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同，是旧上海的一个代表人物。他的荣辱兴衰，往往辐射整个时代和社会变幻的风云。为哈同立传，正是作者观察和叙述历史的一个特定角度，正如作者所说，他写这类传记的目的是“记住昨天，努力在今天，创造更美好的明天”。从这本书中，可以让读者领略民国上海的风貌。

自 序

　　朋友们说，这几年我的写作不少，仿佛老树开花，又出现了一个旺盛期。
　　的确，从1976年天日重光，特别在党的三中全会以后，我是写了不少东西，先后在上海、香港、四川出版了四本书，加上各地报刊登出的，大约已有一百万字。所以这样积极，一则出于职业的习惯，长期的记者生涯，每天总要写点什么，像老艺人一样，每天一定要吊吊嗓子，唱那么几段。二十年被迫搁笔期间，最难受的，是“嗓子”发痒。一旦开禁，就恨不得一天唱上十段八段，虽然功力生疏了，“嗓子”也发干了。二是心情舒畅，总想为“四化”事业多做点事。而我今天能贡献的，只有一支笔，只有一些过去的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的旧闻，写出来提供有识者参考；或者可以沙里淘金，作为借鉴。
　　1981年夏天，上海《青年报》邀我写一长篇连载《杜月笙正传》，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典型的人物，从一个角度，反映旧上海的概貌，以便青年读者了解过去，中老年读者也可以温故知新。这就扩大了我写作的领域。过去，我主要写过报纸的社论、政论式的文章和新闻通讯，这类传记性的文艺作品，从未尝试过；而且，我对杜这个人和他所“君临”的社会，并不熟悉。勉为其难，真像赶鸭子上架。
　　我翻阅一些资料，回忆在旧社会的所见所闻，写作时试图要打破一些框框，如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好人是好到底，坏人一定头顶生疮、脚底流脓之类的公式以及“三突出”等等，想实事求是地是一说一，是二说二，即使像杜月笙这类的人，也可以从变化发展中，看出他的几个方面。我以为，这样写，才可能有血有肉，再现其本来面目。
　　感谢读者的鼓励，这个连载开始刊出后，报社和我就收到不少来信，支持我这样写；不少中老年读者，还提供补充材料。后来，我重新加以整理，并补写了最后几章，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了书。
　　今年，《新民晚报》终于在读者千呼万唤中复刊了。编辑大都是我的老朋友，他们希望我写一篇类似的连载。我想，在旧上海的人物中，比杜月笙更有“代表性”的，只有哈同。他控制着“十里洋场”的经济达几十年，而且关系到千家万户的生活，又和各个时期从中央到各地的当权者有联系。能够写好这个人，当然更有助于了解昨天、热爱今天，从而努力建造更美好的明天。
　　报社鼓励我仍以写《杜月笙正传》的态度来写。胡澄清同志还把他历年积累的有关资料提供给我。但是，晚报是每天出版的，所占篇幅不宜过大，而每段必须告一小段落。这种体裁，对我更是一个新的尝试。
　　最困难的，我和杜月笙还有“一面之缘”，对哈同及罗迦陵、姬觉弥等主要角色，却连影子也没有见过，如何能把他们写得至少不死板呢？
　　这“一面之缘”很重要。像旧小说里写的“描容”，主角一定要和对方“一见倾心”，才能凭其丹青妙笔，把对方画得栩栩如生。
　　记得我童年时，每逢春节，各家都要把祖先的画像挂出来上供三天。我曾祖父生前，没有认真照过相，他的像，是我们邻居的一位画师叫李盘谷的，根据他平时的接触，凭空画出的。凡是见过我曾祖父的，都说这画像只少一口气，连神态也和活人一样。我祖父去世时，这位李画师早已不在了，他的儿子没有这样高明，而且并不认识我祖父，他是凭一张照片描画的，也很像，但呆呆的，一点神气也没有。
　　我只在关于哈同夫妇的“纪念册”里，看到哈同等人晚年的照片，当时的摄影技术又没有现在这样先进。在此，我所描绘的哈同及其他主角，不可能形似，更谈不到神似了。
　　在“外传”开始在报上刊载的时候，有些朋友向我提出意见，说写得似乎太松散，铺得太开。这批评是十分中肯的，因为我总想把当时当地的背景交代得清楚些，有时不免把“镜头”拉得太远，反而使主角在画面上不够突出。另外，“十年动乱”的事实，不能不引起人们深深的警惕：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两座大山虽然早被推倒了，但它们的毒菌、根须还深深地埋在我们的土壤里、江湖中，一旦气候反常，它们还会泛起，还会“破土而出”，冒出新的品种，“文革”中所出现的形形色色的“英雄人物”，不正是在这些根须、毒菌上滋长出来的嘛！近年以来，经济上实行开放政策，西风稍稍吹动，一些崇洋媚外思想乃至犯罪活动，不也令人惊心动魄吗？也像写《杜月笙正传》时一样，我在写这篇“外传”时，总想尽力把这片土壤刨得深一点，让这些根须、毒菌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和《杜月笙正传》不同的，在这篇“外传”里，我加了一点“浪漫主义”的手法，在小章节里，添上一点夸张的描述，而基本事实，自信并没有一点离谱。这些，我已在“余音”中请赵升里老先生代为解释了。
　　在我，这也是一个探索。写惯报刊评论、报道，学写传记小说，总不免有放脚的痕迹。也有朋友说，我写的东西，没有八股腔，也很少套话、废话。我听了十分惶愧。那个二十年中，我虽然没有写过什么文章，但看到的却多是这一套，空气里呼吸的，也是这一套，怎么会不受影响呢？何况，在奉命写“检查”“交代”时，又非刻意模仿这一套不可。我又没有什么特效药，如何能防止传染呢？
　　                                                                                                                                                         1982年5月18日写

　　本集收录徐铸成先生晚年所撰写人物传记二种之一。《哈同外传》先于1982年间在上海《新民晚报》上连载，后由上海文化出版社1983年出版。学林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徐铸成传记三种》，将两传收入。
　　哈同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也是上海滩上的“闻人”。徐铸成先生为他立传，既是普及历史知识，也是拨开迷雾，重述史实。“外传”则是以史实为基础，“加了一点‘浪漫主义’的手法”，“添上一点夸张的描述”。这也是作者的探索和尝试。

自序
第一章
　　引子
　　“征途”
　　待机
　　直升
　　膨胀
第二章
　　创业
　　风波
　　赐面
　　筑园
　　斗法
　　仓圣
第三章
　　女学
　　祝寿
　　北行
　　登龙
　　辛亥
第四章
　　转篷
　　阴谋
　　浊浪
　　兼容
　　土缘
　　罗苑
　　攀亲
第五章
　　吸血
　　跌霸
　　晋京
　　陛见
　　秋游
　　赋归
第六章
　　大丧
　　孤鹄
　　趁火
　　收场
　　余音

　　徐铸成（ 1907—1991），江苏宜兴人，中国著名记者、新闻评论家和新闻学家。1927年进入国闻通信社从事新闻工作，后在《大公报》任记者、编辑、编辑部主任、桂林和上海版总编辑，系上海和香港《文汇报》主要创办人，先后任总主笔、总编辑和社长，是中国现代报业史上一些重要事件的参与者，亦是半个多世纪政海波澜中许多重要人物及活动的见证人。一生著述颇丰，撰写了大量新闻评论和通讯、游记和杂文，晚年除了撰有不少回忆新闻生涯中亲历亲闻的文字外，还从事传记文学创作，并致力于新闻传播教育事业，兼任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校教授，主持创办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对一些新闻理论问题和实践活动做了回顾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