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通过对经济与文化的互动关系的分析，为理解现代资本主义提供了独特的理论框架。贝尔首次系统性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内部经济逻辑与文化逻辑之间的张力，提出“文化矛盾”的概念。这一分析对社会学、文化研究和政治学等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本书写于20世纪70年代，其洞察力在当下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在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日益深化的今天，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愈发紧密，文化不仅是经济发展的一部分，也是社会结构和个人身份认同的重要构成。消费主义的蔓延、社会信任的崩塌、环境危机和政治极化等问题，都可以从贝尔的理论中找到解释和启发。书中对于文化自主性和批判性的讨论，已成为文化研究的经典视角和思考路径，对于深入理解今日的文化现象具有持续的影响力。

初版序言

　　这本书跟我前一部著作《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相辅相成。在那本书中，我试图说明技术（包括知识技术）和作为创新及政策新原则的理论知识的编纂，如何重塑着技术经济秩序，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分层制度。而在这本书里，我想讨论文化问题，特别是“现代性”这个概念，以及在社会价值观强调欲望之无所限制的时候如何管理复杂政治机构这些难题。我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矛盾来自一些纽带的解体，这些纽带曾经将文化与经济糅合在一起；当代资本主义的矛盾也来自享乐主义的影响，后者成了我们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跟上本书一样，这本书也有着更清晰的理论意图。几乎所有当代社会科学都将社会看成某种统一“体系”，这个体系围绕着单个的主要原则（对马克思来说，是财产关系；对塔尔科特·帕森斯来说，是主流价值观，比如成就）建构起来，这些原则试图通过统治机构“复制”自身。但我认为，分析现代社会的最佳方法，是将其视为三个截然不同领域的不协调混合：社会机构（主要是技术经济秩序）、政治和文化。我觉得后工业社会这个概念是专门针对技术经济秩序而言。但社会结构中的变化并不能决定政治或文化。如果说有什么起决定作用的话，在当今世界的大部分国家里，政治秩序才是社会的真正控制系统。

　　此书中详述的观点是，这三个领域——经济、政治和文化——由互相对抗的轴心原则所统治：对经济来说，是效益；对政治来说，是平等；对文化来说，是自我实现（或自我满足）。如此导致的分裂构成了西方社会过去150年来的紧张关系和社会冲突。

　　本书各章最初来自一份庞大的手稿，其篇幅和细节使得论证笨重不堪。这些章节尽管曾在不同时期发表，但都来源于我的思考，如今我重新加以修订，以便对资本主义社会相互关联的经济和文化危机及现代主义文化的衰竭，给出内在统一的论述。
　　这本书确定了我的总体立场。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希望能再发表一些著述，展开论述这些主题，并勾勒出更有条理的理论框架。

　　任何书——至少我的书——都是和朋友的对话，或有时是辩论。本书更是如此。我认为现代主义是文化生活的主要特征这个观点，就是在跟斯蒂文·马库斯时断时续但一直持续至今的对话和辩论中慢慢成形的。有好几年，我们一起在哥伦比亚大学开设有关文学和社会的专题讨论班，每一年都研究现代性的一个方面。在这些研讨班上，以及课程结束之后的争论中，我从马库斯那里学到了很多。他不太同意我关于文化的论述，以及这些论述得出的保守结论，但从思想到人格，我仍然从他那里受益匪浅。最后一章详细论述的主题“公共家庭”，是想要肯定自由主义是一种政治哲学，这也是我跟我的朋友欧文·克里斯托不断对话和辩论的结果。他并不一定同意我的看法——如果说不是不同意我的论述，那至少不太同意我关于社会政策的自由主义结论——但这也不妨碍我对他充满感激之情。

　　人总能从所处小环境中有所获益，我跟以下朋友探讨过我的想法，很幸运都得到了他们的回应：感谢黛安娜·特里林对自由主义文化的评价；感谢欧文•豪跟我交流了许多关于现代主义的看法；感谢 S. M. 李普塞特对知识分子的探索；感谢罗伯特•海尔布隆纳，我们在夏日时光里探讨技术；感谢罗伯特·M. 索洛跟我清晰讲述了经济学问题。不过，不用说，他们不用为我此书的结论负责。

　　我也很感谢我的编辑，基础图书出版（Basic Books）的米琦·戴克特（Midge Decter），她仔细阅读了我的著作，使得论点更为突出。

　　我还要感谢拉塞尔·塞奇基金会（Russell Sage Foundation）的资助。1969—1970年，我获得学术休假，在那里当访问学者，期间写了大量东西，大部分都成了这本书的材料。跟我以前的书一样，这本书也是在偿还债务。我还要感谢阿斯本人文学会（Aspen Institute for Humanistic Studies），1979年4月， 它 盛 情 邀 请 我 担 任驻会研究员，使我能够写下《公共家庭》一文。国立人文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曾给S. M. 李普塞特和我一项资助，让我们可以从事四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比较研究；我利用了为那个研究准备的论文，重新论述了此书第一章中的一些概念。我也要谢谢我的秘书莎拉·黑泽尔（Sara Hazel）女士的帮助，她在巨大压力下录入了这本书稿的大部分内容。

　　我最高兴的是可以将这本书——它的主题不但有思想性也富有人情味，它不仅强调社会学也关注人文领域——献给我的妻子珀尔。她充满才华的文学批评在当今嘈杂的世界里敲响了清澈之音，为我树立了努力去达到的标准。

　　本书集中探讨了当代西方社会的内部结构脱节与断裂问题，对何谓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进行了阐释。丹尼尔·贝尔认为，资本主义历经两百余年的发展与演变，已形成经济、政治与文化三个领域间的根本性对立冲突。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价值观念和品格构造方面的冲突将更加突出，难以遏制。自1976 年首次出版以来，《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直被誉为一部“思想巨著”，是对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经典分析，重新定义了我们对经济、文化和社会变革之间关系的思考方式。

1978年再版前言
初版序言
初版说明

导　论　领域的分裂：主题阐述

第一部分　现代性的双重束缚
第一章　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
第二章　文化话语的分裂
第三章　1960年代文化情绪
第四章　走向伟大复兴：后工业时代的宗教和文化

第二部分　政治的困境
导　语　从文化到政治
第五章　动荡的美国：国家危机中的暂时因素和永久因素
第六章　公共家庭：论“财政社会学”和自由社会

1996年版后记
索　引
译者的话

　　丹尼尔·贝尔（1919—2011）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作家，编辑。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博士，长期任教于哈佛大学，参与创办《公共利益》杂志，1964年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贝尔以其对后工业主义研究的贡献而闻名，其代表作《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意识形态的终结》《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被称为“资本主义的未来三部曲”，其中后两本入选《泰晤士报文学副刊》“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100本书”。哈佛大学在贝尔身后的讣告中称之为“哈佛之荣耀、社会学的图腾以及20世纪美国最出色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