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多年来，始终深耕中外关系史、周边民族史，近年来更是聚焦于丝绸之路历史的研究。书中所收文章，时间跨度有30余年，其中多篇发表后均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力。作者学术研究的特点是，善于进行中外多种语言史料的比对，善于从地理环境、族群文化等方面入手，善于细致梳理复杂史料的记载进而开展相关研究。作者在下编中的几篇考察报告，涉及西北、华北多地，既有风土人情，也颇具学术价值，利于读者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变迁。

　　本书题名《追索文明之光》，是因为主要篇章内容都和我自己所做丝绸之路研究和考察有关。起这样一个名字的理由其实很简单， 就是自己在做这些研究时经常见到前辈学者提到唐朝贞元宰相贾耽（730—805）的《皇华四达记》，书名意为国使远行，光熙天下 。《皇华四达记》已佚，通常认为《新唐书·地理志》七下所收“边州入四夷”路程即其遗文，“其入四夷之路与关戍走集最要者七：一曰营州入安东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鹘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可见唐朝使者前往四方的道路，就是丝绸之路的干道网络。当然，如西方谚语所云：“Ex Oriente lux，ex occidente lex”（光明来自东方，法规来自西方），丝绸之路也是一条文明接触、文化交流之路，追索也有对其进行探究之意。本人1978年秋季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史专业。由于来自新疆，当时政策规定“边疆生源哪来哪去”，想到毕业回新疆工作能切合实际派上用场，于是偏重学习西域史、中亚史、中西交通史之类。 记得毕业前复习考中央民族学院（现在的中央民族大学）张锡彤老先生的“中亚史”方向研究生，还通读了六大册的张星烺编《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虽然阴差阳错研究生没考成，但几经周折，1982年秋毕业分配还是如愿以偿地进了新疆社科院中亚所。在所期间，1983年暑假北大历史系张广达老师带研究生到新疆做学术考察，我也趁此机会结合自己的工作申请参加配合他们的活动，考察结束向所里呈交报告，就是现在收在本书里的《南疆万里访古问今》——这是这份考察报告的首次正式刊布，虽然明显稚嫩，带着时代印记，但是我专业学习的第一篇作品。
　　从此以后，我的专业方向基本就定了下来，一年以后报考张广达老师的研究生，填的就是“隋唐西北史地”方向，并且还加考了相关试题（我的印象是“西突厥十姓部落的名称及其分布”）。从此以后，注重实地考察就成了我治学的一个特点。1986年，我被导师推荐转为直接攻读博士学位，那个暑假我就利用博士经费又进行了一次实地考察，考察范围从新疆扩大到西北，主要是：乘长途大巴或搭便车从伊宁向东横穿天山，然后继续经吐鲁番、哈密到天山东端，穿过哈顺沙漠（古莫贺延碛），出星星峡，经柳园去敦煌，又从敦煌往南翻过祁连山去格尔木，然后从格尔木沿柴达木盆地南缘到达西宁。考察结束后撰写报告呈导师张广达先生审阅，就是收入本书的《西域、西北古道今貌》，这也是第一次公开发表。我们的研究之所以特别注重实地考察，除了研究对象主要涉及边远偏僻地区，文献史料相对分散寡少，需要广泛拓展增加参考之外，对于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民风民俗的了解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如我曾讲过的：“我们的考察主要就是到当地看一看，希望使书面知识能够生动一些，使平面的叙述能够立体化，以便对有关历史做稍微具体的观察。当然，也希望能在实地场景下激发一点灵感，从而引出更具理解力的见识。”（见本书所收《隋唐五代燕北地区的民族迁徙与分布》）以后的教研工作中我还进行过多次野外考察，主要都是在中国西部和周边，考察报告除个别有机会单独发表外，已经成文的几乎都收入了本书。
　　与注重实地考察的方法密切相关，就形成了我另一个治学特点，就是强调环境，尤其是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及其交往活动的影响作用。记得当年大学毕业分配回新疆，我特意走了一趟北线——坐火车走京包线转包兰线，在包兰线上的干塘（在现在的著名景点沙坡头西南不远）转乘支线列车从腾格里沙漠南缘直插武威，再从河西走廊去新疆。这一路避开了黄河下游和黄土高原南边的农业区，从东到西自然景观、民风民俗相当近似：间断的荒漠、绿洲，干旱的土地，稀疏的植被，土打墙造的房屋，抹泥的厚屋顶，等等。我写信把观察到的这些相似性告诉了张广达老师，他回信告诉我：这一线大致就是北纬40—45度线，是欧亚大陆北部草原和南部绿洲的分界线，我见到的这种景观可以一直延伸到西亚。古代人类活动受到地理自然环境的限制和影响，世界最初形成不同特点文明，应该就和初民生活所处不同地理环境有关。这种观点早先被作为“地理环境决定论”来批判。现在看来，环境、生态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应该受到重视。当然，人们自古以来就不甘受制于自然条件的约束，力图突破各种地理障碍开展交流。“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追索文明交流的过程和内容，汲取历史经验教训，当然就成了丝绸之路研究的重要学术工作。本书所收篇什主要就属于上述学术范围。然而，将近四十年过去了，与西域史和中西交通史有关的丝绸之路研究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从前的学术冷门变成了热门。取得成就固然可喜，但“速度规模型”的扩张中，参与者未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如美国已故内亚学者丹尼斯·塞诺当年所说：“知识狭隘、一知半解的人，追随着蛮族的脚步，由于像蛮族一样被排斥在宜人区域之外，而避难于中央欧亚草原，那里也许是业余历史学家最后一处快乐的围场。”因此，有些基本的学术范式还需要坚持强调，以维护学术的尊严，实现向“质量效益型”的转变。这也是本人愿于此时将此专题论文结集出版的一个初衷。塞诺曾说：“人们常会因为缺乏批评精神而困惑。”好在学界并不都是乡愿，毕竟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相关领域最近也出现了若干严肃认真的书评，涉及的问题正值得国内学界注意。
　　有篇书评题为《怎样写假全球史？》，由三位美国顶尖作者联袂推出，对耶鲁大学历史学者Alan Mikhail有关土耳其历史的新作《神的影子——塞利姆一世的帝国和现代世界的诞生》（God's Shadow: Sultan Selim，His Ottoman Empire，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Liveright，2020）展开批评，尤其“对Mikhail在论证他的观点时用到的方法和论据感到不安，他这些做法对历史这个严肃而专业的工作来说，没有任何助益”。文章同时对一些学者的类似做法也提出了批评，其中就有在中国小有名气的耶鲁大学历史学者芮乐伟·韩森（Valerie Hansen），她的The year 1000: When Explorers Connected the World --and Globalisation Began（Scribner，2020），在网上一查就可以知道，这也是她长期在中国兜售的主题。“正如知名历史学家Noel Malcolm在《电讯报》（2020年4月19日）上对这本书的批判性评论所写：‘Hansen得意扬扬地声称，公元1000年时北欧人完成了“环球航线闭合”，并且“第一次使一个物体可以被带去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但人们必须要问：即使考古学家在纽芬兰发现了维京人的铜佛像，对解释一个整体性的过程如何开始有帮助吗？这个“过程”的关键部分直到哥伦布航海时才得以重新开始；即使维京人在那里停留得更久，也不可能找到任何可以与之连接的大规模贸易网络。全球化不是在新大陆的边缘像针一样刺一下就实现了。’”
　　这种情况也应该引起国内学界的警惕。我们看到，国内有关丝绸之路的论著很多忽略传播和交流过程。深究起来，有的说法就难以令人信服，例如在国内经常有人谈的张骞通西域前的“丝绸之路”。张骞通西域以前的中外文化交流是一种什么状况，属于什么性质，这些问题在本书中都会有涉及和讨论（参《两汉“丝绸之路”走向的变化》等）。无论如何，我认为，没有中国特产丝绸、没有中国人去域外活动，就没有所谓“丝绸之路”。离开了这些侈谈“丝绸之路”，只会背离这项学术研究的本意，抹杀其特点，将其混淆于任意一种地域间交流活动，甚至与殖民扩张活动相类比。与此相关的问题就是，“丝绸之路”本身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活动，是一般的经济文化交流，还是主要为奢侈品的长途贩运，跨国甚至洲际贸易，因而是一种政治经济、政治文化？其实国际学界对此有很多讨论，国内却谈论不多，甚至认识模糊。正好有篇书评文章最后涉及这个问题，不妨就引用在此：“这种（地方）经济发展本身，却未必能用来证否当时丝绸之路的衰落，因为当谈到这一命题时，通常所指都是 ‘作为一条国际商路的丝绸之路’，而不是‘丝绸之路上城镇的经济状况’。前者的繁荣基于交换领域，而后者却可能来自生产领域，换言之，西州回鹘时代天山北麓的城镇网络，很可能体现出的是经济活动本地化的结果，这与‘丝绸之路衰落’并不矛盾，也许根本就是一体两面的事，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说，是这种衰落延续至今的最主要特征。”可见有意此道者还真需要在有关学术范式（同行共识）方面下一些基本功，否则很容易被韩森一类以“强调当地经济而非跨区域经济对亚欧大陆中部地区各社会的重要性”的方式，带到否定“丝绸之路”的方向上去。 

　　本书是作者有关丝绸之路研究与考察文章的结集，分为丝路环境与地理交通、群体关系与文化交流、考察报告及札记随笔三部分。作者认为，丝绸之路，是一条文明接触、文化交流之路。“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追索文明交流的过程和内容，汲取历史经验教训，是丝绸之路研究的重要学术工作。在研究中，应坚持基本学术范式，维护学术尊严，学术成果要从追求“速度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

前言

上编　丝路环境与地理交通
两汉“丝绸之路”走向的变化
“黑貂之路”质疑——古代东北亚与世界文化联系之我见
隋唐五代河套的交通与交流
丝路运作与唐朝制度
四镇都督府领州名称、地望略考
古藏文 Kog（Gog）yul 为俱位考
七、八世纪之交吐蕃入西域之路
封常清伐大勃律之路
试论碎叶城与八剌沙衮城的兴替
刘郁《西使记》不明地理考

中编　群体关系与文化交流
香丝之路：早期阿曼与中国的交流活动
论古代游牧部族入侵农耕地区问题
“弓月”名义考
弓月部落考
斗战神、拜火宗教与突厥兴衰
由草原突厥石人看东西文化交流
中古波斯宗教与东亚政治文化
东北亚地域古代史的“难民”视角
关于吐鲁番的吐蕃和藏传佛教遗迹
丝绸之路连接古代中国与中东
中国与阿拉伯古代关系史的若干问题
郑和下西洋之阿拉伯航行

下编　考察报告及札记随笔
丝路是一张网
“丝绸之路”江南源流琐议——在嵊州市“江南丝路之源”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7至10世纪西藏高原通其西北之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研究奖学金” 资助考察报告
南疆万里　访古问今——十八天考察的初步报告
西域、西北古道今貌——新疆、青海史地考察情况汇报
隋唐五代燕北地区的民族迁徙与分布——2000年7月赴河北、内蒙古、辽宁田野考察的初步报告
大同盆地历史文化考察记

　　王小甫，1952年生，四川成都人，1978年秋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本科，1989年获博士学位留校任教。1999年任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2000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2012—2014年任北京大学人文特聘教授（Peking University Professor of Humanities）。2015年至今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双一流”特聘教授。2017年12月起为中国文化书院导师。现任中国历史研究院《（新编）中国通史》中外关系史卷审读专家、国家民委《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编委、北京大学《国学研究》编委等。主要研究领域为隋唐史、中国与周边关系史。代表专著有《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中国中古的族群凝聚》；编著教材《隋唐五代史——世界帝国 开明开放》《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史》等。先后主持“隋唐五代东北亚政治关系史研究”“3—14世纪中国历史的多元文化环境研究”“6—10世纪中国的族群凝聚与国家政治体制演进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教育部文科重点基地重大项目。屡获国家社科基金、国家教委、国家民委成果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