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是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教授从芝加哥大学退休前的一年，这年他在燕京大学访问了一个学期，教授社会学，费孝通是其中一位学生。那时，费孝通即将与王同惠结婚，并远赴广西进行关于瑶族的田野考察。调查结束时，妻子意外身亡，费孝通险些丧命。开弦弓村的研究成为他走出伤痛的寄托，也成为他的博士论文题目，并由此开启了漫长而卓越的学术人生。十年过后，费孝通在美国国务院的资助下访问芝加哥大学，置身于帕克教授曾经的办公室。费孝通给当时已八十岁高龄的帕克写了一封信：
　　当您在中国燕京大学任教时，我是您的学生。那时，我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没有什么出众的地方使您注意到我。然而，可以说，我并不是唯一一个受到您启发的人。我们得知您回美国时，特意编辑了一本小书，名为《帕克的社会学》 。当中，我负责翻译了您写的关于中国和社会学的文章。这些事都发生于1933年，整整十年前……现在我正在您的办公室［Social Science 502］里工作。一种人类的命运感向我袭来，这感觉就像梦境，但这梦有些许真实……一个来自民俗社会的人必然为这面墙壁后的历史着迷。我一直感觉，我在您的精神之下工作着。（信件，1943年11月15日，Robert Park Papers，芝加哥大学）
　　跟芝加哥大学的前辈帕克教授一样，我发现自己跟中国的关系越来越亲近。我有很多来自中国的博士生，他们总是不断重燃我对中国的热情。这一兴趣的源头，便要从半个世纪前说起。那时候，我对费正清的课特别热衷。其中，中国社会的知识演化和高等教育令我最感兴趣，这些也是我现今课题研究的重心。
　　这本书收录了我在这方面的部分研究成果，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第一、二章）讨论了本科教育的一些问题；第二部分（第三至六章）则是关于研究生层面的知识；最后一部分（第七至九章）探讨了三位闻名于世的中国社会学家。
　　在第一部分，我特意选取了两篇文章，一篇是为学生讲的，另一篇的写作对象则是教职人员。前者是2002年我在芝加哥大学“教育的目的”讲座的讲稿。这是1961年以来一系列年度演讲中的第42届，由本科生学院院长挑选出来的教授在秋季迎新周中为新入学的本科生演讲。所有新生都必须出席，并在这之后在宿舍里对演讲内容进行小组讨论。我受邀时得到的信息就只有标题的几个字——“教育的目的”，仅此而已。在演讲中，我提出一个较为激进的观点：被芝加哥大学这样的精英大学录取已经能够保证学生将来获得外在成功的人生，因此，在大学里，学子应当追求的是内在的充实和智识的善。“教育”是不能用其他符号定义的东西，教育除了它自身没有其他的目的，教育本身就是目的。
　　这篇演讲为学生定义了教育的目的。相比较而言，教师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获得了教育，其任务便是将教育传递给年轻人， 因为教育并不能直接教授，它不是一种需要被记诵或掌握的材料体系。相反，教育是一种立场、态度、存在的方式。在第二章，我遂展开对“旨在教育”（aims for education）而非“教育之旨”（aims of education）的论述，追问教职人员如何把教育这一不可教授的“存在的方式”传递给学生们。我思考了不同类型的课程，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各自的价值，以及实用教育和博雅教育的问题。另外，我亦考虑到知识过剩和减少负荷的机制。我也反思了“教育之旨”在教职人员的立场上的意义，教职人员必须教授学生的技能，以及这些技能何以令学生最大程度获得对教育本身的深刻感受。
　　本书的第二部分涉及广义上的知识。前两篇文章讨论了学术知识世界本身直接关注的问题，第一篇更聚焦于学术出版，这篇文章的内容原本来自一个为美国大学出版社联会举办的讲座，当中我先以美国学术生活的简史作引子，然后转而讨论对支撑学术生活而言必要的出版模式。我留意到这种出版模式已经持续了一整个世纪，如学术出版的运作模式、学者中的人均出版率（早在我演讲的十年前已经开始上升）和对此系统的怨言。但是，这一系统中的某些方面早已改变：现在学者的人数比一百年前涨了十倍，大学出版社规模逐渐壮大并更有影响力， 学者们不断尝试提高文章的总体出产量。最后，演讲在末日式未来的讨论中完结。
　　此部分的第二篇文章则以理论形式探讨了应对知识过剩问题的两个基本学术策略。一为正典，即谨慎地从历史文海中提炼出最精华的部分，要求学术圏（学者与学生） 对其反复雕琢， 直至书中的一字一句都能被完全掌握。二为文摘，即保留对庞大知识量的苛求，转而以被消化过再重新修订的简化经典作为主要的阅读文本。文章先从两者的历史背景开始，再辅以不同例子进行阐述，强调两者在西方学术史——尤其在中世纪，甚至古代——中占据的位置。同样地，中国在历史上也十分重视此两大策略，千百年来，各种各样的经典文本被设为科举考试的正典，而且自6世纪起各个强盛的王朝都延续了类书的编纂。这些历史深刻地提醒了我们，信息泛滥从不是现代独有的困境， 数千年来人类早已对供过于求的知识感到厌腻。
　　第三篇文章从理论转向现实，向读者展现正典与文摘在学术生活中的实践。此文内容最初是我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揭幕仪式上的演讲词。我借那次机会重新反思了为什么这类研究机构更容易造就创新。举例来说，1929—1970年间在芝加哥大学成立的社会科学楼为日后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和经济学的长期发展提供了养分。尽管芝加哥学派的政治科学和芝加哥风格的人类学的影响与寿命不如社会学和经济学，但两者都同样受到这座社会科学楼的润泽，后者更发展为美国人类学的巅峰和主流，甚至说它本身就定义了整体的美国人类学，所以无人费心为其特意起新的名字（这些都发生在芝加哥社会科学的伟大时代，即我先前提到的，费孝通访问美国的时候）。我把这样惊人的成功归于几项因素，而当中最主要的，必然是社会科学楼把一众社会科学家凝聚起来这个事实，这使他们能够互相刺激与竞争。学科之间的交流和竞争，加上图书馆就在咫尺之间，为卓绝的学问提供了沃土。
　　众所周知，学院派的精英知识与普通大众特有的各种形式的日常专业知识往往互相对立。由此作切入点，第四篇文章厘清了专家知识和业余知识之间的关系，并继续讨论后者现时在美国的空间有多大。文章分析了1920年至1930年美国的精英知识界把自己从“业余”的标签中解放出来的这段时期，并以“知识异化”这一新创的词语来形容我们的专家一方面透过社会和历史动力来解释研究主体的行为，另一方面却以康德式的纯粹自由个体自居这个状况。因此，恢复与行外人知识的互动如何能为今日某些疲态尽显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奉上解药，这篇文章探求的就是这个问题。
　　本节的最后一篇文章将思考今天知识的社会过程所涉及的各个层面，对求知和知识的未来展开眺望。文章先驳斥世界正处于知识革命这一空洞而无力的想法，因为我们从来不难得知，自18世纪后，知识便一直处于“革命状态”，不论是通讯、媒体、科技改革或知识工具。我接下来探讨了求知之人，被知之物，知识和求知过程。在这些领域有一些长期存在的趋势：比如迈向更为社会性的（与自然科学相对的）知识的倾向，求知之人形成组织的倾向，知识的戏码会越来越像商品（比如数据库）的倾向，把知识越来越想象为一种商品的倾向，以及从话语性的求知（逻辑的，语言的）向口述和图画性求知（图片为基础的）转变的倾向。而其他的主要趋势则是周期性出现的：在新的层面涌现的知识细节，迈向新的集体求知的推动力，科学作为无所不适的模式，以及求知的基本定义变为演算，而不是联合。上述情况就像钟摆一般来回摆动，他们也许今天向此方摆动，明天又会摆向另一方。文章在结束前提出一个新的观察，现今世界存有一套联系着20世纪美国和美国式大学致知体系的知识典型。我深信这类典型的存在，但它早已走过了顶峰，现在也正在走下坡。我们对于知识的未来仍然存疑，因此我认为推想出下一个知识体系的出现，正是我们当下的任务。
　　本书第三部分收录了三篇对中国社会学家的评析。我在美国社会学期刊担任了多年的编辑，遍阅美国顶尖的社会学研究，但在2009年，我发现当下的美国社会学变得越来越狭隘， 并为此感到担忧。首先，这是一种时间的狭隘性，即一种对过去社会学经典的系统性遗忘，尤其对于那些处于现今美国社会学最注重的实质性范围以外的作品。其次，这亦是一种地域的狭隘性，忽视美国以外的世界其他角落。我曾为自己定下一个目标，要为不同的古老书籍写读后感，而在2010年7月以后， 更是特意为出生于美国以外的作者的书籍写读后感。为了增添一些乐趣，这一系列的读后感都以芭芭拉·塞拉伦特（Barbara Celarent）作笔名面世。（这个名字取自中世纪僧侣为了记住正确的直言三段论所用的代号，只不过芭芭拉同时也是一个平常的女性名字。）
　　这三篇文章评析的中国社会学家分别是瞿同祖、陈达和费孝通。我不打算在这里概述三篇文章，以免扫读者们的兴，不过三人的确是伟大的学者，尝试总括他们的学术贡献必是徒然。尽管这三人仅是一个庞大的学者体系中的小样本，而且是一个很大程度上受翻译的不确定性影响的样本，但是当读者把三篇一并阅览时，仍然能够了解到一些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学想象力的深度。
　　在撰写这三篇评析时，我真切感受到费孝通在信中所言的人类命运。事源是我曾收到过费孝通的两本书，分别是《江村经济》和《乡土中国》（其中费孝通写了第一篇社区研究和结论），后者更是费孝通特意献给自己三位老师的著作，包括史禄国、马林诺夫斯基和帕克。此书内容包含了原本以中文出版的三篇研究的翻译版本，而翻译工作正是费孝通在1943年至1944年间访问美国，写下此序言开篇所摘引的书信期间进行的。
　　尽管我的评析参考的是图书馆版本的《乡土中国》，但我实在太喜爱此书，所以我索性在网上买了一本，价格14美元。收到书时，我在扉页上发现了四列潦草的中文。我的同事赵鼎新告诉我，我可能偶然地买到一本费孝通本人在1980年为赠予知名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家埃里克·沃尔夫（Eric R. Wolf）而亲自题字的版本（费孝通因获颁马林诺夫斯基奖而重回美国）。确实， 我能认出沃尔夫在封面内页的签名。
　　所以，看来我与中国社会学的联结是命定的。也许这本关于教育和知识的小书早在我出生之前就联结了命运的锁链。我希望如此。

　　安德鲁·阿伯特是美国最重要的社会学家之一。他将自己绝大部分的生涯投入对知识体系的研究当中，本书收集的一系列文章正展现了其近年来对大学、学术生活以及知识所做的思考。在这些文章中，阿伯特探寻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各自的价值，追问美国大学本科教育的根本目的；面对当下过剩的知识和令人存疑的知识的未来，辨析出版社、图书馆、学术界的应对策略；他还对三位闻名于世的中国社会学家陈达、瞿同祖、费孝通的作品进行评析，展现其对“教育”作为一种人类共同命运的深刻关注。

费孝通的两村

大学教育的目的（节选）

　　安德鲁· 阿伯特（Andrew Abbott）， 出生于1948年。先后在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获得学士与博士学位。1991年起在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执教，曾任芝加哥大学本科生院社会科学部部长、社会学系主任，《美国社会学杂志》主编。2001年荣任芝加哥大学古斯塔夫和斯威夫特杰出贡献教授，2011年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在职业社会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知识社会学、社会史研究以及对芝加哥学派的历史与社会学研究等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