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七八年前，我开始系统地阅读杜甫的 1400多首（篇）诗文。
　　一般来说，读诗的人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欣赏者，追求的是感受诗中的情感与美，增进自己的人文素养；二是学诗者，热衷的是在经典诗词中寻找范本，学习作诗的方法和技巧；三是研究者，重在从史、论的角度去探究诗歌的源流、体裁、风格、流派以及作者的生平与时代。尽管这三种类型的读者读诗的目的、角度和方法不同，但他们大多是站在受众的角度，以一种“回头看”的视角去读诗的。而我读诗的时候，却有更大的企图心，希望从读者的角度跳出来，站在作者的立场上，以一种“向前看”的视角体察诗人的创作心理，看清楚一首诗到底是如何诞生的。十多年前，我就是用这种视角，从上自魏晋，下迄现代一千七百余年的历史中随机选取 200多首诗进行研读，写了 200篇小短文辑为一册，题为《诗家心法》。这本小册子非常粗浅，羞于示人，只在少数几位学友中流转，但它对于我提高古诗词的解读能力却大有裨益。
　　我在读杜诗的时候，也是以这种视角，尽可能移情于杜甫，在诵读诗句、赏析诗意的基础上，尝试去体验他在创作某首诗时所处的特定情境，尽可能地感受那些掩藏在诗句“背后的东西”。
　　始料未及的是，这样读着读着，我突然从这些诗文中看到一个与人们固有认知截然不同的杜甫，内心受到极大震动。随着阅读的深入，这个“不一样的杜甫”，形象越来越清晰、越来越亲切、越来越生动，要把他写出来的冲动越来越强烈，终于在 2020年封闭在家的那段时间开始动笔。
　　对于我所看到的杜甫到底如何“不一样”，在这部书中有完整的考证和呈现，这里不再赘述。我想强调的是，杜甫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争议的一位诗人，千余年来，推崇他的人将其捧上“圣坛”，毁损他的人将其贬得一无是处，直到当代这种争议也不曾停止。人们对于杜甫的评价之所以出现如此巨大的分歧，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时隔久远，加之道听途说、臆测编造，使其真实生平事迹大部分湮没于历史的烟尘里；二是无论毁誉，历史上关于杜甫的评价都是高度政治化、脸谱化的，使本已失真的杜甫形象更加扭曲。所以当你去读现有的杜甫传记，会感到他的一生充斥着无法解释的矛盾；当你去读千余年来关于杜诗的注释，会发现其中有太多牵强附会、含糊其辞的地方。正因为如此，今年《三联生活周刊》在做《杜甫地理——纪实的诗圣》时，记者才会询问哈佛大学东亚系中国文学教授田晓菲，如何剥离杜甫身上的光环和遮蔽，去接近真实的杜甫及其诗歌。田晓菲的回答是：“读杜诗全集，回归杜诗本身。读杜诗全集，遮蔽就不存在了。”此语切中肯綮。其实，三百多年前，《杜诗详注》的作者仇兆鳌就说过类似的话：“夫不信亲著之诗章，而信后人之记载；不信子孙之行述，而信史氏之传闻，其亦昧于权衡深择矣。”可见，为此感到困惑的，远不止今人，古人亦认为必须从杜甫“亲著之诗章”中去了解杜甫。今天，我们看到的“不一样的杜甫”，正是回归杜甫本身，读杜诗全集的结果。尽力还原一个真实的、本色的杜甫，矫正高度政治化带来的扭曲，同时揭开各种遮蔽之下的失真，可能是我们能够给予这位中国最伟大诗人最大的公正。
　　当然，恢复杜甫的本来面目还具有深刻的当代意义。目前，人们在追溯中国传统文化时，隐然出现了一股“杜甫热”，关于杜甫的讲述、解读和呈现，以学术、文学、影视、绘画、舞蹈、景点等各种形式、各种载体涌现，显示出杜甫巨大的历史文化魅力。但是，作为过去对杜甫认知高度政治化的反动，人们企图把他从“诗圣”的光环中解脱出来，往往有意无意地回避杜甫对现实的关怀，而凸显其生活化、情趣化、个性化的一面。其实，这种倾向对杜甫同样是不公允的。认识杜甫、把握杜甫、理解杜甫，要切身体会他心中对于时代的“大悲悯”。杜甫所处的时代，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期，更是中国古代社会千年大变革的转型期，当时的中国，以官僚体系为基础的政治体制、以土地政策为基础的经济制度、以儒家经学为基础的文化思想以及整个社会形态都在酝酿着剧烈的变革，两宋重文轻武的国策、土地自由买卖的政策、注重义理的儒学和流动性更大的平民社会，都是在这个时期经历了历史的阵痛、苦难甚至浩劫之后才出现的。杜甫的忧患和痛苦，杜甫的挫折和困顿，承载的是时代、国家、民族和千千万万个家庭的愿望和命运，令他伟大和不朽的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苦难，也不仅仅是他杰出的诗篇，而是他的苦难和诗篇中蕴含的情怀。忽视了这一点，我们将失去杜甫的灵魂。同时，我们还应看到杜甫身上的“大智慧”，他是诗人，也是儒家，他至情至性，对这个世界抱有巨大的善意和真诚，对人生的苦难极为清醒。他是官员，也是祖宗的后代、妻子的丈夫、儿女的父亲，他极具责任感，富有极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极为执着和坚韧，他的人生态度，完全是性情、责任、才华、理想和历练淬炼而成的，既有不变的信条，又不乏爱的温情；既超凡脱俗，又脚踏实地。最难能可贵的是，杜甫毕其一生，始终做到了个人性情、家庭责任和政治抱负的平衡，即便是在时代巨变、社会动荡和战乱频仍的惊涛骇浪中，也能保证人生之舟不偏航、不失重、不倾覆。这或许是当下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候，杜甫赋予我们最大的启示和意义。
　　在此书的写作过程中，我感觉自己与杜甫走得越来越近，最后仿佛走进了他的思想和情感深处，心中蓦然响起这么一句话：千余年古今知己，三不朽翻案文章。也许，唯有如此，我这个卑微的后学，才有资格穿越时空向这位伟大的诗人致敬。
　　杜甫的诗，的确具有感人肺腑的力量，不知为何，它们常常令我想起已经故去的父亲，内心涌起无以言表的悸动。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杜甫来到了湖南，在杜甫笔下，我的家乡美丽、淳朴、热情、富有生机，尤其是湘江，明净而神秘，一次又一次打动着我，于是心中萌生一个愿望：待书脱稿后，一定要去湘江看看杜甫描写过的地方。
　　2025年 5月上旬，我约了几位朋友，利用假期带着一艘充气皮划艇，从耒阳杜甫墓出发，沿湘江漂流而下，历时十一天，水路兼程近九百里，抵达平江杜甫墓。一路上，我们寻访杜甫到过的每一个地方。尽管过去了一千二百多年，尽管湘江因修了数道大坝水位抬升，但杜甫诗句描绘的景象仍然依稀可见，哪里有一处沙洲，哪里有一块石壁，哪里会水流转向，哪里会江风骤起，哪里有险滩激流，甚至哪里有荇草和游鱼，都与杜甫的诗句一一暗合，仿佛我们就是坐在杜甫的船上航行一样。杜甫诗中提到的方田驿、赤石村、晚洲、花石戍、空灵岸、凿石浦、江阁、铜官渚、乔口、鸭栏驿、白马滩、青草湖，今天依旧保留着古名；而衡山文庙、湘夫人祠、白沙驿等处虽然不见其踪，但经人指引，依旧能找到旧址。即便两岸修了公路，村舍俨然，但弃舟登岸，只见农户门院洞开，却不闻人声，那种宁静，好像还停留在杜甫杖藜在此处行走的时光里。一千多年来，这里最大的变化恐怕要算岸边的树木，杜甫诗中提及的枫林是一棵也没有了。湘江漂流，使我更加确信杜甫的船一定是那个时代最好的帆船，根据他的诗句比算行程，这艘帆船逆流而上的时速可能达到二十里，居然比我们的皮划艇四支桨加电动螺旋桨顺流而下的速度还要快近一倍。
　　如果不经实地体验，我恐怕想不到杜甫对当代中国的影响到底有多深。湘江上下，包括上游的耒水，下游的汨罗江、洞庭湖，以及洞庭湖口的城陵矶和鸭栏驿，杜甫所到之处，都留有大量的遗迹、名胜和纪念场所。耒阳县分布有杜甫墓、杜甫公园和杜甫码头。花石村的崖石上矗立着杜甫草堂，它是二十多年前由刘芝兰老太太用一生的积蓄个人修建的。晚洲的千年古樟树干已空，但枝叶繁茂，累累如冠，传说杜甫当年曾系舟于此。株洲古凿石浦处新建了规模不俗的杜甫草堂，资福寺内竖立着社会贤达捐建的杜甫像石碑。长沙市内湘江东岸杜甫江阁前人头攒动；铜官渚的小巷里陈列着杜甫的船的硕大模型，传说杜甫曾在此“守风”；乔口镇上每个角落都有杜甫的印记，杜甫亭、杜甫客栈、杜甫码头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融为一体，“三贤祠”祭祀着屈原、贾谊和杜甫，他们为湖湘文化植入了深沉而苍凉的历史基因。岳阳楼前怀甫亭静静地俯瞰洞庭波光，它建于上世纪 60年代杜甫被列入世界文化名人之际；平江杜甫墓正在全面整修，其规制与格局令人肃然，人们介绍杜甫祠的墙上还保留着唐代古砖，唐代石柱础散发出古拙、浑朴的气息。至于书写和镌刻杜甫诗句的楹联、摩崖、石碑、亭廊，更是随处可见、数不胜数。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湘江两岸的人，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无论男女老幼，从事什么职业，都知道杜甫，都熟悉当地流传的杜甫故事。每次问路，只要一提杜甫，他们都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孩子们能即兴背诵杜甫的诗句。在乡镇街道的麻将桌旁，在县城深巷的餐馆里，在衡山文史专家的客厅内，在南岳山麓朋友的枇杷树下，在兴马洲民宿的庭院中，在平江杜甫墓的祠堂边，我们与这里的人围坐一起，谈论杜甫，许多人居然能立即找来地方史料，引经据典地讲述杜甫在当地的行迹。对于花石村的人来说，杜甫已经化为一个唤作“杜甫老爷”，能送财赐福的地方神，村民说：求啥保啥，灵验得很。
　　第十一天，我们来到漂流行程的最后一站——城陵矶，杜甫当年就是从这里进入湖南的。站立在城陵矶新建的客运码头上，眺望远处三江汇流的开阔水面，我们仿佛看到杜甫的船正映着夕阳从天际扬帆驶来，在湖南历史文化、精神世界和社会心理上留下深深的印记。湘江十一日，写了十一首五律记录行程，题为《从杜甫墓到杜甫墓——与唐兵兵、崔谦牧等友人湘江漂流十一日》，这里就摘录其中第十一首作为本序的结束语吧。
　　甫也从兹去，征帆下楚南。凭栏天正远，极目水虚涵。更向鸭栏驿，来寻白马潭。江湖多变道，皓首古今谈。

　　2025年11月于北京南磨房书斋

读《杜甫的船》见鲜活诗魂：一舟载岁月 诗圣归人间

称颂杜甫的伟大，不需要把他塑造成穷人（文 | 李昕）

我们终于读懂了不一样的杜甫（文 | 王小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