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概念史研究(第三辑)

作者: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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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978-7-108-05695-5

出版日期:2017-04-24

定价:¥59.00

编辑推荐:
  “概念史”是一种基于普遍观念来撰述历史的方式。从概念史的角度看,概念由词语表出,但比词语含有更广泛的意义;一定的社会、政治经验和意义积淀于特定的词语并被表征出来后,该词语便成为概念。概念史关注文本的语言和结构,通过对历史上主导概念的研究来揭示该时代的特征。

序言:

序:重审中国“近代”
孙 江


  希罗多德(Herodotus)在《历史》一书开篇劈头写道:“在这里发表出来的,乃是哈利卡尔那索斯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他所以要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如果以今人的眼光看,文中的“历史”当指“功业”(γενóμενα),而非“研究成果”(ιστορια/ historia),然而结果恰恰相反。循此,我们不难理解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为什么会扬文学而抑史学了。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写道:“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希罗多德的著作可以改写为韵文,但仍是一种历史,有没有韵律都一样;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地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历史与文学(诗学)的区隔不在于文体,而在于前者解释已发,后者书写未发;前者追求特殊性,后者带有普遍性。其时,相对于诗学,“历史”一词尚未普及,希罗多德《历史》中仅出现过20次,柏拉图只提到4次,亚里士多德最多,也不过24次。
  18世纪前,“历史”作为一种知识体系指向过去,恰如汉语里昨天的昨天是前天一样,“前”指向过去,当下的意义是由过去赋予的,过去(antiquus)是否定现在(modernus)的依据。18世纪后,“历史”发生了根本转向——“进步”成为其孪生兄弟,从此“历史”不仅涵盖过去,还朝向未来,正如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所言,“历史”是过去的经验空间和未来的期待视野相结合的产物。
  距此一个世纪后,即19世纪中叶,中国人真正经验了这种“近代历史”。1870年,出使欧洲归来的清朝外交官志刚,在船驶入近海时,遥望中国大陆,在日记中写道:“尔谓中国为在中央乎?则大地悬于太空,何处非中?谓在中间乎?则万国相依,皆有中间。谓在中心乎?则国在地面。中国者,非形势居处之谓也。我中国自伏羲画卦已(以)来,尧舜禹文武周公孔孟所传,以至于今四千年,皆中道也。(中略)则所谓中国者,固由历圣相传中道之国也。而后凡有国者,不得争此中矣。”在此,中国不再是“中央之国”,而是伏羲画卦以来的“中道之国”。空间意义从“中国”脱落,“中国”被转化为一以贯之的时间概念。然而,这个时间已非过去的经验所能独占的。1873年,李鸿章在一则奏章中写道:“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欧风挟着美雨,如不速之客,不请自来,过去的经验无法解释当下,中国处在“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之中。
  19世纪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转型期,它承袭了既往的余韵,开启了其后的型式。回看欧洲,在群星璀璨的“年鉴学派”那里,历史学家们之所以盘桓于中世纪晚期而耕耘不辍,盖源于对“近代”的怀疑,何以作为单数的近代得以从中世纪生发,其他可能性因此而隐没无闻?同样,中国近代的已然和盖然也隐藏在19世纪前后的历史——事件之中,这些值得深描细究。
  事实与事件大相径庭,前者是“人类的功业”,如刮风下雨,不针对具体的人,后者有指向性。德塞都(Michel de Certeau)认为事件不能完全客观化,因为对于观察者来说,事件本质上是纳入理解者的理解行为之中的,事件是对于某(些)人的事件,其意义伴随观察者所在的意义世界而变动。后现代文学批评家保罗·德曼(Paul de Man)甚至激进地认为:“历史不是进步或倒退,而是一种事件(event),一种出现(occurrence),当‘权力’‘斗争’等词突然浮现时,就存在历史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在发生(happen)的瞬间,就存在所谓出现、所谓事件。因此,历史不是时间序列的概念,仅仅是从认知语言中突然出现的‘权力’话语。”
  谈事件,不能不说社会史。社会史如一根橡皮筋,其弹性足以使之涵盖几个不同的领域。社会史是从批判19世纪实证主义史学中产生出来的。实证主义史学执着于官方史料,认为可以用客观方法即经验方法直接观察事实,这回应了正在成长中的近代国家对历史的需求。20世纪20年代后,随着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心理学、地理学、人类学等进入史家的“调查研究”中,“年鉴学派”与时俱进,从《社会经济史年鉴》(1929年)到《年鉴——经济、社会、文明》(1946年),再到《年鉴——历史、社会科学》(1994年),刊名的变更反映了问题意识的变化,“二战”的悲剧让人们重新思考何谓近代文明,“语言学的转向”让历史成为社会科学的田野。
  语言不仅是传达意义的工具,还有作为语言的功能意义,人的思考是由语言所决定的。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如是说。就历史/事件而言,调查研究的成果是表象行为的产物,是被再构的事实,论者只能借此寻找事实。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话语”(discourse)业已被滥用了,所谓话语就是借助语言表现内涵事件的张力。福柯自称历史学家,却给作为“功业”的历史宣判了死刑。1989年,夏蒂埃(Roger Chartier)在《作为表象的世界》长文中,严厉地批判了过往“年鉴学派”的社会史实践,提倡打破结构的历史叙述,“在形成社会的各种结合和对立关系中,寻找切入口”。与“年鉴学派”主要人物有交集的日本法国史学者二宫宏之则说:“社会史概念是作为反对僵化的武器来使用的,不是自我限定的概念,而是逸出(はみ出し)的概念。”社会史本来就具有自我内省的批判精神,对历史的观察不仅要摆脱“东方学”(orientalism)的掣肘,还应该从普遍性转向地方性,从抽象的概念世界转向日常生活的世界。
  历史认识论的转向对理解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至关重要。西美尔(Georg Simmel)有道:“秘密,赋予与公开世界相并列的第二世界(einer zweiten Welt)以可能性,同时公开世界亦受到第二世界所具有的可能性的深深的影响。”粗言之,倘若中国存在两个“社会”的话,一个社会如宗族、行会及其派生物,是所谓的第一世界;一个社会如江湖、会党等,乃是第二世界。一百多年来,中国的第二世界被等同于“秘密社会”(secret societies),污名化的语言表现——话语不仅反复进行能指的游戏再生产,还妨碍了对第一世界和由媒体、资本形成的新世界的把捉。
  社会的近代转型未必触动人心。在《文明的进程》(1939年)这部拓荒之作中,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强调要理解社会向近代的变迁,不变的“心性”是一个切入口。埃利亚斯曾转述费弗尔(Lucien Febvre)讲过的一则故事。话说有一天早晨,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在位时间1515—1547年)从情妇家中出来,坐上马车准备回宫,途中听到远处教堂的钟声,内心为之一动,急令马夫调转方向,驱车前往教堂祈祷。弗朗索瓦一世昨夜的行为和今早的举止之间的分裂关乎“灵与肉”,如果在传统史家那里,一定会从道德统一性角度解释称国王听到钟声而心生悔意。但从心性史角度看,灵与肉是可以分离的,换言之,灵与肉共在,弗朗索瓦一世今晚仍可能还不回宫。1955年,历史学家吕思勉在给华东师范大学毕业生讲话时讲起一段家史,他说自己的祖先吕公是明朝的“失节者”,做了清朝的“伪官”。现代人吕思勉内心深处端坐着传统儒者的名节观,这一不变的心态与其历史写作两不相碍。
  目下,记忆研究方兴未艾。心性史与记忆研究的根本不同在于,心性史研究过去积淀于现在的痕迹,而记忆研究则侧重于现代如何想象过去。后者涉及为何要研究历史,按照尼采的说法,一是好古,一是纪念,而最好的是与“生”——Leben紧密结合的历史。但是,如此一来,与纪念的历史一样,历史叙述必然带有非历史的当下性。是的,对于文字这种历史/记忆的媒介,历来存在截然对立的理解:一种是怀疑的态度,认为文字在人心中播下“遗忘”, “能愈多而德愈薄矣”。另一种认为文字具有魔力,是作为抵抗第二种社会之死——忘却的武器。从文字发明到印刷术的普及,再到今日电子媒介的无所不在,我们身处“链接性转向”(connective turn)时代。历史成为“潜在性”知识。人们不必在尘土堆中呼吸发霉的空气,寻寻觅觅,只需凭借一定的工具即可乾坤大挪移。“链接性转向”让冷漠的历史学终于感受到“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的寒冬:固有的学科常识正在摇曳。
  回思16世纪末以降三百余年间中国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大致可以看出如下知识变动的轨迹:耶稣会士将中国知识传入欧洲后,影响了18世纪启蒙思想家思考世界的方式及其对中国的认识,此乃“宋学西迁”的结果。19世纪来华西人传播的西学知识形塑了中国人的自我/他者认识,开启了建设现代国家的历程,是为“西学东渐”的产物。1895年“甲午战争”后,中国知识人大举东渡,移植日本西学知识(包括传入日本的来华西人传播的西学知识),更加速了这一进程,这是“东学入中”的知识往返。
  学者日用而未必尽知。《亚洲概念史研究》系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主办的学术集刊,本书致力于从概念史的角度研究近代知识空间的形成,进而探讨别异于欧美的中国乃至东亚的现代性问题。1922年,在西潮滚滚、骎骎乎有席卷全国之势下,一群学贯中西的知名学者会聚南京大学的前身——国立东南大学,创办了《学衡》杂志。《学衡》旨趣曰:“诵述中西先哲之精神,以翼学;解析宇宙名著之共性,以邮思;籀绎之作必趋雅音,以崇文;平心而言,不事嫚骂,以培俗。”逝者不可追,犹待来者。


内容简介:
    本书接续前两辑的意旨,所刊载的论文以概念、文本、制度为切入口,以中国现代知识体系的生成与流变为基础,在东亚范围内进行比较研究,并在全球史的视野之下,从中国和东亚的视角与欧美学界进行理论对话。全书共收入论文九篇、书评一篇,分“文本比较”“概念考古”“耶稣会时代”“概念史的谱系”四部分,通过对历史上主导概念的研究来揭示时代特征,以推动亚洲概念是研究的新展开。

章节目录:

序:重审中国近代/孙江


文本比较
一部缺失“开化”的“开化史”——田口卯吉《支那开化小史》与日本文明史学之困境 /黄东兰
西周与严复——以学问观、道德观为中心 /高柳信夫
严复的“格致”:从培根到斯宾塞——以《天演论》前后为中心 /沈国威


概念考古
从“启蒙”到“启蒙运动”:近代中国“Enlightenment”的概念史/ 陈建守
民族概念及其对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影响/ 王马克(Marc Matten)


耶稣会时代
利玛窦的南昌记忆——朱国桢《涌幢小品•浮提异人》研究/ 宋黎明
《天学传概》同名异文考论/ 谭树林


概念史的谱系
概念史:德国的传统/ 冯凯(Kai Vogelsang)
作为话语事件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张凤阳、李智


书评
莱因哈特•科塞雷克:《概念史》与理解史 / 石坤森(Stefan Christ)


作者简介:

  张凤阳,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著有《政治哲学关键词》(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现代性的谱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


  孙江,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教授。著有《作为他者的宗教——近代中国的宗教与政治》(台北:博扬文化,2016年)、《中国の「近代」を問う——歴史?記憶?アイデンティティ》(东京:汲古书院,2014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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