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里摆夷之生命环：陶云逵历史人类学文选》编选了陶云逵的重要代表作，并由编者撰写长篇导读，书后附有陶云逵生平及其著述目录。

　　中国人的现代思想之路走得很艰难。当一种文明处于危亡之时，有志之士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有识之人则常感一切运化未明，不可妄断。当一种文明处于再生之际，则必须将外来的新思想、新情势会通于自身文明的本源和历史之中，陈寅恪先生所言“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乃是最恰切的体现。此间所谓的道器之争、体用之辨，便是其中的艰难所在。
　　然现代学术之变，终不离中国文明之根本。清末以来虽新学迭出，思想的底色依然是靠经学和史学两个面向来铺展的。先是廖平、康有为取今文经学的路子托古改制，重启公羊三世之说，掀起一番经学革命，将进化之道融于大同说中。后有章太炎拨乱反正，以史为宗，谓《春秋》为史家之实录而非万事之圣经，而铸古文经学为史学，以文史续传民族命脉。严复则应“世变之亟”，鼓呼“群学”，将“善群者”的培育作为通向中国现代道路的起点，并秉承玄奘之志，致力于中西转译和会通的事业。如此等等，说明无经史之变，当无现代学术之变，无对于中国文明本源和历史的诠释与重构，单凭一味的移植或应激反应，便无文明传续和再生的基础。
　　由此看来，中国现代思想的开与合，不仅是一种采纳学问新法的过程，更是一种自身文明之反省和回归的过程。王国维借充足理由律来疏解新材料，探究殷周制度变革，求的是上古史变与经本的关系，强调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制度精神所在。陈寅恪广泛使用考订参证之法，考察中古史胡汉杂糅、民族混融的历史局面，乃是要以文化而非种族来论中国，期望确立一个文化绵续的新时代。史学的更新，一时间可谓百家争鸣，既催生了对于理解中国文明的通观视角，也通过新的观念、方法和材料重新厘定了历史变迁中的关键议题。
　　而新兴的社会、经济、法律等诸学科，倡导的亦是“中国化”的思想取径，不仅守持着文明结构中的元问题，且牢牢地把握着现代变迁背景下古今续接中的实质性难题。譬如，经济史有关永佃制和包买制的讨论，并未一味地迎合现代权利理论，而是将中国历史与现实中特有的土地关系和社会连带所产生的经济效果呈现出来。“亲属法”论辩，则是在礼法之争的大背景下，将问题的焦点锁定个体本位之现代法律体系与家族本位之传统宗法制度间的张力。即便陶孟和用最新的社会调查手段，针对最新的工人阶级所做的研究，也是通过记账法的方式将研究客体落实在家庭而非个体上。更何况潘光旦用优生学原理，来考察家族世系中的位育问题；杨开道虽倡导农村自治，承接的却是吕氏乡约传统以及朱子加以增损的义理；费孝通所论双轨政治中的皇权与绅权，将焦点放在了基层社会治理中中国所独有的教化面向上。凡此种种，印证的正是现代学术变迁中始终贯彻的一种文化自觉意识。

　　陶云逵（1904-1944），是20世纪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史上一位重要学者。在体质人类学、西南少数民族研究和边政学领域有开拓性的贡献。曾留学德国柏林大学，是继蔡元培1926年在中国首次提出“民族学”及其界说之后，积极将德国民族学——主要是德奥传播学派的理论与方法系统介绍到中国，并开展一定规模的实地调研的人。他不仅继承了20世纪德国民族学对“精神”的关注，也将历史特殊论和传播论带进中国的实地研究当中。他的民族志具有深厚的文化史底蕴，其中所倡导的文化论复原了文化的精神本质，阐述了文化作为生命体存在的规律、文化与团体和个人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化与国族的非对应性。陶云逵以经验研究与观念分析为路径，批判了对文化进行功利化和国族化的实用主义解释。同时，他也是少数能够得到当时燕京学派社会学和中研院两大学术阵营承认的学者，是双方学术沟通的桥梁，也是边政学的重要奠基人物之一。

文化与民族精神——陶云逵及其作为“精神科学”的人类学遗产解读（节选）

导读 文化与民族精神——陶云逵及其作为“精神科学”的人类学遗产解读

历史与民族志研究
华欧混合血种——一个人类遗传学的研究
几个云南土族的现代地理分布及其人口之估计
大寨黑夷之宗族与图腾制
西南部族之鸡骨卜
车里摆夷之生命环

    徐序
    自序
    第一章 摆夷之家庭与阶级
    第二章 车里摆夷之家庭与阶级
    第三章 车里宣慰使司之政治制度
    第四章 婚姻制度与婚嫁仪式
    第五章 家庭生活
    第六章 生产习俗与教育制度
    第七章 公共生活与娱乐
    第八章 丧葬

16世纪车里宣慰使司与缅王室之礼聘往还
几个云南藏缅语系土族的创世故事

文化理论及其应用
文化的本质
文化的属性
个人在文化中的参与
《西南边疆社会》绪言
社会与文化之性质及其研究方法
论边政人员专门训练之必需

书信
邢公畹致冯文潜函（1942年5月）
邢公畹致冯文潜函（1942年6月）
陶云逵致冯文潜函（1942年7月）
陶云逵致冯文潜函（1942年8月）
黎国彬致陶云逵函（1942年8月）
黎国彬致陶云逵函（1942年8月）
杨成志致陶云逵函（1943年9月）
陈梦家致陶云逵函（1943年9月）
吴定良致罗常培函（1944年2月）

附录一 陶云逵生平
附录二 陶云逵论著目录

 

　　陶云逵(1904—1944)，原籍江苏武进。1924年就读于南开大学，1927年赴德国，先后于柏林大学和汉堡大学攻读人类学、遗传学和民族学，获人类学博士学位。归国后，1934年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编辑员。后应当时云南省教育厅邀请，赴丽江、中甸、维西及滇缅、滇越边境地区做田野调喳，长达两年余。抗日战争期间，寄居昆明，先后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兼南开大学文科研究所边疆人文研究室主任，主编《边疆人文杂志》。1943年以历史人类学教授之名接受南开大学聘书，此为全国首例。1944年1月26日，因感染回归热去世，年仅四十岁。曾昭抡沉痛写下：“此等学者，死去不需一秒钟，再生产一位，却要几十年。”
　　杨清媚，人类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涉及学术史、宗教人类学和政治人类学，曾出版专著《最后的绅士——以费孝通为个案的人类学史研究》。由于对费孝通与陶云逵在魁阁时期的学术对话产生兴趣，博士后期间开始做陶云逵研究，并多次到西双版纳地区做田野调查。现致力于佛教社会的比较研究。

　　云逵是从德国人类学家Fisher大师门下出身的。德国学派和英国学派有很多地方刚刚是针锋相对。前者注重历史、形式、传播，从各方法的相异之处人手；后者注重现代、功能、结构，从各方法的相同之处人手。德国学者不肯相信文化不过是满足凡夫俗子平常生活的工具；英国学者却不愿相信文化是有它内在发展的铁律，是天地精华的不住外现——我不想在这里申引两派文化论的差别，只是想说云逵和我二人师承不同，因之见解也有不同。因为我们在基本出发点上有些不同，所以讨论时也更显得有趣味。
　　——费孝通
　　
　　生于1904年的陶云逵，曾留学德国；1933年回国之后，长期在西南边疆从事人文研究。陶云逵身上有着老一代欧化学者的风范，他同时有选择地汲取了德奥民族学与国内古史论的养分，融会贯通而形成自己的风格。他的民族志具有深厚的文化史底蕴，其中所倡导的文化论复原了文化的精神本质，阐述了文化作为生命体存在的规律、文化与团体和个人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化与国族的非对应性。陶云逵以经验研究与观念分析为路径，批判了对文化进行功利化和国族化的实用主义解释。这种批评不仅在当时富有预见性，在今天亦同样有力量。
　　1944年，陶云逵刚迈入不惑之年即因病逝世。他的早逝，是中国学术的不幸。我们的“现代心学”之失落，与他的过早离世有着密切关系。
　　——王铭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