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昕
编辑:卫纯
ISBN:978-7-108-08071-4
出版日期:2025-07-08
定价:¥59.00
自 序
四川省邻水县这个地名,很长时间以来,对我是既熟悉又陌生。说是熟悉,因为我从小被父亲告知,在各种履历表“籍贯”一栏,要填上它,我甚至在看不懂地图、不知它的方位时就已经熟知这个名称;说是陌生,因为我对它没有一点感性认知,直到2007年55岁时,我得知这个县城距离重庆只有一百多公里,才借着参加重庆书展的机会,找了一辆便车去了一趟。
我是在北京出生的,起初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把这里作为我的“籍贯”。我问父亲,这是你的出生地吗?父亲说也不是,他出生在他的伯父、清末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的旧宅里,地点在广州的东园。他说邻水是我祖父的出生地,因而就是我的祖籍。但后来我查了李准自编年谱,得知他说的都不对,我父亲李相崇1914年出生于辛亥革命发生后李准在香港购置的罗便臣道23号寓所,而我祖父李涛1894年出生在我曾祖父李征庸担任知县的广东揭阳县(今揭阳市)县衙内。说起来,邻水只是我曾祖父李征庸和伯祖父李准的出生地。
我们李家本是江宁府(今南京)上元县李家村人,先祖李诣元在康熙年间朝廷拔贡获选为四川顺庆府邻水县教喻,从而落业于邻水龙安镇河堰坝,后迁居邻水柑子镇李家坝,至我曾祖父李征庸是第九世,我伯祖父李准和祖父李涛是第十世。曾祖父有两房夫人,育有两儿两女,年龄相差得十分悬殊。李准1871年出生,比1894年出生的弟弟李涛年长23岁。曾祖父李征庸光绪三年(1877)中进士,钦点刑部贵州司主事,第二年因高祖突然病逝,返乡守孝,本应丁忧三年,但他此间在邻水开矿建厂多家,上了操办实业的瘾,八年乐而忘归。后因遭到乡人嫉妒,才返京候命,1887年获选广东河源县(今河源市)知县。此后他将一家人带出了邻水,本人再也不曾回乡。他在广东各地任职,在河源、香山、揭阳、南海等地当过知县,全家人也跟着他四处迁徙。他去世前两年曾被授三品卿衔,任四川矿物商务大臣,准予专折奏事,但他在此任上也没有到过邻水,甚至是否回过四川,都很难说。他1901年病逝于广州,停灵于广州郊外,灵柩直到1905年才被李准护送归葬故里。至于李准,因为就在这一年署理广东水师提督,也便带着家人(包括我祖父一家)长居广州,辛亥后虽是挂冠而去,却也是定居香港和天津,再没有机会重回四川的。
所以2007年我回邻水寻根,发现五服内的族人,与我同曾祖的已经没有了,同高祖的都不认识、无联系。这些族人带我祭拜了高祖墓,参观了曾祖父当年开设学堂的破旧砖瓦房。族人们很以我曾祖父、伯祖父为荣,因为这是当地李家走出的两位高官,特别是李准,在保卫南海问题上还为国家做出过重要贡献。他们说,当地正在打造李准文化品牌,把他和广安地区(邻水县属于广安地区)的另外两位名人一起宣传,我问另外两位名人是谁,他们回答说是邓小平和双枪老太婆。我听了很有一些惊讶。
其实也不能说李征庸在邻水绝对没有后人。1887年,有人在山上竹林中捡到一个弃婴交给李准母亲抚养,取名李澂,人称“竹林君”。此时李征庸在外任职不知此事,孩子是夫人私自收养的。不想这孩子生性顽劣,不成器,李准母亲伤透脑筋,总是担心自己教养失职犯了大错。几年后,在她去世之前,把李准叫到面前,嘱咐李准一定要把他调教成才,方才闭眼。此后这位“竹林君”也长期跟随李准,他比我祖父李涛大七岁,根据李家大排行,李准称他七弟,称我祖父八弟,待他亦如手足。1901—1902年,李准曾请在广州番禺中了案首的汪兆铭来给自家的孩子做家教,学生有多人,包括李准的长子李相枚和八弟李涛,也有李澂。1903年汪兆铭赴日本留学,当时李澂16岁,李准把他托付给汪兆铭带到日本。谁知此人一身恶习不改,到了日本即退学,成了流民,李准千呼百唤而不归。直到两年后派人将其送回国内,关在铁屋中。为“收其野心”,李准为其娶妻,后令其返回邻水定居。
李准对这个收养而来的弟弟没有出息深感自责,他在回忆录中多次感叹:“陷此弟于不肖,我之过也。”当然他也不能信任此人。李澂在邻水,但李准从不提起他。李征庸当年在邻水办实业,是有家族企业的,这些企业由李准继承,但李准宁可托几位侄子管理,也不找李澂。但侄子们也不得力,不过是享受李家企业带来的利益罢了。李准晚年,生活贫困,需要老家经济支持,但这些子侄竟然不肯援手,他在回忆录里多次慨叹:“家中款项亦难接济,屡电催之,亦不应。”“自宅子侄均不可恃。”“川中仍不来一钱,穷困达于极点。”至于李澂,其人回乡后即成为恶霸地主,1951年在土改中被镇压。据了解,李氏族人对其人之死并无惋惜和同情。令人遗憾的倒是历史上曾经为邻水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李征庸,因与其有养父子关系,土改时被殃及。李征庸的灵柩被挖地三尺刨出,遗体被弃置乡野,可叹。
虽然李准终其一生未能回乡,但我祖父李涛确是动过回邻水养老的念头的。他在天津一直仰仗李准,本人没做过什么官,不过是天津市政府的文秘,工资低微,而他花钱大手大脚,总要依赖李准接济。李涛也有两房夫人,正房是我祖母,姓周,是曾任晚清两广总督和两江总督的周馥的七孙女,两人于1912年在青岛结婚,生下我父亲李相崇和二叔李相璟,又于1916年纳妾卢氏,生下我的三叔李相尹和四叔李相博。祖父一家长期跟随李准生活,四个儿子的名字都是李准取的。在望子成龙观念下,李准选了四个古代贤相(即姚崇、宋璟、伊尹、文彦博)的名字为他们命名,这也和他自己的名字相对应,因为李准的“准”字来源于寇准。李准在世时,一直是家庭的大家长,万事由他说了算。
李准去世后,李涛失去依靠,坐食山空。1946年,他52岁,要考虑养老了,因为天津消费高,他觉得回乡安居才是上策。但我祖母周氏不同意。祖父在自己的一妻一妾中,历来宠幸卢氏而疏远周氏,此时便决定带着卢氏及其两个儿子,即我的三叔和四叔一同回乡。到底是破落的旧贵族家庭,又变卖了房产,攒够了在农村一辈子吃喝的银钱,他们携带了16只大箱子,千里迢迢回到邻水,颇有衣锦还乡的味道。谁想到,乡间族人眼红之下,将他们带去的财物抢劫一空。做这事的,就是那些李准抱怨的子侄辈人物,据悉李澂也是指使和参与者之一。
祖父自此被驱离邻水,带着一家人流落重庆。他懂英文,曾从香港圣约翰中学毕业,在香港大学也读过一年书,有些文化,很快找到一家中学教书。这样混了两年。待三叔李相尹在黑龙江鹤岗市一间煤矿入职,就把他和一家人都接到鹤岗。新中国成立初期,划定阶级成分时,考虑到他家产被抢后一贫如洗的状况,将他这个旧官僚、破落贵族家庭的公子哥定为“城市贫民”,倒也算因祸得福。他此后在政治上没有挨过整,也没有再享到什么福,1954年因病逝于鹤岗。
祖父离开家乡后,一直到2007年我回乡寻根,60年中,李氏家族中李征庸一脉,再没有人踏足过邻水。邻水对我们这些李家后人,变得极其遥远了。但需要承认,它终归是家族的根脉所在,而李准是其中的核心人物。因为我的祖父、父亲,都是李准抚养长大成人的(曾祖父去世时,祖父才七岁)。我父亲一家直到1936年李准逝世,始终寄居于李准的大家庭内,父亲直到高中毕业的学费,都是李准出资。可以说,李准对我父亲的影响,超过祖父。当然,50年代以后,在阶级论至上的年代,父亲和我们一家对于出身在李准这个封建官僚家庭,是需要表态划清界限的。特别是李准作为前清军队高官,曾多次参与镇压“民变”,其中包括同盟会领导的黄花岗起义,被认为是“双手沾满革命者鲜血的刽子手”。这样的家庭“黑历史”令父亲和我们都抬不起头,羞于提起。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后,南海主权问题因为中越西沙之战而升温,李准巡视西沙保卫海疆的事迹又被报刊广为宣传,特别是近些年来他还被誉为“百年来维护南海主权第一人”,父亲和我们作为李准后人,又似乎与有荣焉。总之,无论是褒是贬,李准在我们李家被关注的位置,无可取代。
因此,今天我编选《百年家事》,便是以李准的故事为中心,向上、向下延展。有关李准的文章三篇,前面是关于曾祖父的两篇,后面是关于祖母的一篇,关于父亲的一篇,关于我本人的两篇。每篇文章都是人物侧写,只写人物一个方面或一个阶段的故事。所选的故事,都有一定代表性。我以为,这些文章连缀起来,大体上把邻水李家百年来的经历勾勒出一条线索。遗憾的是关于我祖父着墨不多,只在《我的祖母》一文少有涉及,还有写李准辛亥起义时,提到年仅17岁的他三次被派往香港和同盟会胡汉民谈判(其实说开了,是李准以他作为人质,以表弃暗投明决心),我觉得那是他人生的高光时刻。但是,因为我找不到更多的史料,难以下笔再写什么。当然,我还知道他因为曾在香港读书,很洋派,会跳国标交谊舞,20世纪20年代,就可以在舞厅拉场子、做教练;他也很传统,能和李准一样演练书法,当京剧票友。他京胡拉得不错,是可以上台给张君秋、金月梅等名角伴奏的。这些都是我从别处了解到的。父亲轻易不会谈到他。我没有见过他,甚至没有看过他的照片。直到最近,我才从四叔的儿子、我的堂弟李放那里找来他的一张半身照,一看吓了一跳:他的相貌与我父亲酷肖,父亲简直就是他的克隆版!但是父亲在感情上似乎排斥他,家庭相册中连他的照片都未保留,这是因为,他1946年遗弃了我祖母。父亲坚定地站在祖母一边,和祖母、二叔一起,与他几乎算是脱离了关系,多年不通音问。50年代中期他去世时三叔曾告知消息,但父亲甚至都没有前往鹤岗奔丧。我想,既然父亲与他如此疏远,那么对他的专文,我只能付之阙如了。
关于这本书,有几点我需要特别说明:
首先,这本书并不是我的家族史,即使对于邻水李家中李征庸后人这一支脉来说,它也是极不完整的。我只是写了这个家族中四代人的几位代表人物,而这个家族的后人,据我了解,现在总有上百人吧。其中不少人各有成就,值得被真正的家族史记录。而我这本书作为“史”,广度和深度都不够,所以我只把这本书叫做家庭纪实文章集。
其次,我无意为家族的前辈树碑立传、歌功颂德。我只想纪实,纪实的基本要求是客观、真实。不仅要不虚构、不浮夸、不矫饰,而且要不为尊者讳。我尊敬自己的前辈,但也需实事求是。我家前辈李征庸、李准,都是功过相兼的历史人物。尽管李征庸曾被孙中山认为有维新思想,在戊戌政变时本能地倾向于主张变法的改良派,尽管李准在辛亥年洞察时局,最终率兵反正起义,使广州未废一枪一弹实现和平光复,但这父子俩终究都是清廷的忠臣,李征庸也参与过镇压1895年同盟会领导的广州起义,李准在这方面更是不遗余力。一直到1935和1936年,他还两次到长春觐见已然当了“满洲国”皇帝的溥仪。虽然溥仪留他在长春做官,他以年老体衰婉辞,守住了不当汉奸的底线,但此事终归表明,他对前清的旧君主是有几分愚忠的。这些事实显示李征庸和李准的另一侧面,说明任何人都不可能超越自己的时代,纪实性作品,只有把这些和盘托出,才可以准确地反映出一个人身上的时代烙印。同样,书中写祖母、父亲和我本人,我们生活在当代社会的特定阶段,身上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在每个阶段的规定性和局限性。我想,家庭是奔腾的时代激流中的一朵浪花,它可以出折射时代的晴与阴,光和影。如果本书中的四代人,他们的经历和性格,正好可以透视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下半叶这100年的时代变迁,那么,我的写作目的就达到了。
再次,这本书不是我的专著,没有经过整体策划,它只是我的家庭纪实文章的结集。由于各篇文章当初都是独立写作、独立发表,需要照顾文章自身叙事的完整性,所以编辑在一起时,涉及李征庸、李准的,乃至我父亲的个别故事时,细节或有少许重复。这一点希望读者谅解。
地址:中国北京美术馆东街22号 100010 | 电话:8610-64001122
Copyright © 2013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All rights Reserved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版权所有 | 技术支持:云章科技
ICP备 案 号:京ICP备12011204号-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