨大努力。对于教育改革来说，首先是要开展全民教育大讨论，形成改革共识，形成“以人为本”的教育价值观。

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全体公民对教育的关注与理解程度。过去多年间，教育改革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变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全社会没有形成对于改革的共识，在教育的思想、体系和方法上没有“以人为本”。尤其是对于“什么是好的教育”、“教育究竟应该把孩子们带向何方”、“究竟是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等根本问题，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许多改革刚刚开始就受多方掣肘，步履艰难而往往半途而废，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各方意见不一。

所以，有必要像当年真理标准的讨论一样，开展一场什么是好教育的全民讨论，提升整个民族的教育素养，形成教育改革的全民共识，为接下去的行动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我们希望这本书有助于推动全民教育大讨论，有助于教育改革共识的形成。

中国的未来系于教育。没有完善的教育，就没有美好的未来。

教育问题几乎是今天每一位中国人的心头之痛。那么，中国教育到底面临哪些问题，这些问题是怎么形成的？本书以问题意识为导向，全面梳理各种教育问题，探究问题形成的根源，寻求解决问题之道。

“穷国办大教育”的难题虽已解决，但是教育深层次问题也逐渐暴露。由于教育改革迟滞，各种矛盾积累到了一个临界点。中国教育欲走出困境，重新赢得国人的信任，唯一出路就在于重启教育改革，舍此别无他途。

目 录

前言

第一讲　中国教育面临危机

第二讲　教育百年，改革与革命的双重变奏

第三讲　三十年的曲折发展

第四讲　教育重建、改革尝试和教育危机

第五讲　快速发展与问题凸显

第六讲　学生负担为什么减不下来？

第七讲　“择校热”背后的制度性力量

第八讲　大学为何成为问题？（上）

第九讲　大学为何成为问题？（下）

第十讲　求解“钱学森之问”

第十一讲　大学生就业，难在哪里？

第十二讲　被忽略的“短板”：学前教育和职业教育

第十三讲　民办教育的困境

第十四讲　教育均衡化：公平像阳光不可或缺

第十五讲　考试不改，教育难兴

第十六讲　教育腐败根在何处？

第十七讲　教育改革为何缺乏动力？

第十八讲　重启教育改革

朱永新，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常委，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叶圣陶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同济大学等兼职教授。我国新教育实验的发起人。曾多次主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研究项目，国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基金项目，多次获奖；在美、英、日本和国内发表教育论文四百余篇；十六卷本《朱永新教育作品》等专著版权输出至美、韩、日本、阿拉伯等国家，是当代教育家个人教育理论著作输往海外第一人。其对教育理想的不懈追寻与执著行动，感动了许多人，屡次获选为“全民阅读代言人”、“为了公共利益”年度人物、中国教育六十年六十人、中国十大教育英才、中国改革十大新闻人物、中华十大财智人物等。于2000年发起新教育实验，以“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为宗旨，吸引了全国各地两千余所学校加盟实验，践行着新教育理念与行动，深刻改变了两百余万师生，正在积极影响着中国教育。

马国川，《财经》杂志主笔。曾供职于《中国改革》杂志社、《经济观察报》社。多年关注中国改革进程，“对时代性的课题有敏锐的触悟与捕捉”（金耀基语）。著作有《大碰撞》、《风雨兼程》、《我与八十年代》、《没有皇帝的中国》、《重启改革议程》（与吴敬琏先生合著）等。《大碰撞》是第一部全景式反映改革第三次大争论的作品，被评为“2006年十大好书”之一。《重启改革议程》2013年荣获“第八届文津图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