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

文 | 梁鹤年

　　2015出版的书，到今天快十年了。老四已过四十，老大也近半百，当时是11个孙子女，如今是14个，最小的一个也六岁多。如果问这些年来家里有什么变化，我的答案是：有变，也有不变。

　　四个孩子现时都在盛年，各有自己的事业，很忙。老大决定全身投入他喜爱的男士时装网站，设有各种话题的论坛，并且雇助手去世界各地参观展览，写专题报道。老二把时间分配在行医和教育两方面，在医学教育界也算做了点贡献，尤其是在教育课程设计方面。他很多学生都很出色。老三做了卑斯大学数学系系主任，加拿大数学学会去年还颁了他“全国最佳数学老师奖”。老四在渥太华一间有相当规模的诊所做主管，几十个医生，百十个员工，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要管，够他忙了。

　　这十年，孙子女成长了，从嗷嗷待哺的婴儿、懵不懂事的“鼻涕虫”，到好奇多问的小学生，到朝气勃勃但也开始对世情复杂有所感觉的中学生。作为爷爷的我好像是似曾相识，当年自己的孩子长大过程不也就是这样子？

　　当然，四个孩子也在变。作为爸爸的我，这是新的认识，认识到他们自己也已是爸爸，有妻有儿，有自己的家。我要接受和适应。不！接受和适应是被动，我要主动的拥抱和享受。试想想，如果孩子不结婚、不生子，我和他们的关系会是怎样？有了孙子，我和孩子的关系更坚固。他们的育儿使他们更理解当年我教育他们，在这点上，儿媳妇们的态度是关键。我要感谢妻。在《家有四男》中我说过了，她和四个儿媳妇的关系非常好。说是“娶妻求淑女”，但是怎样才求得淑女？我相信，淑女不是求来的，是引来的。你的孩子要有一定的气质才可以吸引到淑女，而孩子的气质主要是在成长过程中经由父母培养出来的。

　　更令我感恩的是那些没有变的东西。当年培养孩子，我家强调慷慨、正派和服务精神。现在，我在他们为人处事中看见了。疫情期间，经济低迷，老大时装网站的收入大受影响。他小本经营，自然吃力。但他坚持不裁人，不减薪，共渡难关。我很感动。老二在医学教育界有点名气，但他不求升职，因为想多接触初级的学生，以身教去培养他们的“医德”。他写的文章都是把学生或年轻老师的名字放在前面，去鼓励他们向上。老三短时间内升正教授，众望所归当系主任，一个原因是他乐意承担额外工作，不计较名位，因而得到同事们的爱戴。难得的是他初衷不改，仍处处以发掘和培养人才为己任。老四依然是经常碰壁但总是过关。工作原本做得好好的，但往往因为公司合并、部门改组而失去岗位。可是，每次都有“贵人”相助，找得到更好的工作。这跟他对人慷慨而得人回报和为人正派而得人赏识有关系。

　　儿媳妇们依然非常合作，对自家的孩子有爱心，对侄子侄女们有关怀。十年前我家21人，妻排第一，我排第21。如今24人，妻仍排第一，我仍殿后。有些事情就是不变的。

　　我很满足，不是英语的“satisfied”，是“fulfilled”，得偿所愿的意思——好的妻子，好的家庭，好的朋友，好的事业，还有什么要求？

　　有人会说，哪有这样美满的，你是报喜不报忧。诚然，人与人之间，日子久了，总出现不同意见、不同想法。但同样的，如果不同意见、不同想法得到适当的处理，日子久了，不同意见、不同想法也自然地少了，因为大家先吃过了解药。什么解药？一次，老四跟媳妇吵（吵什么早忘了），气冲冲地打电话回家找妈妈说：“你怎么这样的不公平。我同媳妇吵，她说，你妈说过，无论什么她一定站在我的一边。难道你不问原委就偏心她，连自己的儿子也不顾？”妻温声对他说：“家里的事、情绪的事，怎能、谁能一下子说得清？她是人家的女儿，要教也是人家妈妈来教，不是我教。你是我的孩子，我要教的当然是你。你先消气，明天下班买簇鲜花给她，说几句好话，什么事都解决！”果然，过几天他俩来看我们，两口子谈笑风生。当然，这也需要认识孩子的性格，信任他的人格，这事妻拿手。

　　你或许会说我太乐观，什么事都从好处看。难道都要往坏处想？我认为从好处出发（相信解决有望）会比从坏处出发（相信解决无望）更有效。因为，解决有望会提升对寻求解决方案的推动力，会启发对解决方案的想象力。

　　当然，家庭和睦是有先决条件的；先教好自己的孩子，才可以吸引到淑女，他俩才会成为好夫妻、好父母。一切要从小开始。我们从小培养老四，使他对家有信心。他对妈妈信任才会打电话来“诉苦”。老四媳妇一入门，妻就在老四面前说凡事会站在她一方；这一来，她对妻就有信心。当他们两人之间有事，双方都觉得投诉有门——妻的门，劝和就容易多了。慷慨、正派和服务精神是我家万变中的不变。有了孙子孙女更觉得这些品质的重要，更觉得教育要从小开始。

　　孩子娶得淑女，媳妇愿意生育是我家的福气。但在更大程度上是他们的福气。上天真仁慈、真公道，给予每个人两个机会，若没有享受过这两个机会带来的幸福是大大的损失。如果为了高贵的理想而放弃这两个机会，我完全尊重，甚至欣赏，但若是懵然地“错过”就是大大的可惜。

　　第一个是“结婚”。不结婚就丧失“终身承诺”的机会。有人会说，爱情不需要终生。对，但如果可以终生，不是更好？我并未说结婚是终生承诺的保证，因为不少人不守承诺——不守承诺只有两个原因：不想守，这是欺骗；守不住，这是失败（起码是当初做出承诺时有误判，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对方的误判）。

　　结婚更是种“公开的承诺”。就算不通知父母和亲友也要在证婚人面前承诺。“公开”很重要，甚至可以说越公开越好，代表双方都是认真的。因为既是公开，就不只是两个人的事，而是意味着接受“社会”（可以是大社会，也可以是小社会）的祝福和监督。这是压力，也是助力，使任何一方想分离时会多一份顾忌或制约。这对双方都好，对孩子更好。

　　我很同意，男欢女爱式的“爱”不能保证白头偕老——人老了，头白了，男的不欢了，女的不爱了，但仍不离弃。终生承诺意味着“真爱”——不是要有收获才愿付出的交易，是不计收获也愿付出的浪漫。没有不需要牺牲的爱，而最关键的牺牲是“自我”。如果双方都不坚持以自己为中心，哪有解决不了的问题。牺牲自我的具体表现是承认自己也可能有错——看错、听错、说错、想错，甚至做错。说白了，这就是真正的慷慨。在这点上，女性对男性有特别的要求，会特别的欣赏。

　　我不是说结婚就一定是终生承诺。事实是，很多婚姻都不是从一而终——有明地里的，也有暗地里的。相反的，不结婚也不代表不从一而终——有些人会对理想、对使命从一而终。我只想说，结婚做出的终生承诺是一个人人可得的幸福之泉：你对对方做出终生承诺，你会有一种奉献的幸福感；对方接受你的终生承诺，你会有一种被宠的幸福感。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关系可以令人同时感到高贵（奉献）和舒服（被宠）？

　　还有一个——生孩子。这也是上天让所有人都可以享有的幸福机会。不能生孩子的是可怜，不想生孩子的是可惜。因为只有生过孩子才真正享受到“无条件的爱”。

　　夫妻间终生承诺的爱因其是双向的、相互的、共同的，才得以完整。但父母对子女的爱完全是单向的。当然，子女以爱还爱是值得赞美、值得欣赏的，但当一个母亲抱着初生婴儿，她一定知道，虽然不一定会去想，这个小东西一定会有一天伤她的心。因为她的爱是不需要回报的，非但不需要积极的回报，甚至可以忍受有意的伤害。伟大就在此。当然，不是所有的父母都是这样伟大，但未曾做过父母的，就没有机会去体验这种至大的爱。没有牺牲的爱不能伟大，追求回报的爱也不可能伟大。

　　有人会说，对人类做了惊天动地的贡献才可称伟大。但有多少人有这样的机会？我有不同的想法：生儿育女就是对人类做了惊天动地的贡献，只是我们没有察觉，没有深究而已。

　　正因这是伟大的事，上天才把“无条件的爱”的体验赏赐给做父母的，并把“为儿女做无条件的奉献”打造为人类的“本性”。试想想，如果没有这本性，眼看世上种种坏人、奸人、蠢人都是由他们的父母生出来的，谁还愿生、敢生？这正是现今许多不愿生孩子的人的写照。他们有很多似是而非的大道理：为了生态、为了资源、为了可持续发展、为了不把孩子带到这个人间地狱的世界，更为了不把这世界弄得更加是人间地狱。这些都是个人至上主义的托词、遁词。

　　我相信，没有人能够否认对人类最重要的事是人类的生存与延续。因此，凡是对人类的生存与延续有正面贡献的是好，有负面影响的是坏。这是绝对真理、唯一原则，是一切伦理道德的基础，再没有其他的了。人类文明史证明，凡是违反人类生存与延续的事物、行为必被人类唾弃，虽然不一定即时发生，但一定会发生。当然，正面贡献与负面影响有大有小，有直接有间接，有互相抵消有互相补充，但归根结底这仍是好坏、善恶的唯一标准。然而，人类的生存与延续的先决条件是人。没有人生孩子，人类就一定灭种。必须不断有人生儿育女，人类才有前途。选择生孩子的、愿意做父母的，岂不就是为人类做出了最伟大的贡献？

　　在这个人人追求个人享受的年代，各种歪理层出不穷，甚至生孩子被说成对地球环境不负责任；这对未生出来的孩子不公平，在自己更是懦弱和愚蠢。我们要对这种想法说“不！”，生儿育女是伟大；能够体验无条件的爱是幸福。

　　加拿大女王大学教授梁鹤年有四个男孩儿——老大有病，不能控制手足，整天撕扯衣服，终身难愈，却热情自信，终成华盛顿州立大学教授，还娶了一个既聪明又漂亮的老婆。老二不聪明，却总是受人尊重，大三就考上医学院，却选择了专门为穷人看病。老三极聪明，在牛津念完博士后在大学任教，是数学和音乐在童年时代帮他克服了骄和躁。老四爱交朋友，但也容易交上损友，四个孩子中，他惹了最多的麻烦。

　　本书是梁鹤年教授的“育子心得”，既有具体的成长故事，又有教育理念的分享，其中不乏独特见解，如：男孩子最重要的品质是纪律，钢琴是培养纪律最好的工具；孩子做家务不宜拿物质奖励，因为家庭并不是社会的缩影，家庭以爱为本，而社会是以利益联系；主动帮助孩子选择“合适的”朋友，可以帮助孩子的性格正面成长；念完书就结婚，不鼓励恋爱成熟而迟迟不婚……在西方社会生活了多年的梁鹤年教授，发现“东方式”的教育其实颇有优越之处。

四 男
有 男 / 老 大 / 老 二 / 老 三 / 老 四 /

家 庭
妈 妈 / 兄 弟 / 媳 妇 / 朋 友 /反 叛 /

教 育
教 育 / 老 师 / 家 教 / 电 视 / 精 英 /

成 长
婴 孩 / 儿 童 / 少 年 / 青 年 / 成 人/

后 记

　　梁鹤年，加拿大女王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学院院长、教授，2009年荣誉退休。1970年毕业于香港大学建筑系，1976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城市规划硕士学位，1982年获剑桥大学土地经济硕士学位，1985年获英国雷丁大学土地开发与管理博士学位。曾在加拿大担任联邦财务部顾问，并创办“国家不动产高级官员论坛”“企业地产高级研修班”“大使论坛”，在加拿大和亚太地区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和学术号召力，于2003年入选《加拿大名人录》。1986年开始回国讲学，在清华大学、同济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高校开设课程，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高级顾问和专家组成员。2002年被国务院授予外国专家最高奖——“国家友谊奖”。著有《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旧概念与新环境》《西方文明的未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