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万字珍稀档案还原自1871年签订《中日修好条规》至1931年“九一八”的博弈真相，中日关系史不可逾越的第一块里程碑。

　　一代报宗王芸生字字如血的救亡文献：国耻认明，国难可救！

　　从“情绪议论”转向“深度认知”，读懂今日东亚地缘政治的底层逻辑，必先读透这跌宕 起伏的六十年。它是写给抗战中国人的清醒剂，更是留给后世子孙的启示录。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是著名报人、前《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先生的代表作，被誉为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中“第一块里程碑”。本书不仅是一部严谨的学术巨著，更是一部在民族危亡时刻诞生的救亡文献。

　　全书共八卷，170余万字。叙事时空上起1871年（同治十年）中日签订第一个近代条约《中日修好条规》，下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本书以中日关系为经，以远东国际局势（涉及俄、美、英、法等国博弈）为纬，全景复原中国从“天朝上国”的余晖中步履蹒跚地走向近代，并与崛起中的日本发生剧烈碰撞的六十年历史。

　　本书最大的特色在于其无可比拟的史料价值。王芸生先生在撰写过程中，获得了当时故宫博物院及其“清季外交史料编印处”的特许，查阅并引用了大量珍稀的清廷原始奏折、秘密档案。同时，书中对比参考了《日本外交文书》、李鸿章文集以及当时外交界前辈的口述实录。这种“纯任文献自身说明真相”的撰写方式，揭开了无数外交辞令背后的真实博弈。

　　此书资料详实、准确，颇为中外学者重视，开启了中日关系研究之先河，成为一代名著和相关领域的必读文献，日本即有两种译本，其参考价值至今不辍。

　　王东杰（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开启了中日关系研究之先河，甫一发表就受到中外学界的高度重视（仅在日本就有两种译本）。中国近代史大家刘大年指出，此书对“动员抗日斗争”起到了“明显”的“积极作用”，激发了读者的“爱国思想、民族感情”；在学术上，“某些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依靠它，才得以披露于世，为人们所知”。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凡查考中外关系、中国近代史的人，总要看看《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这部书”。尽管这些年来新出中日外交史料甚多，但各种史料的重点不同，此书的参考价值仍然无法替代。不夸张地说，直至今日，此书仍是学界研究相关课题时绕不过去的必读文献。
　　在学术价值之外，《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亦具有无可替代的社会价值。本书成书于抗日烽火乍起之时，再版于中日关系正常化之日，本身就是 20世纪中日关系变化的一个见证。2025年正值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重印此书，不仅可以满足学术界的需求，也是中国出版界对于这场伟大战争义不容辞的纪念。王芸生先生说，我们不赞成“历史糊涂主义”，同时我们又主张“国无常仇”。通过这部著作，读者可以更加深入地体会这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有利于社会心态的理性化。因此，这本书不涉及政治导向及敏感问题，只对历史事实和国民教育有所助益，我强烈推荐再版。

　　沈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日本问题研究专家）：《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是新中国成立前第一部系统研究中日关系史的专著，是中日关系史的第一块里程碑。我个人认为，这本书是第一部鼓舞了国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专著。在当时的时代，它提供了研究中日关系的典范之作。……前七卷用的是叙述体，但是其主要方法就是大量运用第一手的原始材料（档案）。它开了一个很好的头，这也是研究历史所必需的。首先，王先生引用了日本从明治维新起大量的外交文书，有直接的依据。其次他运用了光绪时期的中日交涉史料，这些都是第一手的中国的资料。两相对照之后，就起到了一个去伪存真的作用，把真实的事件披露出来了。我认为，他在研究中日他在研究中日关系的方法上，对于今天的史学工作者提供了一个示范和借鉴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