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 后 记

　　阿拉丁·艾尔-玛法拉尼于1978年出生于德国鲁尔区，父母是来自叙利亚的移民。他是大学教授，曾参与教育政策的制定，也是媒体常客，近年成为了德国教育与融合议题方面有代表性的发声者，可谓学术与实务经验兼具。玛法拉尼的写作风格清晰明了，他避免使用晦涩难懂的学术语言，以便更广泛的读者群体能够理解其著述。面对社会不公，以及对不公有意无意的忽视，他表现得像一位大声疾呼的社会活动家，批判时锋芒毕露，激情澎湃；而面对读者，他又像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举的例子生动活泼，发人深省，让社会学理论不再是高难度的思想体操，而成为我们经验与情感的一部分。2023年10月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授予阿拉丁·艾尔-玛法拉尼联邦功勋十字勋章，表彰他作为社会学家在教育研究和民主促进领域的公共贡献。“这位社会学家、出版家和教育研究者贡献了我国在教育体系问题上最富有献身精神的声音之一。”施泰因迈尔在颁奖仪式上如是说。

　　《教育改变命运？》甫一出版便在德语世界引起广泛反响。它不仅跻身《明镜周刊》畅销书榜前25名，更在2020年6月荣登《世界报》、WDR5电台、《新苏黎世报》和奥地利广播电视台最佳图书榜第二名，同年3月也入选德国广播电台、《时代周报》和德国第二电视台十佳图书榜。值得一提的是，该书还被列入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高考内容，足见其在德国教育领域的重要影响力。然而，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教育改变命运？》并不是一本就教育谈教育的书。作者开宗明义地说：“我们的社会是不公正的……对孩子尤其不公。”教育是否助长了不公？单凭教育能否缩小不公？如何打出一套改革组合拳，以缩小出身差距对孩子的影响？这些便是《教育改变命运？》一书真正关心的问题。

　　和中国教育体系相比，德国教育体系的一个特点就是较早对学生实施分流。在小学毕业之后（大约10岁），学生就会进入几种不同的轨道继续求学：文理中学接收“优等生”，以上大学为目标，继续高强度学习“文化课”知识；实科中学和普通中学接受“差生”，可以看做是为进入职业教育体系所做的预备。这一体系的结构、来龙去脉和社会影响极为复杂。一方面，它为德国工业提供了大量训练有素的劳动力，这一点历来为中国学者所重视；另一方面，它也反映甚至助长了较为严重的不平等问题。

　　寒门子女如果就是想要通过求学、通过接触更优质的教育资源来改变命运，他们会遇到哪些事情？玛法拉尼的许多论述便围绕着这一点展开。他指出，在升学择校的重要关口，决定性的因素其实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仅仅是成绩。事实上，家庭在教育上能提供多少支持、对孩子的成就有多高的期待，以及家庭的决策机制（资源过剩的人如何决策？穷怕了的人如何决策？），往往是比成绩更重要的因素。有的教师对“差生”的评价比较苛刻；而有的教师却会出于保护，剥夺一些成绩较好出身却较差的学生享受更好教育资源的机会。

　　实际上，升学难仅仅是寒门子女求学历程的一个缩影。《教育改变命运？》以几乎第一人称的视角，对求学历程的各个环节进行了详尽的讨论。总之，在德国教育体系中，出身较差的学生通过升学改变命运的可能性较小。在社会不平等问题上，教育不是答案，不是灵丹妙药，甚至教育会助长已有的社会不公——或许可说教育本身就是问题。在玛法拉尼的深度分析之下，一句“知识改变命运”，就显得有一些“何不食肉糜”了：寒门子女光是在接近知识的路上，就已经耗尽了全身的力气，甚至是热情和尊严。

　　尽管德国教育体系是作者具体分析的出发点，但玛法拉尼更进一步，揭示出了隐蔽在现代社会各个角落的一些问题，揭示出了这些问题底层的、普遍的逻辑。在这一意义上，玛法拉尼的分析对于当代中国，或许也有借鉴意义。

　　学生在教育上投入的时间和金钱与日俱增，他们的知识水平、能力水平相较从前的学生也更高，但学历贬值了，大家都找不到好工作。作者讨论的这一现象和近年老生常谈的“内卷化”何其相似。按照玛法拉尼的分析，这便是教育变得像商品、像货币、像比赛，变成了“人力资本”的后果，是全社会接受将学业上的失败归咎于个人的“不够努力”这一逻辑的后果。

　　作者对“教育扩张”现象进行的批判尤其具有启发性。自1960年代中期开始，德国中学和大学的办学规模显著扩大。1960年时，同一年龄段中约70%的学生就读于普通中学，而如今这一比例仅为10%左右。同时，文理中学的学生比例从16%上升到超过40%。总体而言，所有人都从中受益，教育水平普遍高于从前。然而，要说教育扩张能带来更多公平，则是一个错觉。玛法拉尼指出，如果对所有人都给予同等的教育支持，富裕家庭的孩子获得的收益会比贫困家庭的孩子更多。不同学历层次的家庭从教育扩张中受益的程度也非常不同：在德国教育扩张后，高知家庭（父母有一方上过大学）的子女上大学的机会仍是非高知家庭子女的41倍（1987年）。由此看来，如果不改变结构性的不公，再多的扩张也只是已有不公的复制粘贴；不谈结构如何调整，只是片面地强调要“把饼做大”，就和《复仇者联盟》中灭霸要通过随机消灭一半人口来克服资源的匮乏一样，只能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这一教育扩张的错觉，值得引起重视。

　　全书结语部分的比喻令人动容。作者把社会的资源分配比作上桌分蛋糕：最初桌边只有几位男士，后来各种社会群体陆续上桌，社会变得更公平开放，但种种讨论也随之而来。作者甚至描述了讨论的不同阶段：最初讨论如何分蛋糕，后来讨论蛋糕口味、桌上规矩，随着上桌群体的多元化，桌边共同体的认同本身也成为讨论对象。社会气氛变得很紧张，通常我们还会用“社会撕裂”这样的词语来描述这种境况。但是，作者主张我们应该实现一种“思想革新”，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这种境况：“我们也可以说，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实际上变得更近了。这恰恰是撕裂的反面。”对于支持更多的群体“上桌吃饭”，改变不公的结构，这正是一段非常有力的辩护。

　　在这种背景下，教育的局限性昭然若揭：它无法独力解决数字化转型、气候变化或全球移民等重大社会挑战，也难以直接缓解社会情绪的紧张状态；它甚至无法独力促进社会公平。但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因为教育体系是为数不多的能够触及所有人的公共机构，我们更有理由要求它系统性地对不平等的现状施加影响，或者至少要求它对不平等的现状具有更高的敏感度。最最关键的是，教育能够为下一代开启新的视野与可能性，并为他们装备必要的能力，使他们能够在这个日益复杂的社会中从容应对未知的挑战。这既是教育的根本使命，也是它最珍贵的价值所在。正如作者所说，教育的意义仅此而已，不多也不少。

　　教育能改写个体命运，也关乎国家前途。
　　本书精要考察和分析了德国教育不平等的前因后果、教育扩张的悖论、贫困对儿童的影响、教师的困境等，作者指出，教育扩张并未打破阶层壁垒，反而因富裕家庭更强的资源调动能力，加剧了“马太效应”。如果不能重构制度框架，单纯扩大教育规模不过是复制粘贴既有不平等。
　　尽管作者承认，教育并未如理想中那般推动社会平等，但仍对教育的价值抱有积极态度。教育机构是现代社会中唯一可以触及所有人的公共机构，教育体系理应成为干预社会不平等的关键力量——通过完善教师培训消除隐性偏见，优化资源分配机制，为弱势学生群体提供精准支持。更重要的是，让教育回归它的本质使命：让孩子们为不确定但必定高度复杂的未来做好准备，让所有孩子都拥有公平的机会、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而不仅仅是成为阶层跃升的独木桥。

为什么还要写一本关于教育和教育体系的书？

前　言

第一章　“教育”是一个概念黑箱
1． 难以捉摸的概念
2． 人力资本主义：作为商品和货币的教育
3． 人格教育：作为内化世界与塑造自我的教育
4． 惯习：作为特定阶级烙印的教育
5． 神话：作为一揽子解决方案的教育

第二章　机会平等的神话
6． 机会平等不是抹杀差异
7． 机会不平等与出身和性别相关
8． 成绩相当，机会就平等？
9． 都有学上，可为什么还是不平等？
10． 和居住地也有关系
11． 教育受限就是人生受限

第三章　教育扩张的悖论
12． 教育持续增长
13． 教育机会越多，教育不平等越严重
14． 学历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不值钱
15． 学生越来越聪明，但老师不认为如此
16． 教育的增加并不能改善城区环境
17． 当前的扩张是无效扩张

第四章　在贫困中成长与求学
18． 成长与贫富
19． 青少年运动与亚文化
20． 寒门贵子必须与自我决裂
21． 移民家庭有什么不一样？
22． 贫困与求学

第五章　当前的教育机构
23． 系统的逻辑和惯性
24． 体系中的动态和扩张
25． 教师职业的复杂性
26． 教师是教练还是裁判员？
27． 一些时髦的教学理念被高估
28． 核心问题与边缘问题

第六章　未来教育
29． 未来社会
30． 教育政策的目标
31． 外部结构：教育系统
32． 内部结构：作为微观系统的幼儿园和学校
33． 教师的核心业务：教学
34． 可以做的还有很多

第七章　新冠疫情及其引发的教育危机
35． 疫情中处于边缘的儿童
36． 封锁加剧了机会不平等
37． 教育系统应对危机不灵活
38． 数字化的潜力和局限
39． 短期、中期与长期措施

结　语　教育神话和融合悖论
附　录　部分外文词汇汉译对照表
参考文献
译后记

　　阿拉丁·艾尔-玛法拉尼（Aladin El-Mafaalani），德国多特蒙德工业大学移民与教育社会学教授。1978年生，曾先后在阿伦职业学院、明斯特应用技术大学、奥斯纳布吕克大学任教，讲授政治学和教育学，主要研究领域为移民与融合、社会不平等与歧视、都市研究等。2018至2019年间曾任职于北威州“儿童、家庭、难民与社会融合事务部”（MKFFI）。他曾获多项奖项，包括德国社会学会颁发的“社会学公共效应卓越贡献奖”和联邦总统施泰因迈尔授予的联邦十字勋章。

　　译者　魏子扬，华东师范大学德语系教师，德语文学研究者，分别在北京大学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获硕博学位，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近代早期德语文学（1400-1750）、浮士德文学题材的流变（约1580年至今）、歌德（1749-1832）以及现代性批判语境下文学、伦理、知识的互动关系。
　　译者　钟金雷，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汉学系助理研究员、柏林自由大学德语系博士生，德国罗斯托克大学语言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德国文化外交，外语教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