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徽因在北平西山养病时，沈从文去探望，顺手带了一本自己的作品，准备题赠给某诗人，扉页上写着“送给诗人……”林徽因翻阅沈从文的书，一时不忍释手。沈见状，便顺水推舟地把书转送林徽因，并把题字改为：“与其送给诗人，不如送给诗一样的人。”

　　---
　　张学良年轻时，经常自驾汽车，甚至自驾飞机，但倒车不灵。因为张当年开的车，无论如何高档，倒车时都得四肢齐动，是个技术活。张学良的车技不是驾校教出来的，他也不必自己泊车，把车开到地方即交给司机。张晚年在纽约，一次坐唐德刚的车去一家中餐馆赴宴，唐停车入位，张竟侧过身问：“德刚，你还会倒车？”

　　---
　　杨振声在西南联大叙永分校当主任时，托罗常培函商老舍去该校任教。老舍回信：“不教书！三年没念书拿什么教人家？谢谢杨大哥的好意。”

　　---
　　顾颉刚进燕京大学后，向学校当局提出旅行申请， 考察北方各地古物古迹的现状。顾于1931年春天成行， 先后游历河北、河南、陕西、山东四省，一路下来，古迹的情况另说，让顾颉刚最触目惊心的，是华北乡村“愁惨暗淡”的实况。他写了这样一段话：

　　我们久居都市，已度现代化生活，而内地民众则还过着纪元前20世纪的生活，除了一把切菜刀是旧铁器时代的东西之外，其他差不多全是石器时代的。要是仅仅这样的浑朴，那还保持着古人的健康，要改造也不难。无如鸦片、白面的流行，普遍得像水银泻地一样。我到一个小县城里，只有200家铺子，烟馆倒占了40家，其数量远超过米店。

　　---
　　北平时期，不少教授以玩旧书为乐，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也在当中。袁曾约蒋廷黻（时任清华历史系教授）同往一位私人收藏家的书库访书。两人挑选了一个来小时，当时的气氛，如蒋所说：“他监视我，我监视他。”蒋廷黻最后选中两本，一本《文祥年谱》，一本关于鸦片买卖的书，袁似乎对这类书不感兴趣，蒋窃喜。两人出来，各奔东西。半小时后，蒋感觉袁已走远，便转身回去买那两本书，书主告诉蒋廷黻：袁先生已经捷足先登，把那两本书买走了。

　　---
　　袁世凯称帝，始作俑者众说纷纭，一说为梁士诒私心作祟，给袁克定出的主意。

　　袁世凯当权后，为整顿吏治，将京兆尹王志馨拿办处决。袁的本意是惩一儆百，但这样一来，触动了北京的政界，致人心惶惶。财政部次长梁士诒是袁的亲信，没少中饱私囊，倘袁真要惩贪，自感很难逃脱，便找到袁克定，建议说：“你们袁家用款手笔这么大，将来免不了群众来算账。如果做了皇帝，化家为国，那时爱怎么用就怎么用，谁还敢管你呢？”

　　袁克定深以为然，此后便开始一系列促袁“称帝” 运作：在袁世凯面前极力煽动；每天造一份假《顺天时报》（日本人在北京发行的销量很大的中文报纸），送袁阅览；指使一帮攀龙鳞附凤翼的人，如“筹安六君子”等， 声声劝进。日浸月润，袁世凯以为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便真做起皇帝梦来。

　　---
　　袁世凯称帝后，举国哗然，各地纷纷声讨。康有为也草拟了一份电稿，抬头称呼是：“慰廷（袁世凯字）总统老弟……”

　　---
　　苏州人讲吃喝，更讲穿戴，当地俗谚有“身上绸披披，家里没有米”一说。顾颉刚是苏州人，但家境不济，自称“我的同辈，从小就是夏穿纱，冬穿皮，而且灰鼠、银鼠、胎羊、紫羔种类纷纷。我呢，小寒的时候只有穿夹衣，到了大寒才得穿棉衣，直到结婚的那年才穿上了一件羊皮袍。”这也养成了顾颉刚随便的着装风格以及扛冻的体格。

　　---
　　沈从文和周有光是连襟。沈从文和张兆和的情事，有几分戏剧性，传诵至今。周有光和张允和（张兆和二姐）的恋爱则波澜不惊，水到而渠成。张允和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时就与周有光认识。张后来回忆：“我和周有光刚刚有初恋感情的萌芽，他有时小心翼翼地到学校来探望我，我总是矜持地从东宿舍躲到西宿舍，嘱舍监对周有光说‘张小姐不在家’，有光怅怅然归。这样反复多少次，才有了‘温柔的防浪石堤’。”后来，张允和考入之江大学，周有光也来到杭州。周末，两人常“相约在花前、西湖月下，漫步九溪”。张允和说：“一双惹人羡慕的‘才子佳人’，一对洋装在身、洋文呱呱叫的新式青年，却怎么也鼓不起手挽着手并肩走的勇气。”

　　六十年后，张允和用那句“温柔的防浪石堤”为题， 写她和周有光在杭州的一次约会，周有光自然是第一个读者。张允和说，周读后“脸都红了”，小声嘟囔：“真难为情。”这一年，周有光82 岁，张允和79 岁。

　　---
　　1919年12月，冯国璋在北京病逝，段祺瑞到棉花胡同冯宅吊奠。行礼后，段走到灵前，突然起手，猛拍了几下棺材。在场的冯国璋长子冯家遂和管家张调辰都大吃一惊，不知段意欲何为。过了片刻，段祺瑞用手指着棺材说：“你这一辈子，弄了那么多钱，能带到这里边去吗？”

　　---
　　张仁蠡系张之洞幼子，为张妾所生。张之洞去世后， 张仁蠡的母亲尚未扶正时，张家的财产由张仁蠡的二哥张镛把控。张仁蠡见不到真金白银，只好充当家贼的角色， 盗卖家底取利。据说张之洞藏有若干价值连城的宋版书， 被张仁蠡暗地里按现洋一元一页卖出不少。

　　---
　　1913年11月，梅兰芳第一次去上海演出。他说：“那时候我们住在北京的要到上海来，就算是出一趟远门了。看得很不简单，好像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先要计划好多日子。譬如添置些行头，做件比较好一点的新衣服，又要买些送人的礼物，如蜜饯、桃脯、杏脯、茯苓饼这一类的北京土产。足足忙了一个多月，才能动身。”

　　---
　　抗战时，即便在大后方，知识分子也很难像战前那样，保持一种风度翩翩的形象。西南联大教授周培源家在昆明城外西山脚下，距联大校区40里。由于缺乏交通工具，周只好自己养一匹马，每天骑马到校，把马一拴，进教室上课。

　　---
　　1924年，陶希圣从安徽到上海，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当编辑，月薪80元。陶一家四口赖此为生，但陶每月买书需花去收入的一半。陶希圣说：“每月两次发工资，我总是先到内山书店还书账。实际上每月用到家庭生活上的钱只在四五十元，包括房租电灯及油盐柴米在内，都要在此中支出。”

　　陶妻万冰如有一次埋怨，不该拿大半薪水买书，家里实在过不下去了。陶答：“我总不能在商务印书馆过一辈子。”陶果然没辜负这句话。十年后，陶希圣成为北大名教授；十六年后，陶希圣成为“高陶事件”的当事人之一，事发地也是上海。

　　---
　　不少文字提到，陆小曼和徐志摩结婚后，很快就显出花钱的魄力，但都不及王映霞的观察细微。王映霞回忆：“陆小曼派头不小，出入有私人汽车。那时，我们出门经常坐黄包车，有时步行。她家里用人众多，有司机，有厨师，有男仆。还有几个贴身丫头，她们年轻俊俏，衣着入时，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主人家的小姐呢。陆小曼挥霍无度，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不顾家中需要不需要，不问价格贵不贵，有一次竟买了五双上等的女式皮鞋。家庭经济由她母亲掌握，她向我们叹苦经，说：‘每月至少得花银洋500元，有时要高达600元，这个家难当，我实在当不了。’……那时500多元，可以买六两黄金，以现在的人民币来说，要花二万元左右。”王映霞所谓“现在”，当指20世纪八九十年代。

　　---
　　民初，大办堂会，梁启超是开风气者。梅兰芳的一个朋友与梁启超极熟，某年梁父生日，周围不少朋友鼓动梁演戏庆贺。梁便托友人把梅请来，唱了三出戏，连同寿宴，共花费400多大洋。袁世凯听说后，叹道：“好阔。” 这样一场戏，如搁在前清，所费不过百元甚至几十元。此后，堂会之风在京城阔人中风行，费用也一路飙升。十年后，办一场大的堂会所费已高达数千元。有人记张宗昌当权时办堂会，名角的出场费相当可观，“最高者，一次可得一万元”。

　　刘仰东，1960年生，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清史研究所。中国政协文史馆原研究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著有《红底金字——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孩子》《去趟民国》（Ⅰ、Ⅱ），合著《向北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