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丝绸之路的研究，近年来方兴未艾，不同学者的视角与研究方法会带给读者不同的丝绸之路。本辑共收录14篇文章，集中在丝绸之路的历史、考古、文献、经济等方面。相当一部分文章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有利于推动丝绸之路研究的深入开展。

　　【选摘】

　　在古代世界的重要文明体系中，如果从其他文明体的视角来看，中国最为遥远，与中国的联系也最为薄弱。如果以中国代表东亚，印度代表南亚次大陆，剩下的就是北非和西亚，以及地中海北岸的古希腊、古罗马。如果从西方的视角，北非、西亚和地中海北岸都是环地中海地区，历史上也以这个地区的联系最为密切。因为在苏伊士运河开凿之前，北非与西亚的联系并不困难。所以若环地中海可以看作一个更大的文明区域，则南亚次大陆与东亚就成为相对遥远的文明所在。

　　从地中海东岸的两河流域向东，毗邻地区就是伊朗高原，波斯帝国兴起之后，两个地区的联系加强。不仅如此，因为伊朗高原与中亚的联系，中亚与南亚次大陆的联系并不困难，所以波斯帝国的征服不仅有向西的方向，也有向东的方向，最后波斯帝国的御道直接修建至印度河流域。通过伊朗的居中联络，地中海地区与印度的联系建立起来。有关印度古史，传说中还有更早的雅利安入侵。此后，印度遭受的最著名的入侵来自亚历山大（前327 —前325 年），以及后来的塞琉古一世（前305 年左右）等。军事征服和战争的范围，与文化交流的范围通常是一致的，印度遭受征服的历史证明印度与地中海区域有着比较紧密的关系。

　　在印度与地中海地区往来频繁的时候，不论是地中海周边的文明体还是印度，对于更东方的中国都所知甚少。印度用“支那”称呼中国，这个习惯在亚历山大东征印度的时候已然存在，所以学者推测中印之间的往来和了解，在此之前应已存在。这种推论，与张骞见到筇竹杖推测中印的往来存在是一样的。现在，考古学界越来越多的资料证明，前张骞时代中国与西域的联系是普遍的，交通路线的存在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亚历山大东征的时代，地中海周边的人们不知道有中国的存在，这是一个基本状况。对于中国，直到罗马帝国时代，西方才有了相对准确的知识。

　　张骞出使西域，作为世界联络大动脉的丝绸之路完成开辟，中国与世界的联系终于建立，从此， 因为丝绸之路的功能，世界具有了整体意义。丝绸之路开辟之后，一方面，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加强，交流程度不断加深。另一方面，中国与当时世界各个地区的联系并不平衡。受地理因素的影响，交通便利的区域之间联系更密切，而相对于西亚、欧洲，与中国联系更为密切的是南亚地区。对此，唐人的认识已经很清晰，杜佑在《通典·海南序略》中写道：“海南诸国，汉时通焉。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居大海中洲上，相去或三五千里，远者二三万里。乘舶举帆，道里不可详知。外国诸书虽言里数，又非定实也。其西与诸胡国接。元鼎中，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开百越，置日南郡。其徼外诸国，自武帝以来皆献见。后汉桓帝时，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贡献。及吴孙权，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使诸国，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晋代通中国者盖尠。及宋齐，至者有十余国。自梁武、隋炀，诸国使至逾于前代。大唐贞观以后，声教远被，自古未通者重译而至，又多于梁、隋焉。”

　　《通典》的记述，与丝绸之路的发展相呼应，从汉代开始交通南海，到唐朝达到前所未有的巅峰状态。《通典》自注所述的时间界限：“本初纂录，止于天宝之末，其有要须议论者，亦便及以后之事。”《通典》所记述的历史可以看作是盛唐以前的资料，也能反映盛唐时期的中国认识。从中我们不难看出， 在唐代的史家眼中，中国对于南海世界的了解，明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距离远近与熟悉程度成正比，越近越熟悉，越远越陌生。这种基本情形，不仅南海，西域也莫不如此。

　　西域，作为陆上丝绸之路的主要方向，在中国的地理知识中，也是越近越熟悉。大体而言，对于新疆（狭义的西域）最为熟悉，比较熟悉的是中亚，然后是波斯、阿拉伯，第四层次的是西亚、小亚细亚（东罗马、土耳其），最后是希腊、罗马等欧洲区域。在中国的文献中，印度属于西域地区，与中亚毗邻，事实上印度的西北部确实与中亚连为一体。就中古中国对域外的熟悉程度而言，印度的状况大约与中亚相似，确实是中国比较熟悉的国度。熟悉度决定于来往的密切度。张骞出使西域，其实仅仅到达了中亚，波斯、天竺都是听说的对象，但随后中国寻找通往印度的道路，表现极大的热情和积极性。据《通典》的记载，天竺通中国是在东汉时期，“桓帝延熹二年（159）、四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

　　唐朝是丝绸之路的繁荣时期，中国与中亚、波斯、大食都有直接频繁的往来，或者利用陆路，或者利用海路，都是促进丝路繁荣的活动。唐高宗显庆三年（658），唐朝平定了西突厥阿史那贺鲁的叛乱，中亚地区纳入中国的控制地区。唐朝特别派出使者在中亚设置州县。《唐会要》载：“龙朔元年六月十七日，吐火罗道置州县使王名远进《西域图记》，并请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十六国，分置都督府，及州八十、县一百一十、军府一百二十六，仍以吐火罗国立碑，以记圣德。诏从之。”

　　王名远的使名为“吐火罗道置州县使”，据《通鉴》所载，吐火罗不过是一道而已，当时同类情况有十六国，置都督府、州县等，都隶属于安西都护府。《 唐会要》另一处记载为“西域既平，遣使分往康国及吐火罗国，访其风俗物产，及古今废置，尽图以进，因令史官撰《西域图志》六十卷”。

　　有使者前往，有专门的图书记载，中国对于中亚的了解自然比较清楚。对于南亚次大陆，印度当时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中国与印度的联系，其实要划分为许多地区。《通典》记载说，隋炀帝经营西域，广召各国，但因天竺未来而深以为恨。唐太宗贞观十五年（641），印度遣使至中国，贞观二十二年，王玄策出使印度，是对天竺的回访。对于印度情况多样的各地，唐朝的了解显然也有一个过程。比如，《册府元龟》在唐高宗显庆三年，留下这样一段记载，其文为：“三年八月，千私弗国王法陀拔底、舍利君国王失利提婆、摩腊王施婆罗地多，并遣使朝贡。三国并南天竺属也，国皆绝远，未尝与中国通，至是泛海累月方达交州，并献其方物。”当中国已经与天竺互派使者的时候，南天竺才第一次派使与中国交往。可见，南亚次大陆各地与中国的交往并不平衡。

　　不管怎样，综合比较，中国与印度的交通依然是最发达的。如何做出这个判断呢？在国家层面的交往中，使者的往来当然最具代表性。民间的交往，以商业贸易交往最有意义。就此而言，所有的国家与中国交通，都有相似性，人员物资，有来有往。但是，只有南亚次大陆（或者称印度）情况特殊，中印之间因为佛教而显现特别之处。当时印度和部分中亚地区都流行佛教，佛教僧人前往中国传教，代有其人。中国僧人也纷纷前往印度及中亚地区取经，构成了丝绸之路的特别景观。必须申明的是，中国僧人只有因为佛教才远赴他国，佛教成了吸引中国僧人的唯一原因。由此，也凸显了中印交往的特殊性，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交往都远不如与印度的关系密切，南亚成了中国与外界交往最为深入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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