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榫”时代的文学
文 | 王鹏程

　　这是一个“脱榫”的时代。
　　一百多年前，契诃夫说 ：“生活正在逐日变得复杂，而人们却明显地变愚蠢了。”契诃夫所说的这种“脱榫”现象，在当下的中国，已全面、彻底地浸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万物破碎、价值虚无、意义消解，一切坚固的东西崩碎坍塌，一切神圣的东西烟消云散。这种“脱榫”最大的特征，就是“五四”之后所确立的人的主体意识和价值观念，在中国刚露出胚芽，就被专制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东风”与“西风”摧残殆尽。文学不再以追求、创造人类自己境界的能动主体为使命，而是以怀疑、孤独、分裂和绝望为主题。别人的故事成了我们自己的故事，我们的故事却无法成为别人的故事。在“别人”和“我们”之间，我们做不到帕慕克所说的双向通达。模仿在我们绝大多数作家那里，已经等同于创造。我们是数字意义上的“文学大国”，却是文学意义上的“蕞尔小邦”。作品数量在几何级数上增长，原创性和创造力却裹足不前甚至急剧下滑。那些所谓反映现实的峻切沉痛之作，不是被表层的现实捆绑，就是沉湎于报告文学式的浮光掠影，或是迷恋于下水道的腐败景观，无法深入生活和存在的腹地，刺透荒诞现实的本质，升腾出有价值思考和有精神意义的气象。那么，我们还需要文学干什么？
　　文坛充满喧哗与骚动，文学成为一个充满现实意义和世俗价值的名利场。文学丧失了语言、修辞、想象和精神上的自律性，无法处理现实的纷乱颓败，也无法提供心灵的安妥，更遑论兑现奔向丰富、深沉以及多样世界的承诺。我们没有能力给现实和存在赋予“意义”。这种“意义”，正是文学存在的必要。这种“意义”，在鲁迅、老舍、沈从文、张爱玲、汪曾祺等那里，也曾昙花一现。而前辈们无法同化的、气象迥异的陌生性以及生机勃发的创造性，在当下文学里，却气若游丝或尚付阙如。我们不缺乏“写法”，却无法彰显出“意义”。我
　　们更多的时候是在“写法”的大海里寿陵失步，丧失了把握“意义”的能力和机会。
　　在不少小说家和研究者眼里，小说也遵循着线性时间的进化律。卡夫卡、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米兰·昆德拉、奥康纳、雷蒙德·卡佛等在中国文坛，已经呈现出马尔萨斯式的过剩。塞万提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托马斯·曼等古典作家和经典作品已不合时宜。作为一种文学形态，卡夫卡、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等现代主义小说家抛弃了古典主义的黄金视角，管窥蠡测到了人类内心的黑暗风景。但在他们那里，爱、同情、悲悯、宽恕等人类主体化的感情丧失了意义，怀疑、孤独、分裂、绝望等不断膨胀，成为小说主导性的精神世界。倘若现代小说不能以自身的丰富性和完整性来与异化的社会现实对抗，超越异化的现实所强加给人类的片面性，在审美空间中给人以希望、慰藉、勇气、力量等积极因素，将人还原为人类合理性存在意义上的完整的人、饱满的人，那么，它就永远只能在封闭的世界里循环，找不到突围和救赎的路口。
　　有小说家云：像托尔斯泰那样的珠穆朗玛峰，我们不可能有人超越，因而只能寻找矮小的山丘或峁梁。这无疑是聪明的回答，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无视或者绕过经典。相反，我们要通过这些人类艺术的最高典范去确定我们努力的方向。这些传统经典最大的意义就是确定了小说精神，提供了可供参照和镜鉴的精神维度、价值判断和审美经验。这些与作者的生命同构的深刻经典，面向人类面临的永恒问题，以对生活的合理性和生存的目的性的追寻和确认，对生命的神秘性的勘探，对人类自身命运的思索，获得了经典的地位。它们如同艺术长河中的北斗，具有方向性的意义。笔者这本薄书无甚高论，企图通过自己对经典形态小说和小说精神的粗浅理解，去衡定二十世纪后半期至今的中国小说。回顾这六七十年的中国小说，自由和诗意这对小说的“天足”，先是被时代的裹脚布束缚，甚至遭受惨烈的“刖刑”。哭哭啼啼的“伤痕”文学拉开了新时代的文学帷幕，小说逐渐走上了康健之路。然而好景不长，它又被市场化、商业化、消费化的狂风巨浪裹挟。三十年的时光流转，塑造了今日“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的迷离图景。名目众多的文学奖项甚至包括渴盼已久的国际巨奖也无法改变颓败的文学景观，任何神圣伟大的东西在这个神奇的国度都会大打折扣，足见这个“染缸”或者“酱缸”的厉害。窃以为，中国小说家不将自己身上的“狼奶”“奴性”和毒素挤出去，不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不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不遵从灵魂的自由召唤，不肩负起文学的使命和责任，不“沉浸在自我之中”，绝不可能创作出具有陌生性、原创性的杰作来。这里借用的赫尔岑所言的“沉浸在自我之中”，“不仅需要心灵非常深邃，足以随时自由潜隐，而且得具备独立自主、巍然不动的惊人力量” 。可叹的是，“在卑鄙龌龊、沉闷窒息、没有出路的环境中，能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的人是不多的”。
　　本书的内容有些庞杂，有小说精神的阐发、小说谱系的梳理、作品版本的考校以及具体作品的批评分析，但基本上都是紧紧围绕“小说精神”这个暗格而展开的。限于本人水平和学力，所见可能鼠目寸光，所论未免严苛，不虞和谫陋之处，祈求方家和读者批评赐正！
　　是为序。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日草于长安小居安
　　二〇一七年三月四日再改于小居安

　　本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从托尔斯泰、加缪、马尔克斯、略萨、大江健三郎等人的创作和文学理论入手，结合中国文坛当下莫言、余华、阎连科、陈忠实等人的创作，深入阐述了“小说对自由的召唤”“小说的反叛精神”、小说中现实与虚构的关系、小说的情欲书写、小说的边缘意识等小说叙事和写作的 核心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第二部分从小说的文体、观念等入手，选取了现当代重要的作家作品，深入分析了沈从文、贾平凹、浩然、刘玉民、余华等人创作中文体、观念和叙事问题。第三部分从文学谱系、版本、地域文化等入手，选择了当代文坛的经典文本，分析了《创业史》的文学谱系、秦腔对陕西当代小说的影响、《秦腔》的艺术问题、《白鹿原》的版本问题、《黄河东流去》与中原文化等。

“脱榫”时代的文学（代序）
小说的精神空间
　　朝向托尔斯泰的景象——论小说对自由的召唤
　　“如同堂吉诃德那样挺起长矛冲向风车”——论小说的反叛精神
　　“谎言中的真实”与“真实中的谎言”——论小说中现实与虚构的关系
　　马尔克斯的忧伤——论小说的情欲书写
　　“回到德行的时代”——论小说的道德态度
　　论小说的“边缘意识”
小说的文体、观念与气象
　　沈从文的文体困境——从沈从文的长篇残稿《来的是谁？》谈起
　　《被开垦的处女地》在中国——传播与影响的考察
　　《废都》与《金瓶梅》之比较
　　“怕君着眼未分明”——论叶嘉莹先生的《艳阳天》研究
　　《骚动之秋》简论
　　魔幻的鬼影和现实的掠影——评余华的《第七天》
小说的谱系、版本与地域性
　　《创业史》的文学谱系
　　秦腔对陕西当代小说的影响
　　《秦腔》的艺术问题及当下的批评危机
　　《白鹿原》的版本及修改问题
　　路遥小说的道德空间
　　《青木川》：在历史的缝隙里窥视“土匪”的秘密
　　“被悬挂起来的人”——《带灯》与当前小说写作
附录 思想的王国，语言的石匠——关于安黎文学创作与作品的谈话
后记

　　王鹏程，1979年生于陕西永寿，文学博士，现为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主要从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曾在《光明日报》《文艺报》《文学评论》《南方文坛》《小说评论》《鲁迅研究月刊》等报刊发表论文七十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等数项。曾获陕西省社会科学界第八届学术年汇优秀论文奖（2014）、第四届陕西省文艺评论奖二等奖（2015）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