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辛德勇

 

* 本文为辛德勇教授2017年3月12日在三联书店讲座“像小孩子一样真心思考——我的中国印刷史研究”的现场发言。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朋友：

 

大家好。新春佳节刚刚过去，很多人还沉浸在节日的喜庆气氛当中。衷心感谢各位朋友来到这里，听我来讲一些话，关于我刚刚在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印刷史研究》这本书，关于我的中国印刷史研究。

 

我想在座朋友，有一些人，会对我的学术经历和学术研究有一些了解，知道我从读研究生时起，首先进入的学术领域，是一门叫作“历史地理学”的学科。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在历史时期的各项地理要素及其组合与变迁。

 

仅仅知道这一情况的朋友，或许对我研究中国印刷史、并且出版了这部《中国印刷史研究》，感到有些诧异。另外，还有一些读过很多关于中国印刷史的通行书籍的朋友，则可能对突然间冒出辛某人这么一号程咬金式的人物，更是感到惊奇。

 

为此，我想在这里简单谈谈自己从事这方面研究的缘起，以及已有的研究经历。其实，这也就是这本《中国印刷史研究》的由来。

 

　　关于这一点，说起来很简单。这就是从2004年开始，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调到北京大学历史系教书，讲授的研究生课程，有一门是“古籍版本学”，而所谓“古籍”，是指中国古籍。古籍版本学当然不能等同于中国印刷史，但讲课过程中，有很多内容却与中国古代印刷史纠结在一起，彼此很难清楚割裂开来。讲课，自己先要大体明白，可在备课过程中，常常发现有一些中国印刷史上十分重要的基本问题，既有的通行说法，我自己就不能接受。连自己都不接受，那又怎么去给学生讲？于是，我就在教书讲课的同时，选择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尝试着做出自己的探索。这本《中国印刷史研究》，就是这番尝试的初步成果。

 

 

《中国印刷史研究》，辛德勇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11

ISBN: 9787108056207

 

 

听我讲到这里，在座的朋友，或许有人要问：《中国印刷史研究》这本书所涉及的问题，既有的结论，都已通行多年，大家都这样谈，说得也都很自然，俨若天经地义，为什么偏偏你辛某人就不能接受而非要另立新义不可？

 

　　我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就是今天想和各位朋友交流的主题，此无它，即“像孩子一样真心思考”。

 

 

 

（一）

 

研究历史问题，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往往因人而异。这是人文学科研究中很普遍的状况。时下中国学术界的具体状况是：那些自视高大上的学者，大多都怀揣着一套套外洋舶来的理论、方法、范式，以此来审视、探究历史问题；至少也要先悬想一个你所“意识”到的“问题”，再根据这个“问题”的“意识”，找一找有什么符合这一套路的东西，值得动手去做研究。

 

这或许确是中外学术界绝大多数学者本应去走的康庄正途。不过我很愚笨，由于本来就是从理科硬混进来的非正途出身从业者，因而一直在补课，补充一些最基本的基础知识，程度是很低的，实际上一直都处在一个起步、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效步”的阶段。立足点如此之低，自然难以进入一个比较高级的状态，于是，就常常像小孩子一样，想一些看上去似乎很弱智的问题。

 

这些问题层次固然不高，但很真，都是我看不明白弄不懂的事儿。生活的经历告诉我们，小孩子最喜欢刨根问底地向大人询问“为什么”。这首先是由于孩子小，懂的太少。不懂事儿的小孩，常常会把懂事儿的大人弄得哭笑不得，无可奈何。因为大人怎么也跟他说不明白。

 

然而，在另一方面，我们也确实可以看到，还有很多被大家视作天经地义而不愿再加以思考的事情，实际上人们并不清楚。仔细思索，总会发现，这样的事情，根本经不起小孩子的简单质问：“为什么？”

 

一番思索之后，知道这些问题并不像你以前感觉得那么清楚之后，再退后一步，稍微展放一下视野，你马上又会发现，这些被众人习以为常而不加怀疑的事情，往往都是某一研究领域中最为基本的问题。那么，一个意想不到的景象，自然随之呈现——你会看到，很多学者夸夸其谈的高大上研究，那些曾经令你眼花缭乱、目眩神迷的高谈阔论，原来是建立在流沙滑土之上，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或者让你产生一种“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的感觉。

 

这样一来，小孩子式的思考和疑问，就显现了价值，而且往往还会具有很大很大的价值。这是因为，小孩子的头脑，没有受到后天灌输的干扰，没有什么先验的“公理”无可置疑，或许更加本能，从而更能体现认识的本质，更能体现人类认识事物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递进次序（其实那些不会说话的畜生恐怕也是这样）。一句话，只有这样做，总更加合理。

 

我在给学生讲授“古籍版本学”课程时遇到的中国古代印刷史问题，大体上都是这样一些看起来似乎很浅层、很表象的内容，但也可以说是这一门学问当中最最基本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假如说我的研究也有什么共同的方法论可言的话，“像孩子一样真心思考”，就几乎成为考求这些问题最为内在的共同方法；或者说是一种算不上方法的方法。

 

之所以要在这里特别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前此我已撰写过一篇题作《写在<中国印刷史研究>出版的时候》的文稿，很详细地讲述过我在撰著这本《中国印刷史》的过程中所秉持的一些基本观念和贯穿全书的一些共同研究方法。与《写在<中国印刷史研究>出版的时候》一文所谈过的方法论问题相比，我在这里所谈的内容，虽然更为简单，但若是藉用一句俗语来讲的话，便犹如“大法无形”，实际显得要更为抽象一些，自然也就更具有内在的属性。

 

　　下面，我就举述《中国印刷史研究》这本书中论述过的三项具体内容，来向大家说明这一点。

 

 

 

（二）

 

首先，讲述一个与我主张的这种小孩子思索方式截然相反的例证，这就是英国学者巴雷特（T. H. Barret）先生晚近以来对中国印刷术起源的研究。

 

举述这位巴雷特先生的研究，是因为他的研究受到国际上诸多学者的称赞，很有代表性。也可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世界各地兴起的中国印刷史热潮中，这一研究代表了一种颇有普遍性的“范式”。这种所谓“范式”，总的来说，是相当多一批研究者，在严重缺乏中国印刷史基本知识的情况下，仅凭一种很不确定的感觉，或是模模糊糊的印象，当然更加理直气壮的是还都怀揣着他们自以为是、并且还很时尚的某些“问题意识”，就唐突冲入这一领域，用超逸玄虚的概念，来阐释这一形而下下的问题。

 

巴雷特先生的中国印刷史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印刷术起源的探讨上。为此，既出版过专著，还发表过一些论文。

 

一般来说，探讨印刷术起源，首先必须解决的应该是印刷术的发明这一核心问题，亦即在何时何地由何人做出了这一历史性的贡献。其中具体是由“何人”实现或完成的这一发明，往往不易考求，但大的时代和地域，通常还是能够认知的，也是在探求印刷术起源问题时首先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不同寻常的是，这位巴特雷先生竟然避而不谈印刷术的“发明”，而是采用一个极为诡谲的辞语——亦即“发现”来取代“发明”。按照巴特雷先生的看法，是大周则天女皇帝武曌“发现”了雕版印刷这门技术。

 

尽管有不止一位西方学者，对此表示认同乃至赞赏，但我还是先以小孩子的幼稚眼光来审视巴雷特先生这一表述。

 

　　在小孩子眼光的审视下，疑问自然随之而生：那么，很幸运地被武则天偶然“发现”的雕版印刷技术，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是藏在羊毛袜子里的圣诞礼盒么？还是像新大陆一样自开天辟地以来即有的存在？如果是羊毛袜子里的圣诞礼盒，就需要清楚指明是在何时何地由何人放进去的；如果是像新大陆一样的固有存在，则需要具体揭示是在何时何地由哪位外来的人物航海登陆，踏足其地，最先找到了这片沃土。——人们所应从事的研究工作，实质上与对“发明”的探索一模一样，终究不能回避对“何时何地何人”这些最基本要素的探索和解答。

当然，巴雷特先生在完全回避这些基本问题的同时，也颇费心机地另外找寻到一个脱身之术，这就是将武则天定位成一个“把印刷术推向更广泛使用的主要负责人”。这实际上是说，武则天对印刷术发展的贡献，其实也不是她独具慧眼“发现”了凡夫俗子无法看到的既有存在，而是把既有的印刷术“推向更广泛使用”而已。手腕轻轻一抖，又像变戏法一样，把“发现”替换成了“推广”。

 

最让大人狼狈的是小孩子往往不依不饶，不是一个“为什么”，而是“十万个为什么”。不管你手法抖得如何机灵，必然还要随之追问：“那么，武则天到底做了哪些推广工作呢？”还有：“她的推广工作又产生了哪些前所未有的重大成效呢？”瞒天过海，并不容易。巴雷特先生的困境，就是他没有能够出示任何一条哪怕可以起到间接旁证作用的事实依据，只是讲了一些莫名其妙的猜想而已，而且其间充斥着十分低级的史料、史事错误；甚至可以说，巴雷特先生竟然用奇异的想象，替代了实事求是的研究。

 

这样的研究，在那些为其叫好的人看起来，俨乎其然，但在小孩子的目光审视下，看到的只有满纸荒唐言，再加上作者的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把相关史事，弄得一片狼藉。如此奇异而且不切实际的论述，小孩子都看不下去，我当然要予以严厉驳斥。

 

 

 

（三）

 

谈到印刷术的起源，对此稍有了解的人，都会想到1966年在韩国庆州佛国寺释迦塔内发现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这是一件雕版印制的汉文经卷，属于佛教的密宗。

 

　　庆州佛国寺释迦塔内藏弆的这件《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面世之后，成为海内外学术界在探讨印刷术起源问题时普遍关注的焦点。中国、韩国、美国、日本诸国学者，围绕着这篇《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的雕印地点是在中国、还是韩国，时间是在武则天时期、还是在此之后，发表过很多论文，可谓连篇累牍。

 

在这里，我想仅以其刊刻地点为例，谈谈怎样以一个小孩子的思考，来审度这一问题。中、韩两国学者在探讨这一问题时，各自都有一大批人，出于狭隘而又强烈的民族情绪，力主这件《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一定是雕印于本国，是本民族的伟大创造。这些学者们，以所居住的国家为阵线，各执一词，对垒互击，长时间难解难分，在很大程度上都丧失了学者本应持有的客观态度。

 

可是静心观察，却可以发现，对峙的双方都没有思考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即只要略一翻检，即可知悉，这种《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对信奉者的供奉方式，是有明确而又特殊要求的。这件《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被发现时，是存放在释迦塔第二层上一个小型龛室之内，外面分别盛以两重或金或银的“舍利函”，极其敬重。庆州本是古新罗国的都城，如此敬重的供奉形式，表明佛国寺应是一座与新罗国王室具有密切关系的寺院，供奉此经于释迦塔内，应属新罗王室所为。这样一来，在郑重安放这卷《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时，更应尽可能符合经文的要求。

 

按照经文的要求，要想更好地实现《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除障灭罪、延年增寿的功效，最好是同时制作七十七本或九十九本，“置于塔中而兴供养。如法作已，命欲尽者而更延寿，一切宿障、诸恶趣业悉皆灭尽，永离地域饿鬼畜生。所生之处，常忆宿命，一切所愿皆得满足，……一切众病及诸烦恼咸得消除”。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期间，在辽庆州故城的一座释迦佛舍利塔内发现的雕版印本“根本陀罗尼咒”，本属《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中的咒语，就是遵照经文规定的程序安放。在这座释迦佛舍利塔内发现的辽兴宗重熙十八年撰写上石的一通建塔石碑，记载“当年七月十五日，于相肚中安置金法舍利，并四面安九十九本枨竿陀罗尼，及诸供具，莫不依法臻至严洁安置供养”。这正与《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的要求相吻合，而且释迦塔内还发现有一块錾刻有“善男子应当如法书写此咒九十九本，于相轮橖四周安置”云云经文的银板，更为清楚地体现出依照经文要求而同时成批供奉大量经咒的重要意义。

 

面对这种情况，若是以一个小孩子的简单思维方式，来审看韩国庆州佛国寺释迦塔内发现的这卷《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自然会发出这样的疑问：“这卷《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若是印制于新罗境内，怎么会仅此一卷？”也就是说，若是出现这种情况，是严重违背常情常理的。新罗在自己国内要是能够雕版印刷这一经卷，一定会严格按照经文的要求，在释迦塔内如数供奉，而不会仅此孤零零一卷。

 

由此推论，这卷《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便只能是由唐朝请到新罗。由于远道携带到新罗国内的仅此一卷，尽管数量未能满足经文的要求，但得之不易，而且这种印刷文本在当时还是一种全新的制作形式，出自新罗王朝倾心仰慕的大唐，所以还是盛以金函银函，郑重供奉在佛国寺的释迦塔内。

 

情况就这么简单。用不着舍近求远，讲那些不着调的大道理。

 

 

 

（四）

 

下面，再举述我是怎样来否定明代所谓“铜活字”印刷的问题，进一步说明我这种简单的研究方法。

 

中外学术界通行多年的所谓明“铜活字”印本，其实从未有人提出过切实可信的依据，只不过一犬吠影，百犬吠声，人们早已习以为常；或者更准确地说，实属积非成是。

 

我否定明代所谓“铜活字”印刷的文稿，写成后投给《燕京学报》的时候，主编徐苹芳先生，很快打电话通知我，说是文章“不成”，并告：我不能随意推倒学术界的定论，他请教过很权威的大专家，专家宣称这个案是翻不得的。听到这话，我很诚恳地向徐先生解释：“为这篇文章，我花费了较大功夫，自信基本观点经得起检验，希望能在《燕京学报》上发表。请求他最好能再考虑一下，给我这个机会。”两个星期之后，徐先生又一次打电话给我，说是十分仔细地审读之后，完全赞同我的观点。这样，很快就在《燕京学报》上帮助刊发了这篇文稿。

 

其实我对这一问题的论述，讲的也是一个十分简单的道理。

 

前人认定明代所谓“铜活字”印本，能够清楚说明的依据，只是在一些金属活字印本上摆印有“活字铜板”（或书作“活字铜版”）或“铜板活字”的标记。

 

　　可是，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活字印刷与雕版印刷，在技术上有一个重大的差别，这就是雕版印刷的每一块书版，都是一个整体，而活字印刷的书版，则是由直接接触纸张的活字“字钉”（古人称作“印”或“字印”）与承放这些字钉的“版片”（古人或称“字盔”、“字盘”）两大部分组合而成，而这两部分的材质，既可以基本一样，如元代王祯行用的木活字印刷，以及清代的武英殿聚珍版，字钉和版片都是木质（武英殿聚珍版摆印活字时所用陈年楠木制作的版片，称作“槽版”）；也可能大不相同，如毕升发明的泥活字印刷，字钉是泥质，而版片却是铁质。

 

　　因此，只要开动脑筋，认真思索，就连小孩子也不难想到：不管是“活字铜板”，还是“铜板活字”，都不一定是指二者组合之后形成的书版，亦即所谓“铜活字版”，而完全有可能只是指承放字钉的版片。也就是说，小孩子难免要问：“铜版（铜板），不就是安放字钉的那一块铜质硬版（板）吗？”

 

在明代以前，我们可以看到南宋时人周必大曾以“胶泥铜板”印制过他自己撰写的《玉堂杂记》，这是将泥活字安放在铜质版片上印书。明末人方以智，讲到当时通行的活字印刷方法，其字是“用木刻之，用铜版合之”；清康熙时有王士禛等人，仍然说当时应用的活字印刷，是“用木刻字，铜板合之”。方以智和王士禛等人讲到的情况，显然是将木活字安放在铜质版片上印书。

 

　　由这些泥活字“铜板”或是木活字“铜板”印刷的实例，透过小孩子的目光，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出一个简单的推论：即像以往通行的那样，把明代金属活字印本上的“活字铜板”或“铜板活字”注记视作所谓“铜活字”本的标记，完全不合乎情理。这些书籍上的“活字铜板”、“铜板活字”注记，只能表明这些活字印本在印制时采用了铜质版片来承放字钉，而根本没有涉及字钉的材质，据此推定的所谓明“铜活字”印本，当然完全不能成立。根据切实可靠的明人记载，这些所谓“铜活字”印本，其实是用“铜版锡字”的形式印制。也就是说，其活字字钉本来是用锡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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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举述的这些事例，是我在这本《中国印刷史研究》中通过像小孩子一样的认真思考所解决的几个重要问题。其实全书论及的所有问题，基本上都是依循这样的途径，像小孩子一样思索，总发现问题，解析问题，得出新的认识。

 

在我看来，像这样做小孩子式的思考，更深一层的意义，在于什么是学术研究的本质？我认为，学术研究的本质，是探求真相，这就是所谓“求真”。谈这一点，是相对于“致用”。真的一定有用，“求真”是“致用”的基础，是真正“学以致用”的出发点，真的就一定有用，一定会“致用”。

 

当年我完成博士学业的时候，谭其骧先生审查我的博士论文《隋唐两京丛考》。谭先生写的评语，强调的就是这一点，肯定我的论文因着力“求真”而能有用。这给了我很大鼓励，鼓励我从事学术探索，一直以“求真”为宗旨。

 

那么，“求真”的驱动力源自何处呢？驱使人们探求真相最强大的动力，来自好奇心，而小孩子好奇心最强。这种好奇心与生俱来，而岁月沧桑使绝大多数人的好奇心日渐泯灭。对于学者来说，所谓“致用”的功利心，是好奇心最大的杀手，一味求“致用”而得到的多是无用的成果。环顾吾国学术研究的现实，我想，大多数人能够明白，在中国，一个学者，要能始终保持一颗童心，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提到我在研究中得出的新的认识，在这里，还要稍加说明的是，我在书中各个部分，都对既往的研究，用这种小孩子的方式，尽最大可能，做了深入的考辨分析。思考的方式，虽然极为简单，极为平常，但这并不等于是在随便钞撮，更不像一些人很不负责任地指斥的那样，不过是很低下的“综述”而已。在这一过程中，我对每一个问题都做了很认真的思考，绝不是简单的归纳叙述，是在披荆斩棘，是在奋力芟除障目的杂草乱木，以去伪存真，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是所有负责任的历史研究都应遵循的路径，希望读者能够理解。

 

2017年3月12日于三联书店