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柏琳
编辑:卫纯
ISBN:978-7-108-08351-7
出版日期:2026-07-30
定价:¥68.00
三重撕裂感:活在真实之中
我们的时代渴望信念,它为缺乏真理而遭受折磨。
——维萨里昂·别林斯基,1943年
文学的现场离我越来越远。对此,我并不遗憾,反而很坦然。说这样的话,怕是有非议,却绝非自许清高,而是愈加深切认识到自己的局限。人会说谎,文学妙笔生花,亦可巧言令色,描绘的场景,讲述的故事,阐发的道理,假作真时真亦假,如堕五里雾中,虚实难辨。年岁渐长,我似乎无法再忍受任何意义上的虚假,或者表里不一,或者冠冕堂皇,或者道貌岸然,或者振振有词。
Living in truth,活在真实之中,捷克总统、剧作家瓦茨拉夫·哈维尔的这句话,是我生命中最想遵从的信念。人是自由的,有时候很有力量,有时候又很软弱,因为无知,因为无奈,因为无明。十二年前,我是一个菜鸟文学记者,得前辈栽培,运气实在好,又赶上纸媒副刊黄金时代的末班车,在短短几年里,得到和国内外大量优秀作家面对面访谈的机会。我是个执拗的人,能力实在有限,却也心比天高,非常拒绝用新闻快餐式的方法切入文学。我想做深度对话,想溢出文学,打破边界,多管闲事,进入现实,深入本质。换言之,既要经验,又要超验。我实在是贪得无厌了。
做了几年文学记者,很快不满足,虽然还是学艺不精,但已经迫不及待要看更大的世界。从此离开了文化媒体行业,成了自由写作者,亦步亦趋摸索着,想成为拥有陈寅恪先生所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个中辛苦,难以尽述,却无悔意。我扔掉过往所有,扎进巴尔干半岛亦正亦邪的世界,一心一意做起东南欧历史文化的研究,然而,我发现自己从未离开过文学。
从2017年往后,上天好似赐我魔法,让我左眼看文学,右眼看世界。我一边做着“世界的水手”,写着巴尔干半岛的历史与文化;一边又做着文学记者的老本行,继续访谈国内外的作家。当然,我变得更难缠,选择和谁谈,不和谁谈,也变得更加任性。一次谈得不好,要么反复追加问题,要么干脆推倒重来,反正你也累,我也累,吃力不讨好。对话无关轻盈,作家于是说不出那种在松弛状态下才能迸发的“金句”,又或者,类似《巴黎评论·作家访谈》里的“你的写作习惯是怎样的?你为什么要站着写作?你写作时听什么音乐?”这种看似轻松的问题,我恐怕永远不关心。
我自然有关心的问题,并且觉得迫切,因而也对自己的“沉重”甘之如饴。旁观文学场的这些年,让我如鲠在喉的问题,始终是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文学可以介入现实吗?应该介入吗?如何介入?又可能产生怎样毁誉参半的影响?聆听了那么多作家的公共表达,阅读了那么些当代文学作品,我依然对这个问题无知。
在此,我无意做任何关于“文学”与“现实”的概念辨析和学术考据,而只从我的日常经验和感受出发,恳切地发问:文学是否应该具有现实感?现实感,而非现实,因此是一种对“真”的感觉,自然是主观的。我却认为,这主观的感觉,可能是进入文学生活的奥秘。
对于这个问题,我有三重撕裂感。第一重,在于“文过饰非”。几年前,中文世界有本现象级的小说,中国台湾女作家林奕含所著的《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作家用极具自毁性的文字书写,揭露了文学(艺术)与道德之间的深刻裂痕。书中的李国华拥有极高的文学素养,对经典信手拈来,可他却利用文学的优美去粉饰暴行,把强奸修辞化。这种美学高度与道德沦丧的并存,是对“艺术即真善美”的信仰的毁灭性打击。林奕含反复考问一个命题:“如果艺术可以含有巧言令色的成分,那它还是艺术吗?”
我对这个命题保持沉默,因为我不知道。艺术家的艺术造诣和私德之间的分裂,早就是老生常谈的痛点,但似乎这些年互联网世界的声音变得越发严苛,对此我没有能力介入。但我关心的是——如果文学(艺术)能被坏人利用来作恶,能让受害者在幻觉中沉沦,让观者在欣赏艺术之美时忽略代价,那么,艺术究竟是通往现实的桥梁,还是逃避现实的避难所呢?用德国哲学家阿多诺的话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似乎永远无解。文学(艺术)是否具有一种“结构性的不真诚”?
第二重撕裂感,更像是一种迷惘。我要提到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因为他对我影响非常深。伯林是个俄国通,对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别林斯基等俄国文学巨人的观念性研究让我信服。在一篇名为《艺术的责任:一份俄国遗产》的著名文章里,伯林在对俄国艺术实践的阐述中直面“为艺术而艺术”这个巨大的思想陷阱。诚然,这个问题的本质,同样在于文学(艺术)和现实的关系。
“为艺术而艺术”,起源于19世纪法国的艺术与文学界。最初这一思想由法国作家戈蒂耶所倡导,是唯美主义的运动口号,强调艺术应脱离道德与社会功用,专注于美本身。“为艺术而艺术”观念的扩散,自然和当时的欧洲社会环境相关,用伯林的话来说:“它是作为艺术家的一种反抗而诞生的,反抗强迫他去为某个他觉得格格不入的、束缚人的或可耻的无关目的服务。”这种观念在20世纪不断发酵,并用来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实证主义等所拥护的思想。
这种观念是对以歌德和席勒为代表的德国古典美学的继承,它的哲学基础来自康德的宣言,“非功利性是一切终极价值(真理、正义、美等等)的条件”。然而,“为艺术而艺术”的初衷,如伯林所看到的那样,并不在于后人对于抽象、形式本身的迷恋,“艺术的作用因此成了治疗——重塑完整的人……即视艺术为‘塑造’(bildung)——完整人格的塑造”。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为艺术而艺术”可以重塑人格,难道不是一种对现实的改造吗?我们现今所说的现实,是否仅仅指向社会现实?并且,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为艺术而艺术”的发展渐渐忽略了重塑人格的初衷,乃至可以包含道德灰色地带(甚或败坏)的元素?
我很担心自己这么说会被当成“文学卫道士”,因为我绝无此意,文学(艺术)当以内心自由为前提,且若孜孜以求于“改造社会”,怕是事与愿违。每当我的耳边响起已逝的德国当代文学巨匠马丁·瓦尔泽对我说的一句话,“只有坏小说才想着去改良社会呢”,我就会陷入不安。
从观察者、对话者、写作者的三重身份出发,我总在寻找治疗不安的良方,这就来到了第三重撕裂,也是文章开头所说:文学(艺术)是否应该具有现实感?伯林在《现实感》这篇文章中讨论了这一无法回避的概念。狡猾如伯林,不会给出斩钉截铁的定义,而是以其标志性的云山雾罩,从洋洋洒洒的例证中,描绘出何谓“现实感”:是一种“洞察力”,“对组成个人和社会生活的各种不可胜数的、极细微因素的一种近乎本能的整合,其中运用了各种技巧——观察力、实际知识,最重要的是经验——我们所讲的时机感、对人的需要和接受力的敏感……简言之,就是人的一种智慧,管理自身生活或使手段符合目标的能力”,“一种即兴发挥,即时应付,能够估量形势,知道何时行动、何时静候的因素”。总之,现实感是一种卓越的感觉,使人能够“感知事物如其所是,而非如其应是”,这是一种对历史情境的敏锐把握,能够在纷繁现象中辨识出真正的问题。
有趣的是,伯林看到,优秀的小说家经常比别的专家更具有现实感,托尔斯泰、卡夫卡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总是能够潜入地表,看到不明显却更为本质和普遍深入的特性,或曰生活的奥秘、人性的秘密,而它们总是与情感和行动水乳交融。于是我想,这不就是我在读了那么多文学作品后,想要洞悉的“魔法”吗?
作为一个普通读者,面对当代中国文学现状,我不敢说失望(否定总是容易的,而建设却很难),但我感到,文学实践正在迅速地“失真”,即失去现实感。一方面,消费主义文化的全面渗透、互联网算法的无孔不入、AI时代到来的措手不及,正从根本上改变所有人理解现实的方式;另一方面,传统的消逝、“五四”之后“文化大断裂”的发生、现实主义的式微、现代主义的扩展、自我表达作为一种全球性文化现象的兴起、“上帝”的死亡、“后真相时代”的到来……凡此种种,似乎写作者的历史感和信念感正在前所未有地流失。当然,你也可以说,这已经不是重要的问题。
在这种双重挤压下,作家与时代的关系变得暧昧,读者对文学的期待变得局限,而文学本身,与现实感渐行渐远。由此,我尝试做一点“重塑现实感”的徒劳努力。眼前这本对话录,以代际为界,从20世纪30年代生人,至“80后”,涵盖半个世纪的跨度,汇集了与李陀、景凯旋、金宇澄等九位当代中国作家和学者的深度对话,试图寻找新的锚点,重新梳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关系,厘清传统文化和全球化的潜在影响,在对思想的摸索中重新定义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九场对话,并不是九场文学闲谈,而是九次“上下求索”的或许并不成功的文学尝试。这九个人,路径不同,观点相左,却也共同构建了半个世纪的文学精神资源。他们对文学的实践和理解,是否具有这个时代的现实感呢?我想请你来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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