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辛德勇
编辑:张龙
ISBN:978-7-108-07966-4
出版日期:2024-11-18
定价:¥59.00
这本小书算不上什么著述,只能说是我学习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知识的读书笔记。
我是因为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书,需要给本科生讲授古代天文历法知识,这才从零开始自学此道的,诚可谓独学无侣,暗中摸索。好在从小学到大学,主要都是靠自学学过来的。几乎所有的课,在老师讲之前,我都看懂了,而且连习题也都做过了。反正都是念书学知识,学什么都是学呗。
这样的经历,造成了两个特点。
一是如孔夫子所云,“学而不思则罔”,靠读书自学,就更不能不动脑筋去想,去理解。不理解,就意味着自己根本没弄懂。就这样,一边学,一边琢磨,就产生一些想法,有了自己新的认识。
这些认识,是一点一点,日积月累形成的(我在北大教书已经二十年了),但连贯起来,形成系统的一些看法,有一个触动的契机—这就是2021年春,我在郑州巩义双槐树的仰韶文化遗址,看到了坐在斗车里的一头猪。
我认为这头猪是天帝也就是天极(天北极)的象征。按照我的理解,它也是中国古代天文历法体系的核心要素。这样的认识,也是我和这一领域某些专家的根本差异。
除了巩义双槐树遗址之外,在郑州荥阳的青台,还有一处同一时期的原始文化遗址,那里发现了最早的圜丘(也就是世俗所说的天坛),这同样是一处至关重要的天文历法遗迹。2021 年那个春天,我也去现场直接观看了这一遗址。
双槐树和青台这两处新石器时代的天文历法遗迹,给我以强烈的震撼—它们具体印证了我对中国古代天文历法体系的一个重要看法,让我有信心以天极为核心把其他各项认识串联起来,写出这本小书。
二是这样独自揣摩得出的认识,与通行的说法往往会有所出入,甚至差别很大,其中难免存在疏误,有些甚至可能还很严重。特别是天文历法研究涉及很多数据的运算,而算术是我天生的弱项,不会算,也很难耐下性子来做演算,因而只能从基本原理上去理解个大概。这样,也就天然带有犯错的“基因”。
好在不管对错,都是我认真思索的结果。把这些认识记下来,写出来,不仅期望对学术有所贡献,也真诚地想通过这种形式与感兴趣的朋友交流,同时更希望能够得到读者的指教。
除了书中阐释的内容之外,在这里,我想稍微扩展开来,谈一点儿中国古代由天文历法引申出来的一个重要观念—“道”。
前面我已经谈到,天极(天帝)是中国古代天文历法体系的核心,也是这一体系的重要特色。重视天极,决定了中国古代天文历法体系是天赤道坐标体系,而不是古希腊式的黄道坐标体系。
不过天极的影响,远超于天文历法范畴之外,社会思想方面的“道”,就直接源出于此。在早期的文献中,“道”与天极,往往可以径加替换。
关于这个“道”,老子在《道德经》中只是说“道可道,非常道”。为什么这个“道”“可道”而“非常道”呢?因为它的实在“原型”乃是天极,或者说“道”是基于古人的天文意识而生发的一个重要观念。天极无形无色,看不见,也摸不着,可它又是一个真真实实的存在,而且漫天星辰都围绕着它转动,简直神奇无比。
天极亦即天帝又名“太一”。《吕氏春秋•十二纪》之《仲夏纪•大乐》论“道”,谓之曰:“道也者,视之不见,听之不闻,不可为状。有知不见之见、不闻之闻、无状之状者,则几于知之矣。道也者,至精也,不可为形,不可为名,强为之名,谓之太一。”这段话清楚地揭示了“道”的性质和“出身”。
与天极“太一”直接相关的还有世人熟知的太极。《易经•系辞》所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在《吕氏春秋》同一篇里,是被讲述为“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显而易见,太极也是由太一,亦即天极蜕变而成的。
这些都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核心内容,虽然具体的阐释,还需要做很多工作,但我相信,这本小书对天极太一的阐释,会给学术界深入认识“道”与“太极”问题提供有益的帮助,接下来本人也会尝试对相关思想观念做些与时下通行说法大为不同的解说。因为我找到了更为坚实可靠的基点。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此书初稿完成后,我又由此引申出一些新的认识——这些认识,主要是围绕着商周青铜器的“饕餮纹”产生的,涉及很多世人普遍关心的古代事物,像龙与夔龙、蟠龙,像古代所谓凤鸟纹,像朱雀、赤乌甚至凤鸟,像太岁与鹊的关系,像商周青铜器上的老虎为什么要“吃人”,像蝉与生命,像百姓人家大门上的铺首,等等。这些认识,我将写入另一本新书——这本新书是本书的姊妹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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